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一個含蓄的民族，我們剋制隱忍，善而不發。我們有舍小家為大家的情懷，也有悶頭幹大事的毅力。我們不事張揚，卻心懷天下；我們安靜內斂，卻屢創偉績。追根溯源，我們找到華夏文明的源頭——那個禮崩樂壞卻百家爭鳴的時代，那個推陳出新、驚豔四座的時代。
“克己復禮”一聲長嘆，我們聽到了孔子不安於現狀的雄心抱負，聽到了周禮在歷史深處的呼喚。
何為克己復禮？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孔子一生都在追求“仁”，他認為“克己復禮”就是“仁”。“仁”是發自內心地愛人，對世界心懷善意。“禮”是因為心中有善自然而然表現出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是自發的，不是被動的。“禮”以“仁”為基礎，“仁”以“禮”來維護。“仁”是內在的，“禮”是外在的。具體來說，就是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時刻督促自己，向善，向禮，向仁。
孔子說的“禮”，源頭就是周禮。西周文明是先秦時期的一個小高峰。經過夏、商兩代的發展，文明漸趨完善，而西周之後列國紛爭，文明陷入了停滯甚至倒退期。因此西周文明是孔子看得見的文明裡最完美的。
然而他對“周禮”，對現實，亦非完全滿意。如“周禮”規定“學在官府”，“國之貴遊子弟與焉”。可是孔子打破了這種局面，自己創辦私學，實行“有教無類”的方針，這對於向民間傳播文化，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因為他對“周禮”亦有不滿之處，故採取“損益”（既有不滿又繼承發展）態度。孔子對“周禮”的“損益”正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二重性、矛盾性的表現。孔子對“周禮”的“損益”，正表現了他積極向前的社會改革思想。
禮崩樂壞的春秋和孔子對周禮的崇拜
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了對夏商周的禮儀制度等有深入研究，他認為，歷史是不能割斷的，後一個王朝對前一個王朝必然有承繼，有沿襲。遵從周禮，這是孔子的基本態度，但這不是絕對的。在前面的篇章裡，孔子就提出對夏、商、周的禮儀制度都應有所損益。周的禮儀禮樂制度，以夏後、殷商兩代文化為鏡子，有傳承、有損益、有超越，使周代數百年文化粲然大備，繁榮昌盛。
孔子生活的魯國，在西周初年本是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也是殷遺民的主要聚居地。當伯禽就國之際，便將大批的典章文物帶往魯國，從而使魯國從一開始就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尤其是鑑於周公的勳勞，當其去世之後，周王室允准魯國破格使用天子之禮樂，遂使魯國在周王室衰微之後得以保存較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和文物。
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孔子目睹列國交爭，於是愈加感到西周以道德為本位、以天子為核心的典章制度禮樂文物，不僅給人從肅穆莊重的感染力，而且因此而對周初制度發出由衷的讚歎。本章內容，正是孔子面對現實而生髮的思周情懷，才使他有條件據魯而創立儒家學派。
在孔子看來，周禮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倫理規範。因為周公受封於東方的魯國，文化中心東移，於是春秋時代“周禮盡在魯矣”（《春秋左傳》）。所以“吾從周”，也指“魯所存周禮而言”，“從周”也就是“從魯”。由此可見，孔子是個持文化發展論者。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周公是中國古代的“聖人”之一，孔子自稱他繼承了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的道統，肩負著光大古代文化的重任。這句話，表明了孔子對周公的崇敬和思念，也反映了他對周禮的崇拜和擁護。
孔子的“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源於周公的“明德、慎罰”的治國原則。孔子在學術思想上繼承了周公治世治國重在人類精神道德建設，尤其重在修民之德的思想傳統。孔子盛讚周公的文治武功，而且嚮往能夠踐履躬行周公之道。
所謂夢見周公，未必是真的說夢，而是未能推行大道的隱語。從唯物歷史觀來看，行周道以救世，是歷史進步還是歷史反動，這要與孔子所處社會性質聯繫起來認定孔子是哪個階級的代表。不過，孔子愛周禮、行周道是為了救世救民，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春秋末期，奴隸制社會處於土崩瓦解、禮崩樂壞的過程中，違犯周禮、犯上作亂的事情不斷髮生，這是封建制代替奴隸制過程中的必然表現。季孫氏用八佾舞於庭院，是典型的破壞周禮的事件。對此，孔子表現出極大的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句，反映了孔子對此事的基本態度。
春秋時代的一個顯著現象就是下層政治勢力對上層支配集團迫切要求超越和取代的心理，業已成為一種氛圍、氣候。諸侯獨立、大夫專政、陪臣（諸侯的大夫的家臣自稱）執國命等現象出現，君臣父子兄弟之義、行、慈、孝、愛等倫理規範毀壞。周禮作為社會秩序主要表現形式雖未在政治舞臺上完全消失，但“禮崩樂壞”的局面已是不爭的事實，以精神價值為本，崇仁貴義的時代將結束，由此而導致追求物質價值、以“利”為上的牟取物質利益時代的到來。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的思想中，周禮是根本不可更動的，從井田到刑罰；從音樂到酒具，周禮規定的一切都是盡善盡美的，甚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這裡，孔子慨嘆當今事物名不符實，主張“正名”。尤其是孔子所講，現今社會“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這種狀況，是不能讓人容忍的。
