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穆尼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助理教授，长期研究英国公共卫生史。在这次书面采访中，穆尼聊到了最近被广泛关注的“群体免疫”概念，也提到了英国十九世纪以来的公共卫生史。两百多年的历史，其实一直存在着个体权利与官方措施之间的对抗，自由的概念有了更丰富的意味，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更偏爱通过保持社会距离的方式来阻断流行病的传播（social distancing），不喜欢大规模的强制隔离。他还强调，当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居家隔离时，一定要有社会和政府的系统性措施，保障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影响。
问：你如何看待最近英国提出的“群体免疫”概念？这种方案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历史学家无法预测未来。我可以谈谈科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是怎么看待英国的“群体免疫”的，对此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他们也提到了这种方案可能的影响。让病毒自然发展，攻击那些老弱病残群体，不采取任何社会安全措施，不寄希望于疫苗研发，而且也不确定感染之后是否真的能获得未来的免疫，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这种观念已经无法只用残忍来描述，可以说是一种所谓的“人种改良”（优生学）了。
问：有人认为，1918年的那场流感最终的消失不是因为药物，而是大部分人感染过后，有了群体免疫，你怎么看？
答：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根据一些数据统计，这样的代价是，流感杀死了五千万到一亿的人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
1918年大流感
问：在应对大流行病的方面，我们能从1918年的大流感学到什么经验或教训？
答：1918-1919年的那场大流感给当下的新冠肺炎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当时，美国的部分城市在流感暴发的初期就实施了多种干预措施，比如关闭学校，延期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些城市的死亡率比没有采取积极措施的城市要低。
新冠肺炎是一个不同于流感的疾病，但是就社会层面的阻隔来说，两者非常相似。为了应对类似的疫情，需要阻断社会层面的传播，但这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穷困和老弱群体，社会系统的支持应该在场。这意味着，雇主需要给被雇佣者提供带薪假期，学校需要想办法给里面的孩子提供餐食，租户需要被保护，以免被户主驱逐出去。
问：你在一本讲述英国医疗史的著作里提到了医疗机构的转型，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府是如何借此实现对民众的分流的？
答：整个十九世纪下来，医疗机构不断发展，从过去的救济院和收容所转变为综合与专科医院，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机构的类别。专科机构包括针对肺结核与黄热病人的疗养院，以及针对流行病的隔离医院，包括天花、霍乱、猩红热和白喉等等。你也可以说，人们逐渐接纳了这个潮流，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法律已经做出了规定，如果他们患有传染病却拒绝去隔离医院，将被采取强制措施，甚至会有牢狱之灾。
问：维多利亚时期，政府在传染病的防控与应对上，如何处理跟普通个体之间的关系？
答：抗拒封闭式的集体隔离已经成为大不列颠的一种传统 。到了十九世纪末，英国逐步形成了一套防控传染病的替代措施，包括疾病登记、隔离医院、居家隔离和消毒杀菌，这被称作‘英国体系’。
问：从十九世纪以来，传染病是如何确立在公共卫生中的角色，并进一步影响社会的？
答：
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总是关乎权利与责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常常存在利益的争夺。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传染病政策是综合性的（比如隔离检疫，理论上适用于所有人），而另一些政策则是排他性的，或者说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围绕个人和家庭），在实际的操作中，需要社区一定程度的协作。值得注意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强制措施被写进正式的法案，并被描述为“自由”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个公民如果想要维持自己日常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必须遵从法律的约束，在传染病来临的时候尽到自己的责任。
比如说，隔离医院将患有传染病的人从社区中隔绝出来，这只是流行病学的意义。他们还是人们（包括病人、家属和朋友）学习防治行为与社会规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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