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塑造事物，并从主观的角度来对这种塑造物进行评价。然而《庄子》中有一篇《马蹄》，专门批判了人的这种毛病。文章说伯乐善于培养千里马，这是世人所公认的。然而，马都以伯乐的训马之技为善吗？当伯乐培养千里马之时，甩大鞭，套重鞍，日夜驱使着马群没命的奔跑，导致马之死者已有十分之二三；又继续劳马之筋骨、饿马之体肤，致使马之死者已过大半矣。最终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才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千里马。那么，
站在马的角度来看，世上的马都希望被伯乐先生培养吗？平原上的马，喜好自由的奔驰；渴则饮山泉，饿则食野草，“此马之真性也”。然而伯乐出现之后，便用绳索套住它们的脖子，用鞭子狠狠地抽打臀部，让马彻底沦为人的奴隶，还说：“我这是在培养你啊？”难道马只有成为人的奴隶才能具有价值吗？难道那些自由奔驰的野马会羡慕被人驱使的千里马吗？可以说对于马而言，它们只需要一个能够相中自己、发现自己的伯乐；而厌恶那个自作聪明，想要“培养”自己的残暴马夫。千里马是自然界生来的，不是伯乐培养来的，伯乐需要做的是“相马”而非“治马”。
《庄子·外篇·马蹄》
然而，古往今来，有许多教育家都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不明事理的马夫。他们不仅喜欢塑造事物，而且还想要塑造人，想把下一代教育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声称要为社会与祖国培养人才。但卢梭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批评这些马夫式的教育家，说：“他们要把人像训马场的马那样训练。”卢梭认为所有的教育者都需要做一道选择题：究竟是想当“相马”的伯乐还是“治马”的马夫？——也就是说：
在教育一个人的时候，必须想明白，我们究竟是要把他教育成一个与自身天性相符的人 ，还是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国家想要的理想公民？
卢梭著《爱弥儿》
一、自然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区别。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受教育者发现自己的天性，还是为了把他们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环境，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就会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环境并利用教育来塑造出我们想要的那类人。这种教育观念非常古老，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出现了。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国家培养统治者，把那些天资聪慧的人塑造成为国家公民，这种观点又来自于斯巴达的教育实践。斯巴达的孩子从小就要参加军事训练，被国家当做武士来培养，毕生都要为国家的利益而奋斗。这种类型的教育就是卢梭所说的“公民教育”，这类教育者就像那个“治马”的马夫一样，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塑造他人。
那么，卢梭所指的“公民”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据说有一个斯巴达的妇女，她的五个儿子都参加了一场战争。当奴隶在外面打探消息回来后，妇女便惊惧地向他询问战况，奴隶回答说：“您的五个儿子全部阵亡了。”
这个妇女听后非但没有痛哭，而且还骂道：“卑贱的奴隶，我不是问你这个问题。”
奴隶恍然大悟，急忙告知她另一个消息，说：“我们国家取得胜利了！”
这名母亲听后便欣喜若狂，急忙跑到庙里去感谢神灵。卢梭说：“公民就是指这样的人。”他们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所谓的“公民”像一个分子一样，自身价值的全由分母来决定——国家就是那个分母。对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他们自然是希望塑造出一群臣服于自己并且热爱祖国、可以为国家不惜牺牲一切的人。这类人从小就受到公民教育的灌输，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人类身份。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导致对外国人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例如斯巴达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是公正无私、遵纪守法的公民，可一到了国外，就变成贪婪不义、暴虐不仁的侵略者。
公民教育想要培养的就是这种人，它想要改变每个人的天性，避免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全力向人们灌输共同体的观念，使“我”融入到国家之中。只要把教育变成国家事业，让国家来主导教育工作，那么实行的就必然是“公民教育”。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所有人都像马匹一样，从小到大就被各种功课与考试所压迫，成绩好的会被筛选出来，上升到社会上层，成绩差的则被淘汰，只能在底层沉沦。
