這些經卷塵封於石窟崖壁的密室,其中六十七卷遺珍如何散落至山東?

這些經卷塵封於石窟崖壁的密室,在蛛絲和塵垢中已沉睡千年。百年之間,這六十七卷遺珍如何一路飄泊,從西北荒漠散落至山東?

這些經卷塵封於石窟崖壁的密室,其中六十七卷遺珍如何散落至山東?

《大乘無量壽經》卷軸全貌(藏文)

這些經卷塵封於石窟崖壁的密室,其中六十七卷遺珍如何散落至山東?

附有彩繪佛像的《佛名經》(省博藏)

這些經卷塵封於石窟崖壁的密室,其中六十七卷遺珍如何散落至山東?

《大方等大集經》卷首(省圖藏)

這些經卷塵封於石窟崖壁的密室,其中六十七卷遺珍如何散落至山東?

殘破的《思益梵天所問經卷》卷首(省圖藏)

2013年2月,敦煌研究院完成了一項調查,在全國範圍多個機構內,發現並證實了200多件之前未公佈或未開展過研究的敦煌遺書。

經過一段時間調查,筆者發現,在這批新發現的200多件敦煌遺珍中,總計有67卷現存於山東!其中,兩卷收藏在山東省圖書館(以下簡稱省圖)、65件收藏在山東博物館(以下簡稱省博)。

殘破泛黃的經卷穿越時空,包裹著無聲的文化密碼。百年之前,它們塵封於石窟崖壁的密室,在蛛絲和塵垢中已沉睡千年;百年之間,這六十七卷遺珍如何一路飄泊,從西北荒漠飄泊散落至山東?筆者獨家採訪了多位歷史文獻專家,破解山東現存敦煌遺書背後的謎題。

□斯坦因到來之前,七年間,王圓籙已零星分送兵官;後清廷命令將遺珍運至北京,沿途中,敦煌遺書如同灑水般散落各地,最後車隊乾脆開進了北京私宅……其中有的卷子被帶到了山東。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著一個洞窟中的積沙。沒想到牆壁一震,裂開一條縫,裡邊似乎還有一個隱藏的洞穴。王道士有點奇怪,急忙把洞穴打開,嗬,滿滿實實一洞的古物!”

這是餘秋雨在散文《道士塔》中的一段話,講述了113年前敦煌遺書被王圓籙道士發現的那一瞬間。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副所長沙武田說,這段話記錄的正是那個歷史瞬間:當時王圓籙在敦煌石窟中,無意間打開了一個長寬三米、高兩米的密室,裡面堆滿了以佛經為主的各種卷軸、經摺、冊子,總量有5萬餘件。

眾所周知,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用14塊馬蹄銀換取了24大箱經卷、3箱織絹和繪畫;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十大車、六千多卷寫本和畫卷;此外還有俄國人、日本人……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佔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沙武田稱敦煌遺書主要收藏在四個地方,大英博物館、巴黎、聖彼得堡和北京圖書館,每處收藏規模都在萬卷左右。

省圖和省博藏有幾件或幾十件,屬於“散戶”。這零散的幾十件,當初又是如何流入山東的呢?

沙武田稱,早在外國人前來攫取之前,從1900年到1907年,共有七年時間,王圓籙“一直沒閒著”,不斷將卷子拿出來送給當地官紳,當地兵官也前來索要。數年間,卷子不斷在當地官員和兵士中流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外省籍,其中就有不少山東省籍,後來持有敦煌卷子的山東省籍人士回鄉,敦煌遺書也就隨之來到了山東。

這是敦煌遺書散落山東的第一階段。1909年,清政府終於意識到敦煌遺書的價值,匆忙派人將藏經洞封存,並於次年命令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殘存的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沿途中,各地官紳和接待人員也不斷索要,敦煌遺書如同灑水般散落各地。押至北京後,押運官並沒向朝廷學部覆命,卻暗中把車隊趕進何彥升之子何震彝家中,何震彝與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將車上8000餘卷敦煌遺書全部侵吞。

“這期間敦煌遺書在北京形成了一個‘小市場’,一些官員、收藏家甚至一些日本收藏家都能夠零星蒐集和購買到。在北京為官的山東籍官員,有可能獲得一些敦煌卷子,回鄉時帶到了山東;也可能有些山東人或收藏機構前往北京購買。”沙武田稱。

