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人才，而是要教人們如何去做自己

人類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喜歡根據自己的喜好來塑造事物，並從主觀的角度來對這種塑造物進行評價。然而《莊子》中有一篇《馬蹄》，專門批判了人的這種毛病。文章說伯樂善於培養千里馬，這是世人所公認的。然而，馬都以伯樂的訓馬之技為善嗎？當伯樂培養千里馬之時，甩大鞭，套重鞍，日夜驅使著馬群沒命的奔跑，導致馬之死者已有十分之二三；又繼續勞馬之筋骨、餓馬之體膚，致使馬之死者已過大半矣。最終倖存下來的一小部分，才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千里馬。那麼，

平原上的馬，喜好自由的奔馳；渴則飲山泉，餓則食野草，“此馬之真性也”。然而伯樂出現之後，便用繩索套住它們的脖子，用鞭子狠狠地抽打臀部，讓馬徹底淪為人的奴隸，還說：“我這是在培養你啊？”難道馬只有成為人的奴隸才能具有價值嗎？難道那些自由奔馳的野馬會羨慕被人驅使的千里馬嗎？可以說對於馬而言，它們只需要一個能夠相中自己、發現自己的伯樂；而厭惡那個自作聰明，想要“培養”自己的殘暴馬伕。千里馬是自然界生來的，不是伯樂培養來的，伯樂需要做的是“相馬”而非“治馬”。

《莊子·外篇·馬蹄》

然而，古往今來，有許多教育家都不自覺地成為了這種不明事理的馬伕。他們不僅喜歡塑造事物，而且還想要塑造人，想把下一代教育成自己想要的那個樣子，聲稱要為社會與祖國培養人才。但盧梭卻不同意這種觀點，他批評這些馬伕式的教育家，說：“他們要把人像訓馬場的馬那樣訓練。”盧梭認為所有的教育者都需要做一道選擇題：究竟是想當“相馬”的伯樂還是“治馬”的馬伕？——也就是說：

在教育一個人的時候，必須想明白，我們究竟是要把他教育成一個與自身天性相符的人 ，還是要把他塑造成一個國家想要的理想公民？

盧梭著《愛彌兒》

一、自然教育與公民教育的區別。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受教育者發現自己的天性，還是為了把他們塑造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認為“人是環境與教育的產物”，有什麼樣的環境，受到什麼樣的教育，就會被塑造成什麼樣的人。因此，我們就可以通過改變環境並利用教育來塑造出我們想要的那類人。這種教育觀念非常古老，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就出現了。

柏拉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為國家培養統治者，把那些天資聰慧的人塑造成為國家公民，這種觀點又來自於斯巴達的教育實踐。斯巴達的孩子從小就要參加軍事訓練，被國家當做武士來培養，畢生都要為國家的利益而奮鬥。這種類型的教育就是盧梭所說的“公民教育”，這類教育者就像那個“治馬”的馬伕一樣，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塑造他人。

那麼，盧梭所指的“公民”又是什麼樣的人呢？

據說有一個斯巴達的婦女，她的五個兒子都參加了一場戰爭。當奴隸在外面打探消息回來後，婦女便驚懼地向他詢問戰況，奴隸回答說：“您的五個兒子全部陣亡了。”

這個婦女聽後非但沒有痛哭，而且還罵道：“卑賤的奴隸，我不是問你這個問題。”

奴隸恍然大悟，急忙告知她另一個消息，說：“我們國家取得勝利了！”

這名母親聽後便欣喜若狂，急忙跑到廟裡去感謝神靈。盧梭說：“公民就是指這樣的人。”他們視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所謂的“公民”像一個分子一樣，自身價值的全由分母來決定——國家就是那個分母。對於國家的統治者來說，他們自然是希望塑造出一群臣服於自己並且熱愛祖國、可以為國家不惜犧牲一切的人。這類人從小就受到公民教育的灌輸，以至於忽略了自己的人類身份。他們非常熱愛自己的國家，導致對外國人採取冷漠甚至敵視的態度。例如斯巴達人在自己的國家裡是公正無私、遵紀守法的公民，可一到了國外，就變成貪婪不義、暴虐不仁的侵略者。

公民教育想要培養的就是這種人，它想要改變每個人的天性，避免他們以自我為中心。全力向人們灌輸共同體的觀念，使“我”融入到國家之中。只要把教育變成國家事業，讓國家來主導教育工作，那麼實行的就必然是“公民教育”。在這種教育模式下，所有人都像馬匹一樣，從小到大就被各種功課與考試所壓迫，成績好的會被篩選出來，上升到社會上層，成績差的則被淘汰，只能在底層沉淪。

