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上那些身處在戰爭中的孩子

銀幕上那些身處在戰爭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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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偶然知道了一個人的名字:尼古拉斯.溫頓先生,一個享年106歲的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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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溫頓先生是一個年輕的股票經紀人,他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去度假,沒想到那時候納粹德國侵佔了捷克北部的蘇臺德地區,因躲避戰亂很多難民湧入了布拉格。一次溫頓先生和朋友去了難民營,看到很多流離失所的兒童根本沒有人管,而隨著德軍的迫近,這些孩子的命運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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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頓決定幫助這些孩子,朋友覺得他簡直瘋了。但溫頓決心已定,他作為股票經紀人的特長很快起了作用,他募集到了一些資金,把一些難民兒童轉運出了布拉格,他又遊走於西方各國的政府,希望能接收這些無家可歸的兒童,但當時只有英國和瑞典同意接納。溫頓又四處奔走,在英國尋找可以接收這些孩子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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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納粹德國佔領了捷克,但辦理這些孩子簽證的官僚部門卻行動遲緩,溫頓預感到形勢嚴峻,不得不幫那些孩子偽造入境文件,在二戰爆發前幾個月內,一共有8列火車帶著664個脖子上繫著標明身份號碼的捷克斯洛伐克孩子,悄悄駛出了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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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是不是似曾相識?

是的,在那個時代有很多這樣的人,冒著生命危險拯救那些無辜的人,在集中營拯救猶太人的辛德勒,中國駐奧地利使館冒著危險給猶太人發放簽證的何鳳山,在南京大屠殺中保護中國人的約翰.拉貝,金陵女子大學的代校長魏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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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是在黑暗和悲慘的地獄中,用善良拯救生命的人。在那個時代,好的人真好,壞的人真壞,邪惡的人真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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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頓始終沒有將這件事告訴別人,直到幾十年後,她的妻子在收拾房間的時候,才發現了一本寫著所有孩子名字和接收他們家庭的名冊,溫頓的故事才為人們所知,而那些被溫頓拯救的孩子,也已經年過花甲,他們紛紛來看望這個給予他們生命和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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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虧了溫頓,戰後的記錄表明,當年那些孩子的親人,幾乎無人倖存。

在戰爭這種人類極端的痛苦和災難中,孩子都是最無辜,弱小,需要被保護,卻又最容易受到傷害的群體,而戰爭像一隻怪獸咆哮著滾滾而來時,幾乎無人可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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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整個二戰史中最黑暗,最反人類的一頁,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是反映這一歷史事件最直接,最經典的電影,在完全用黑白影調建構的影像中,導演斯皮爾伯格只在一個地方用了色彩,就是在猶太人群中一個穿著紅色衣服的小女孩,她鮮紅的衣服在灰暗沉悶的畫面中是那樣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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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導演在影片中沒有對這個紅衣女孩做過交代,但幾乎所有看過電影的人,都會對這個畫面過目難忘,而這個紅衣女孩再次出現時,已經是一具被納粹殺害的屍體,她躺在眾多猶太人的屍體中,依然醒目。這個女孩,她紅色的衣服就像是一個符號,提示著納粹的暴行和生命的無助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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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維辛大屠殺、南京大屠殺都是人類歷史上醜惡而黑暗的標誌,它帶給人類的創傷是難以承受的痛苦,以致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

另一部描寫納粹集中營裡孩子的影片《穿條紋襯衫的男孩》所描述的就是這種巨大的悲劇,這部影片的海報就是隔著集中營的鐵絲網,穿著條紋襯衫(集中營裡猶太人的囚服)的男孩和集中營司令的兒子布魯諾相互交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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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布魯諾是個8歲的德國日耳曼孩子,他跟隨父母離開城市去了“偏遠的地方”,那個地方就是關押猶太人的集中營,在集中營外布魯諾是一個局外人和旁觀者,他對集中營裡那些穿著條紋襯衫永遠在幹苦力的人,充滿了好奇,他並不知道他的父親就是集中營的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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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諾和穿條紋襯衫的猶太男孩成了朋友,他們經常悄悄在鐵絲網邊交談,布魯諾顯然並不知道集中營的可怕,因為在他父母的眼裡,他們僅僅是在做一件平常的工作。於是他答應要幫自己的朋友找到他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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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布魯諾悄悄鑽進了鐵絲網,換上了那身代表著猶太人身份的條紋襯衫,去幫他的朋友找爸爸,結果,他被當做猶太人一起趕進了毒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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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布魯諾在集中營裡時,他的父母正在集中營外到處找他,當他們在集中營的鐵絲網前找到布魯諾換下的衣服,那焚屍爐的煙囪裡升起的滾滾黑煙,終於讓他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