山東大學文獻學教授杜澤遜稱,劉廷琛是晚清翰林院編修、末代帝師,同時也是著名的藏書家,1911年清廷覆滅後,他寓居青島,同時將所有藏書帶到了青島,並自建了一個藏書樓名曰“潛樓”。1932年劉廷琛在青島去世後,其潛樓的藏書逐漸散落,這其中就有敦煌遺書。

“我早就知道省圖有兩卷唐寫本卷子,但之前不確定是敦煌之物。其實,敦煌遺書有很多機會流散山東,像省博、省圖發現部分敦煌文獻,是相當正常的。”杜澤遜說。

□省博不少卷子蓋有省圖和王獻唐印章。67卷敦煌遺書很多原本是一家,抗戰爆發,這批敦煌卷子曾數千裡轉赴四川,被秘藏於四川樂山大佛寺崖洞中十餘年。新中國成立後,敦煌遺書迴歸山東,其中一部分劃歸了省博。

筆者在調查過程中,一個關鍵歷史人物的名字被反覆提起,那就是王獻唐。民國期間,王獻唐擔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蒐集和保存了大量古籍,抗戰爆發後,在他的努力下,大批山東古籍文物等被運往大後方。解放後,從大後方迴歸山東的大批珍貴古籍文物都放到省博了,這其中就有敦煌遺書。

省博2012年發佈的《山東博物館藏敦煌遺書敘錄》中,提到省博敦煌遺書中,有9卷的來源是山東省立圖書館。

原來,王獻唐在1929年出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在任期間,他廣搜典籍,充實館藏,秉持“變私藏為公藏”的理念,山東大量私人藏書陸續入歸公藏。“唐人寫卷,宋元舊槧,明清精刻及名家抄校稿本,達七百四十六種,三萬五千四百冊。”

著名王獻唐研究者、山東省圖書館副館長李勇慧稱,抗戰爆發,為躲避戰亂,保存山東文脈,王獻唐決定選取館藏文物圖籍精品,南遷至戰爭的大後方四川,這次南遷行程達3500餘公里,最後到達四川樂山大佛寺。王獻唐一行將圖書文物悄然秘藏於臨近樂山大佛的崖洞裡,封好洞口,為守護文物圖書,他甚至長年蟄居巖窟佛寺中。

1947年,王獻唐回到山東,曾向當時國民政府山東省相關負責人寫信,希望將藏於四川的山東文物運回,但國民政府忙於內戰,無暇顧及。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在王獻唐等人的協助下,才將這批遺珍運回。此時,王獻唐已不再擔任省圖館長,而是作為山東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人,同時還參加了山東博物館籌備工作。這批遺珍從四川回到山東後,大部分撥付到省博收藏。

日前,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所長馬德來到山東,對這批敦煌遺書做了考察和鑑定工作。他稱,省博中的很多敦煌遺書建國前屬於省圖,後來“分家”導致了今天省圖藏兩卷、省博藏六十餘卷的情況。

《山東博物館藏敦煌遺書敘錄》中也寫道:“山東博物館古籍中的精品都來自於前山東省立圖書館,這些古籍都經過了王獻唐先生親手鑑定和題跋。”

省圖相關工作人員稱,省博所藏的敦煌遺書中確實有一部分蓋有新中國成立前山東省立圖書館的印章,同時也有一部分有時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先生的印章和他所做的題跋。但由省圖分劃到省博的敦煌遺書目錄,一直沒有做過這方面的統計和考證,現在並不清楚。

□在一頁長約40釐米、高約30釐米的泛黃麻紙上,分兩排用楷體抄寫了62個佛名,每個佛名上方對應著一尊彩繪佛像,顏色和形態各異,整張彩卷圖文並茂,栩栩如生。

山東的這67卷敦煌寫本遺書,除《大寶積經》為經摺裝外,其餘全為卷軸裝,紙張以黃麻紙、白麻紙為主,還有一些經黃紙、打紙等類型。經卷呈黃褐色,有的經卷首尾俱全,有的殘破缺頁。卷高24釐米到27釐米之間,有個別卷子高30釐米,少量卷子展開後長40釐米到70釐米,但大部分長達6米到10米,捲成一卷呈現為直徑六到七釐米的柱狀。字跡以手寫隸楷和楷體為主,端莊工美,專家稱應該由當時的專職寫經手手寫而成。