對於這種教育理念，盧梭並不認可，他認為我們首先是人類，其次才是某國的人。就如伯樂不能逆著馬的“真性”來相馬一樣，教育者也不能扭曲人的天性，硬把他們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換句話說，最好的教育應是順其自然，這便是自然教育的思想。

盧梭反對柏拉圖用教育來塑造公民的思想

二、教育並不能改變一個人的天性，想要通過教育來塑造他人是徒勞的。教育的本分應是幫助人們認識並利用好自己的天性。

對於自然教育來說，公民教育乃是一種落後的思想。馬克思就曾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應當把政府和教會對學校的任何影響都同樣排除掉。”否認公民教育的意義。

公民教育認為能夠把人塑造成國家想要的樣子，但這是不現實的，尼采就曾質疑過為什麼在塞涅卡這樣賢德之人的教育下，尼祿還是成為了一個殘酷的暴君？這或許是因為環境與教育只能改變一個人的習性，而無法動搖其天性之緣故。對於這二者的區別，盧梭在《愛彌兒》中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植物原先有著垂直生長的習性，如果我們強制將其掰彎，那麼它們的習性也就因受到人的干預而發生改變，選擇了傾斜方向生長；但是，這並不代表它們的汁液不按原來的方向流動，因為向著陽光生長乃是植物之天性。如果把人的強制力量撤掉，那麼傾斜生長的習性很快就會被摒棄，植物又將恢復到與天性相同的那種垂直生長的習性來。

由此可見，由習慣而養成的習性會受到教育的影響。但是假如沒有外部力量的干預，它就是會趨向於事物固有的天性——而天性是教育無法改變的。人的天性是自利，在公民教育下，人們出於愛國熱情，有時候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去服務於集體利益。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除非國家有能力維持人們的熱情，使其一直處在亢奮的愛國狀態，否則一當人們平靜下來，他們又會“各私其私、各子其子”了。

對於尼祿這種天性殘暴之人，塞涅卡的教導只能讓他養成溫和的習性；一當他失去了教師的約束，並且手中擁有無限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時，就會恢復殘暴的天性。這是教育無法改變的事實，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將他挪下那個位置，剝奪助長其邪惡品性的物質力量，避免“不仁者居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的現象。

教育不是塑造人的手段，而是發現人的過程。通過教育我們才能逐漸瞭解一個人的天性，並且幫助他們運用好這種天性。對傷害他人的天性要予以防備，對良好的天性則要順應發揚。

尼采的詰難：如果教育能改變人的天性，為什麼大賢還有不孝子？

三、自然教育重視人的天性，尊重個體的權利，把他們教育成為一個人格健全的人。能夠承受生活的壓力，感受人生的意義。

對於每個人來說，生活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自己。就像植物努力地趨向陽光一樣，人類也在努力地生活著。自然

每個人都有著天賦的手足四肢與大腦，但還需要家庭及社會來教我們如何運用它們。在別人的幫助下，我們懂得用腦思考問題，用手足進行工作；而在工作的過程中，又能不斷地瞭解對象的性質，熟能生巧、精益求精。但我們需要明白，在自然、社會與事物這三者之中，自然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能教一個體質羸弱的人如何通過搬運東西來謀生，也不能教一個智商有缺陷的人進行腦力勞動。教育要順應每個人所固有的自然天性，針對他們的過人之處來施教。

教育不是要塑造他人，而是要引導他人發現自己

盧梭認為真正的教育不是根據我的模型來塑造他人，而是根據每個人所特有天性，讓其擁有和自己相稱的品格。我們不是要教別人怎麼去做律師、當老師或文官學士，而是要教他們怎麼去發現自己、懂得做自己。只有懂得了怎麼去做人，才能夠懂得如何做事、如何去生活。受教育不單是一種義務，它更是一種權利，每個人都有權通過接受教育來認識自己，懂得利用自己的自然特長、順從自己的天性去過想要的生活。

如果有這樣一種教育，它能夠順其自然、順應人的天性，使人獲得相應的人格，發掘出自己的潛力，能夠安然地接受生活中的幸福與憂患，那麼這就是盧梭所認可的教育。

盧梭說：“自然的法則就是遵循，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這一法則去做。”活得最長的人並不一定活得最有意義，只有對生活最有感受的人才能明白人生的意義在哪裡。我們不是要把下一代塑造成我們想要的樣子，而是要教育他們——怎麼去根據自己的天性來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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