兩個孩子都死在了毒氣室裡,和《辛德勒名單》裡那個紅衣女孩一樣,被鐵絲網隔開的兩個孩子,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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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諾的死是一個悲劇,但更是對納粹反人性暴行的救贖和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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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營是死亡之地,但在《美麗人生》裡,猶太孩子約書華的爸爸圭多為了不讓孩子的心靈受到傷害,將集中營描述成一個大遊樂場,他們正在玩一場遊戲,最終的獎品是一輛坦克。約書華相信了爸爸的話,和爸爸一起玩起了在集中營裡躲藏不被發現的遊戲,德軍即將戰敗,在倉皇撤出集中營的時候開始了最後的屠殺,圭多把兒子藏在鐵皮櫃子裡,告訴他一定要等到所有人都走了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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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約書華從鐵皮櫃子出來,集中營裡變得寂靜無人。這時他真的看見了他的獎品——一輛解放集中營的美軍坦克出現在他的面前!他真的贏得了這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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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圭多卻沒有看到兒子贏得“大獎”的那一刻,在最後那個晚上,他被納粹殺害了。《美麗人生》用一種喜劇的方式,講了一個悲劇的故事,讓我們在笑中流淚。再悲慘和痛苦的人生中也有“美好”,也許人生真的就是一場遊戲,我們贏得大獎的,就是生命中的樂觀和心存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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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用孩子的角度,用喜劇的方式來表現二戰的還有今年在奧斯卡上獲獎的《喬喬的異想世界》,只是這次的主角不是猶太受害者,而是一個一心想成為衝鋒隊員,成為元首身邊衛隊一員的“小納粹”喬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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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喬一出場就是一身納粹少年衝鋒隊的隊服,一個元首模樣的人一直在身邊給他洗腦,他也相信自己是一個未來的納粹,但他的想象卻在現實中不斷挫敗,在軍事夏令營裡被嘲笑,發現自己並不喜歡真正的納粹,喬喬陷入了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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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他發現自己的家裡藏著一個猶太女孩,而自己的媽媽是一個反納粹的抵抗戰士,喬喬在這種混亂和分裂中逐漸發現自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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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喬的異想世界》在喜劇的包裝下對生命的意義嚴肅的思考,是在嬉笑中充滿了悲憫和善良的電影,它用喜劇嘲弄了納粹的愚蠢和自以為是,撕下了元首虛偽而堂皇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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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在戰爭的恐懼中給了孩子一個“異想世界”的是《潘神的迷宮》。1944年的西班牙,處於佛朗哥法西斯的恐怖統治下,法西斯對抵抗的游擊戰士到處追捕、謀殺,處在恐怖氛圍下的小女孩奧菲利亞喜歡看書,她把自己躲在一個幻想的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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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著自己在花園裡發現了一個古老的迷宮,而她自己就是奇幻王國失蹤已久的公主,奧菲利亞在奇幻世界和現實世界間來回切換,奇幻世界是瑰麗美好的,現實世界是恐怖而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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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繽紛的眼淚與微笑、恐懼與希望中迴盪”,《潘神的迷宮》是一個在戰亂的恐怖中的孩子用奇幻的童真來抵抗現實恐懼的故事,雖然,奧菲利亞在現實中死去了,但在那個奇幻的世界裡,她獲得了希望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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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曾經有一個孩子,也像美好人生中的約書華、穿條紋襯衫的猶太男孩和奧菲利亞一樣,生活在恐怖和囚禁之中的孩子,那就是《烈火中永生》中的“小蘿蔔頭”,這個從小一起和母親坐牢的孩子,並沒有因囚禁而失去孩子的童真,而是一直嚮往著自由,嚮往著向蝴蝶一樣飛翔的生活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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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孩子,直接置身於戰鬥之中,比如《閃閃的紅星》中的潘東子和《小兵張嘎》中的嘎子,這兩個人物對於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再熟悉不過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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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就特別想跟潘東子一樣有一顆真正的五角星別在軍帽上,也學著嘎子用木頭削一個手槍,或者用柳條編個偽裝帽,跟小朋友砰砰乓乓玩打仗,在那樣的遊戲裡,只有好人打壞蛋,沒有死亡,也沒有對戰爭