对于这种教育理念，卢梭并不认可，他认为我们首先是人类，其次才是某国的人。就如伯乐不能逆着马的“真性”来相马一样，教育者也不能扭曲人的天性，硬把他们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换句话说，最好的教育应是顺其自然，这便是自然教育的思想。
卢梭反对柏拉图用教育来塑造公民的思想
二、教育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天性，想要通过教育来塑造他人是徒劳的。教育的本分应是帮助人们认识并利用好自己的天性。
对于自然教育来说，公民教育乃是一种落后的思想。马克思就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否认公民教育的意义。
公民教育认为能够把人塑造成国家想要的样子，但这是不现实的，尼采就曾质疑过为什么在塞涅卡这样贤德之人的教育下，尼禄还是成为了一个残酷的暴君？这或许是因为环境与教育只能改变一个人的习性，而无法动摇其天性之缘故。对于这二者的区别，卢梭在《爱弥儿》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植物原先有着垂直生长的习性，如果我们强制将其掰弯，那么它们的习性也就因受到人的干预而发生改变，选择了倾斜方向生长；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的汁液不按原来的方向流动，因为向着阳光生长乃是植物之天性。如果把人的强制力量撤掉，那么倾斜生长的习性很快就会被摒弃，植物又将恢复到与天性相同的那种垂直生长的习性来。
由此可见，由习惯而养成的习性会受到教育的影响。但是假如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它就是会趋向于事物固有的天性——而天性是教育无法改变的。人的天性是自利，在公民教育下，人们出于爱国热情，有时候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服务于集体利益。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除非国家有能力维持人们的热情，使其一直处在亢奋的爱国状态，否则一当人们平静下来，他们又会“各私其私、各子其子”了。
对于尼禄这种天性残暴之人，塞涅卡的教导只能让他养成温和的习性；一当他失去了教师的约束，并且手中拥有无限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就会恢复残暴的天性。这是教育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他挪下那个位置，剥夺助长其邪恶品性的物质力量，避免“不仁者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的现象。
教育不是塑造人的手段，而是发现人的过程。通过教育我们才能逐渐了解一个人的天性，并且帮助他们运用好这种天性。对伤害他人的天性要予以防备，对良好的天性则要顺应发扬。
尼采的诘难：如果教育能改变人的天性，为什么大贤还有不孝子？
三、自然教育重视人的天性，尊重个体的权利，把他们教育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能够承受生活的压力，感受人生的意义。
对于每个人来说，生活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就像植物努力地趋向阳光一样，人类也在努力地生活着。自然 使我们从弱小的婴儿成长为健硕的个体，赋予我们各种器官，用来满足谋生的需要；社会教给我们各种生存技能，让我们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谋生；事物则赋予我们生活之经验，不断地精进自己的谋生技能。
每个人都有着天赋的手足四肢与大脑，但还需要家庭及社会来教我们如何运用它们。在别人的帮助下，我们懂得用脑思考问题，用手足进行工作；而在工作的过程中，又能不断地了解对象的性质，熟能生巧、精益求精。但我们需要明白，在自然、社会与事物这三者之中，自然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教一个体质羸弱的人如何通过搬运东西来谋生，也不能教一个智商有缺陷的人进行脑力劳动。教育要顺应每个人所固有的自然天性，针对他们的过人之处来施教。
教育不是要塑造他人，而是要引导他人发现自己
卢梭认为真正的教育不是根据我的模型来塑造他人，而是根据每个人所特有天性，让其拥有和自己相称的品格。我们不是要教别人怎么去做律师、当老师或文官学士，而是要教他们怎么去发现自己、懂得做自己。只有懂得了怎么去做人，才能够懂得如何做事、如何去生活。受教育不单是一种义务，它更是一种权利，每个人都有权通过接受教育来认识自己，懂得利用自己的自然特长、顺从自己的天性去过想要的生活。
如果有这样一种教育，它能够顺其自然、顺应人的天性，使人获得相应的人格，发掘出自己的潜力，能够安然地接受生活中的幸福与忧患，那么这就是卢梭所认可的教育。
卢梭说：“自然的法则就是遵循，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这一法则去做。”活得最长的人并不一定活得最有意义，只有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才能明白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不是要把下一代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要教育他们——怎么去根据自己的天性来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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