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穆尼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史研究所助理教授，長期研究英國公共衛生史。在這次書面採訪中，穆尼聊到了最近被廣泛關注的“群體免疫”概念，也提到了英國十九世紀以來的公共衛生史。兩百多年的歷史，其實一直存在著個體權利與官方措施之間的對抗，自由的概念有了更豐富的意味，這也是為什麼英國更偏愛通過保持社會距離的方式來阻斷流行病的傳播（social distancing），不喜歡大規模的強制隔離。他還強調，當我們進行大規模的居家隔離時，一定要有社會和政府的系統性措施，保障老年人和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的基本生活，同時也要考慮到經濟民生等各方面的影響。
問：你如何看待最近英國提出的“群體免疫”概念？這種方案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答：歷史學家無法預測未來。我可以談談科學家和流行病學家是怎麼看待英國的“群體免疫”的，對此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他們也提到了這種方案可能的影響。讓病毒自然發展，攻擊那些老弱病殘群體，不採取任何社會安全措施，不寄希望於疫苗研發，而且也不確定感染之後是否真的能獲得未來的免疫，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來說，這種觀念已經無法只用殘忍來描述，可以說是一種所謂的“人種改良”（優生學）了。
問：有人認為，1918年的那場流感最終的消失不是因為藥物，而是大部分人感染過後，有了群體免疫，你怎麼看？
答：有可能是這樣，但是根據一些數據統計，這樣的代價是，流感殺死了五千萬到一億的人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1918年大流感
問：在應對大流行病的方面，我們能從1918年的大流感學到什麼經驗或教訓？
答：1918-1919年的那場大流感給當下的新冠肺炎提供了很好的借鑑意義。當時，美國的部分城市在流感暴發的初期就實施了多種干預措施，比如關閉學校，延期舉行大規模的集會，這些城市的死亡率比沒有采取積極措施的城市要低。
新冠肺炎是一個不同於流感的疾病，但是就社會層面的阻隔來說，兩者非常相似。為了應對類似的疫情，需要阻斷社會層面的傳播，但這會帶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對於窮困和老弱群體，社會系統的支持應該在場。這意味著，僱主需要給被僱傭者提供帶薪假期，學校需要想辦法給裡面的孩子提供餐食，租戶需要被保護，以免被戶主驅逐出去。
問：你在一本講述英國醫療史的著作裡提到了醫療機構的轉型，維多利亞時代的政府是如何藉此實現對民眾的分流的？
答：整個十九世紀下來，醫療機構不斷髮展，從過去的救濟院和收容所轉變為綜合與專科醫院，越來越多的民眾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機構的類別。專科機構包括針對肺結核與黃熱病人的療養院，以及針對流行病的隔離醫院，包括天花、霍亂、猩紅熱和白喉等等。你也可以說，人們逐漸接納了這個潮流，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太多的選擇：法律已經做出了規定，如果他們患有傳染病卻拒絕去隔離醫院，將被採取強制措施，甚至會有牢獄之災。
問：維多利亞時期，政府在傳染病的防控與應對上，如何處理跟普通個體之間的關係？
答：抗拒封閉式的集體隔離已經成為大不列顛的一種傳統 。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逐步形成了一套防控傳染病的替代措施，包括疾病登記、隔離醫院、居家隔離和消毒殺菌，這被稱作‘英國體系’。
問：從十九世紀以來，傳染病是如何確立在公共衛生中的角色，並進一步影響社會的？
答：
現代國家意義上的公共衛生總是關乎權利與責任，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常常存在利益的爭奪。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傳染病政策是綜合性的（比如隔離檢疫，理論上適用於所有人），而另一些政策則是排他性的，或者說個人化的（也就是說，圍繞個人和家庭），在實際的操作中，需要社區一定程度的協作。值得注意的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一些強制措施被寫進正式的法案，並被描述為“自由”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一個公民如果想要維持自己日常生活的權利和自由，必須遵從法律的約束，在傳染病來臨的時候盡到自己的責任。
比如說，隔離醫院將患有傳染病的人從社區中隔絕出來，這只是流行病學的意義。他們還是人們（包括病人、家屬和朋友）學習防治行為與社會規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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