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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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萬的童年》是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在蘇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二戰電影中,它是一個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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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伊萬的視角,通過伊萬的夢境和現實交織來表現伊萬的被戰爭傷害的內心世界,伊萬的父母都在戰爭中被德國人殺害,伊萬懷著復仇的決心來到前線成為了一名小偵察兵,科林上尉認為戰爭不是孩子的事,希望軍方將伊萬帶回後方,但伊萬拒絕了,他又一次執行偵察任務,卻再也沒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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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德戰爭中,有很多這樣置身於戰場的孩子,在《兵臨城下》中,蘇軍王牌狙擊手瓦西里的身邊,也有一個幫他通風報信的孩子,在與德國狙擊手最後的較量中,這個小偵察員也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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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戰要塞》中,軍樂隊中的小號手和所有要塞的紅軍一起經歷了被德軍突襲,死守要塞和壯烈犧牲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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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看到過抗戰時中國遠征軍裡的娃娃兵的兩張照片,兩張照片中的孩子穿著跟他們瘦小的身體不相稱的肥大的成人軍裝,臉上是稚氣的笑容,那笑容讓人相信,“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這樣的全民族抗戰,必是有著向死而生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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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的那一邊,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最終也嚐到了戰爭帶來的苦果,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和中國戰場的節節敗退,美國的戰略轟炸機可以不斷地對日本本土進行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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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之墓》裡,14歲的少年清太和妹妹節子的母親在美國的空襲中不幸死去,清太向節子隱瞞了母親去世的消息,帶著妹妹去投奔親戚,但在戰亂之中,人們自顧不暇,人情淡薄,在親戚的白眼和越來越少的食物中,清太只好帶著妹妹躲到河岸邊的防空洞裡生活,哥哥捉來螢火蟲放在帳子裡,給他們兄妹飢餓,貧寒的生活帶來了點點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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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妹妹不再餓肚子,哥哥趁飛機轟炸之時冒著生命危險去那些躲避空襲的屋子裡找一些食物,但這些都無法改變戰爭帶來的死亡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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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認為人的靈魂就像螢火蟲的光點一樣,在黑暗裡短暫地漂浮,清太和節子的悲劇是戰爭帶給無辜孩子的悲劇,戰爭的發動者將整個國家和民族綁在戰爭的機器上,幾乎讓整個民族墜入毀滅的深淵,這是二戰帶給那些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最深刻的反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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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清晨4時40分,德軍進攻波蘭,第九列原定於當天出發的“溫頓列車”在邊境被截下,直接改道去了索比堡集中營,250名孩子再也沒能抵達利物浦的車站。如果列車能提前一天開出,結果將可能完全不同。多年以後,溫頓一直為此而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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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頓100歲時,那些當年的“孩子們”沿著當年的路線、坐著蒸汽火車來看他。一個孩子送給了他一幅版畫:一列火車正穿越歐洲,從捷克到倫敦,從納粹的魔掌下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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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名捷克的猶太孩子都倖存了下來,他們中後來有電影導演,有工黨政治家,由著名記者,他們也都成立了家庭,有了子孫後代,他們孩子的孩子,拿著向溫頓致謝的字牌感謝溫頓當年對生命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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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溫頓拯救的孩子,也記住抗戰中娃娃兵的面孔,記住那些在戰火中被奪走童年,記住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也記住那些只有孩子才有的奇幻和異想世界,記住那些孩子們善良、純真以及無所畏懼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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