楊伯峻的《論語譯註》說：有人猜想，“觚有稜角，才能叫做觚。可是做出稜角比做圓的難，孔子所見的觚可能只是一個圓形的器，而不是上圓下方（有四條稜角）的了。但也名叫觚，因之孔子慨嘆當日事物名實不符，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之類。”本章孔子借物抒情，感嘆周道衰微，感嘆當時世風日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會現實。
如何才能政治清明？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無道”指什麼？孔子這裡講，一是周天子的大權落入諸侯手中，二是諸侯國家的大權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三是老百姓議論政事。對於這種情況，孔子極感不滿，認為這種政權很快就會垮臺。他希望回到“天下有道”的那種時代去，政權就會穩定，百姓也相安無事。
孔子這段話，是他從考察歷史，尤其是春秋時期的各國曆史所得出的結論。孔子認為，政權傳代的長短，與這個政權的執政方式是否合“理”有關。“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朱熹《集註》）。例如魯國三桓當政，季氏自季友專政，經過文子、武子、平子、桓子而被家臣陽虎所執，是孔子所親見，所以說“五世希不失”。至於“陪臣執國命”，如陽虎、公山弗擾等都是當身而敗，不曾到三世。
由此，孔子認為當時的天下的無道是不正常的，不會長久，天下最終必然歸於有道。歷史的事實告訴人們：諸侯、大夫、家臣執掌國政的傳代數之所以遞減，其原因就是執政方式不合“理”。由此，執政者就不能有效地教化民眾、調節內部關係，因而政權的基礎自然薄弱了。孔子向人們預示春秋時期歷史演變的趨勢。
子路曰：“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分不僅僅是一個”名”的問題．而是有實在的內容。名不正所導致的，往往是實不正。尤其是在政治舞臺上，名分更是舉足輕重：官位不僅僅是一個名稱．而是實權。 名正言順，事情才辦得成。
孔子的“正名”就是端正名分，以禮規範人的行為，使處在不同地位的人，各就其位，各司其職，不得僭越。“正名”的基本精神，是使人們的行為制度化、規範化，其前提和基礎是各行為主體要有道德自覺，一旦出現道德不自覺就應克服，以使處在不同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的人，在行為上符合職位職守身份的應有要求。孔子所說的正名，主要指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自己的名分。如果社會上出現“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亂名分行為，不予糾正，就會引起社會動亂，所以治理政事，先得從正名開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一句話概括，就是君臣父子，各就各位。也就是《大學》裡面所說的“知其所止”，《中庸》裡面所說的“君子素其位而行”。只要人人安分守己，本色當行，做自己應做的事，儘自己應盡的一份職責、義務，社會也就相安無事，正常發展了。
曾幾何時，我們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非常陳腐，尤其是在70年代的“批孔”運動中，簡直覺得是一套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反動理論，應該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現在看來其實不然，它裡面所包含的社會學、政治學內容實在是很深刻、很有道理的。所謂“甘做革命螺絲釘”的精神，不也就是做什麼就要像什麼的精神嗎？
孔子回答齊景公的，是古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幾個問題。這個問題後來被髮展為三綱。三綱不僅是最重要的政治原則，也是最重要的道德律條。孔子講君臣父子，不僅講臣、子的義務，也講君、父的義務。但到形成三綱以後，則君、父、夫的義務幾乎沒有了，剩下的只是權利。與此相伴，臣、子、婦的權利幾乎沒有了，剩下的只是義務。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主要是由於當時的社會就是這樣一種現實。儒家提倡三綱與那時現實的需要相適應了，所以能被採納，進而得到推廣。可見，後世儒家形成的“忠君”觀念，非源於孔子。把專制主義思想道德根源歸於孔子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仁”的根本——孝悌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在春秋時代，周天子實行嫡長子繼承製，其餘庶子則分封為諸侯，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個社會從天子、諸侯到大夫這樣一種政治結構，其基礎是封建的宗法血緣關係，而孝、悌說正反映了當時宗法制社會的道德要求。
孝悌與社會的安定有直接關係。孔子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張都是由此出發的，他從為人孝悌就不會發生犯上作亂之事這點上，說明孝悌即為仁的根本這個道理。