內容上絕大部分為佛經。省圖兩卷的名稱分別為《大方等大集經無盡意菩薩品第二》、《思益梵天所問經卷三》;省博的卷數比較多,寫本內容比較廣,既有《妙法蓮華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常見經卷,也有《布薩說偈文》(擬)等少見的經卷。時代上則囊括了五六世紀南北朝時期到九、十世紀歸義軍時期。

省圖的《大方等大集經無盡意菩薩品第二》卷首蓋有兩個印章,“山東省圖書館珍藏之印”印章,另一個印章字跡不可辨識;《思益梵天所問經卷三》卷首除了省圖印章之外,還有一個“陰佛所藏書畫金石”。可以推斷,此捲進入省圖之前,應該是被稱作“陰佛”的人名或者收藏場所保管,具體是誰、最後如何流入省圖,省圖歷史文獻部主任杜雲虹稱沒有相關的記錄,有待繼續研究。

省博所藏的敦煌寫經中,有部分經卷卷首右上方有陰文長方形朱印“獻唐/審定”,卷內紙間騎縫處,有陽文方形朱印“獻唐”,尾題下有陽文方形朱印“山東省立圖書館善本”;也有不少經卷上有王獻唐所做的題跋。李勇慧稱,敦煌卷子上面這些題跋和印章,都是王獻唐上世紀三十年代所作,這說明早在三十年代敦煌遺書就已經在省圖實現“公藏”了。

敦煌寫經大多是長篇佛經,每卷少則五六百字,很多都上萬字。但有一卷《佛名經》比較特別,只有長約40釐米、高約30釐米的一頁黃麻紙,上面沒有佛經,只是分兩排用楷體抄寫了62個佛名,每個佛名上方對應著一尊彩繪佛像,顏色和形態各異,整張彩卷圖文並茂,栩栩如生。

□馬德說:“山東的這些卷子,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就開始收藏,都是真跡。敦煌遺書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標誌,它的紙質經過特殊處理,一般情況下,不會有蟲蛀現象。”

馬德稱,其實,在他前來兩館考察和鑑定之前,基本已經確定這些寫經就是敦煌之物。他此次前來主要是過來繼續瞭解一下情況、鑑定一下真偽。

省博的65件寫本遺書,經過了多位著名學者鑑定,確認出自莫高窟藏經洞。至於省圖的兩件寫本卷子,李勇慧稱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上海圖書館著名古籍鑑定專家顧廷龍先生曾對這兩卷卷子做過鑑定,確認了是唐代寫本無誤,具體是不是出自敦煌藏經洞當時並沒有定論。

“根據之前的研究,差不多已經確定是敦煌遺書,現在主要是鑑定一下真偽。如果收藏來源搞清楚的話,一般不會有假。當然佛經有作假的情況,但是看得多了,真的假的一眼就能看出來。山東的這些卷子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就開始收藏,通過觀察和鑑定,可以確定都是真跡。”馬德說,日前他到山東的鑑定令這個論證更為確切。

馬德、杜澤遜、李勇慧都說,鑑定敦煌遺書,主要是通過紙張、字體、專家肉眼經驗識別、與已經確定的敦煌實物比對等途徑。麻紙是盛行於隋唐五代時期的圖書用紙,宋元明清時期使用已非常稀少,而且隋唐麻紙後人偽造的難度極大,這可作為可靠的古籍鑑定依據。山東這批敦煌遺書紙質類型主要就是麻紙,仔細觀察還會發現卷子表面未搗爛的黃麻、草跡、布絲等痕跡清晰可辨。

敦煌遺書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標誌,“一般來說,敦煌出來的經卷,在古代製作時就經過特殊處理,如果保存得好,不會有蟲蛀現象。”馬德說,“目前為止,我只見到過一例蟲蛀特別厲害的敦煌卷子,那個卷子之前在南方保存過,環境比較潮溼,這才有了蟲蛀。如果在北方的氣候條件下,只要保存不是太差,是不會有蟲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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