自春秋戰國以後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和文人，都繼承了孔子的孝悌說，主張“以孝治天下”，漢代即是一個顯例。他們把道德教化作為實行封建統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錮在綱常名教、倫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對民眾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產生了極大影響，也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深刻影響。孝悌說是為封建統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務的，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分析判別，拋棄封建毒素，繼承其合理的內容，充分發揮道德在社會安定方面所應有的作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孝心和態度其實是一個問題的裡外兩面。
《禮記·祭義篇》說： “孝乎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 容。”
孔子回答子游和子夏的兩段話實際上是同樣的意思。無論你是否為老人做事，也無論你是否拿好吃的給老人吃，只要你內心不恭敬，態度不好，臉色難看，就是失去了孝道的根本。這 一點，尤其值得我們今天的年輕人注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色難”這一角度啟發人們奉養要承父母之歡。對父母孝敬的話，表現在自己態度表情上，必然是心平氣和，和顏悅色。心中一分孝，外表就有一分悅。所以真正的難不在“色”，而是心中的“敬”。正因為不在“色”，孔子才說“色難”。心中對父母“敬”，和顏悅色就自然流露。心中不“敬”，才出現強顏歡笑。可見，本章內容是前章的深化。
孔子為什麼要用“色難”來回答子夏問孝呢？這也是有針對性的，因為“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論語集註》卷一）孔子根據其失而啟發之。從這一點可看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方法。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 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其實在孔子之前，華夏族就已經有為父母守喪三年的習慣，經過儒家在這個問題上的道德制度化，一直沿襲到今天。這是以“孝”的道德為思想基礎的。
三年之喪”並非出於孔子首創，不過孔子繼承時對此作了新解釋。他認為“三年之喪”，不是外在約束，而是出於子女之愛的情理，從而把宗教神秘化，轉化為人之常情，與倫理規範，心理欲求融為一體，他也就是把原來強制性規定，提升為基於生活的自覺理念，這樣，就使禮具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實踐的有效性。李澤厚認為，這一點“正是仁學思想和儒學文化的關鍵所在”，“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孔子再評價》。
禮樂關係
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
千里送鵝毛，禮輕仁義重。
禮並不只是指送送玉帛，送送乳豬之類，而是指它蘊含著的文化精神、道德精神。同樣，樂也並不只是指彈彈琴瑟，敲敲鐘鼓，唱唱卡拉ＯＫ之類，而是指這些活動對於人的精神境界和修養的昇華。說穿了，聖人所重視的是禮樂的實質內容，反對的是徒具形式的外表門面。所以，孔子曾經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
本章是孔子針對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的現實，發出的感喟。孔子認為，精神內涵是禮樂的主，是其本；物質形式只是其次，只是其末。如對於禮，禮之所重者在敬，敬為質，玉帛之類則為用。如果重形而忘其質，則將會流於追求奢侈之玉帛而忘其治國安民之本質。
再如對於樂，和為質，鐘鼓樂器則為用。如果重形式而忘其質，則將會流於追求聲色之美而忘其移風易俗之本質。禮樂的精神內涵重“敬”，在“敬”裡面還有核心的東西，那就是“仁”。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見3.3）可見“仁”才是禮樂的靈魂。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樂是表達人們思想情感的一種形式，在古代，它也是禮的一部分。禮與樂都是外在的表現，而仁則是人們內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所以樂必須反映人們的仁德。這裡，孔子就把禮、樂與仁緊緊聯繫起來，認為沒有仁德的人，根本談不上什麼禮、樂的問題。
仁是禮的精神支柱，仁禮一體。孔子認為，人如不具備仁的觀念和品質，就不能正確對待禮義制度和音樂。在孔子看來，周禮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倫理規範，而仁則是最完備的道德觀念和品質。禮是道德的標準，仁是道德的屬性，只有具備了仁的品質，才不會做違背禮的事情。
仁是道德的屬性，而樂具有育德的作用，即樂可以養人之志，冶人之性，陶人之情。孔子對樂的態度，不只是欣賞其美，尤其重視樂所象徵之德。因此，孔子認為仁是“禮”的本體、靈魂，也是“樂”的基礎、靈魂。他把“禮”和“樂”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有時候“禮”、“樂”並稱。孔子把當時禮崩樂壞的原由，歸咎於社會倫理道德淪喪，即人們缺乏仁心仁德的教育和涵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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