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周易》,自然要述及《周易》的“經”與“傳”。《周易》古經卦爻辭屬於殷末周初先民占筮記錄的彙編,《易傳》屬於對《周易》本經最早的系統化解釋。本文圍繞《周易》“經”與“傳”的分界及與“數”的關聯,對基於上古先民狩獵-農耕生活方式的原始思維之“哲學突破”,作出歷史與邏輯的還原。
一
《周易》古經卦爻辭主要保留下來的是殷末周初先民的生活世界中的各種場景,諸如漁獵、農耕、商旅、戰爭、祭祀、婚姻、爭訟等。殷末周初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們對周遭的環境、事物的認識能力十分有限,他們生活在這樣一個陌生的、異己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內心充滿好奇和驚恐,這是上古時期卜問、占筮等神秘術數流行的根本原因。李鏡池聯繫《周易》古經卦爻辭分析說:“在人類的童年時代,人的思想幼稚,對事物的認識還不清楚,以為萬物有靈,宇宙間充滿了鬼神精靈,在監視和指示著人們的行動。除了祭祀求神福佑外,人們還用種種數術以探測神旨。數術可分兩大類,一是天啟的,一是人為的。兩類合起來,對於探測神旨更為可靠。占卜是人為數術,星佔、夢佔等是天啟的數術。在《周易》裡有星佔、夢佔,是作者採用了舊有的材料。《乾》卦的龍,《豐》卦的鬥、沬,是星佔;《履》卦的‘履虎尾,不咥人’,‘六三’的‘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是夢佔。”(李鏡池,1982年,第8頁)如果不瞭解這些具體的場景,只加以一般性的發揮解釋,就很難符合《周易》經文的本義,也不會理解上古先民的真實生活及其思想情感,也就看不清《周易》生命哲學的原初性根源。
有人把《周易》形容為“中華古老文化的黑洞”,一種玄妙黑暗而無底的深淵,似乎無論你向它投入多少,它始終沉默不語。其實,沉默也是一種言說,一種讓人感到敬畏的言說。研讀《周易》,徘徊徜徉於其人文與巫術相互糾纏的原始思維中,常使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周易》巫術給我們提供的文化信息畢竟過於陳舊了。但穿過泥濘的沼澤小徑,拂去歷史的塵埃,這裡是一個偉大的心靈‘宇宙’。不只有愚昧和稚淺,有黎明前的黑暗,有撕肝裂膽的痛苦與憂患;也有生的喜悅,愛的掙扎,……有轟轟作響的來自遠古的回聲……更有《周易》原始巫術文化的童蒙智慧,猶如晨星閃爍,撩人心魄,它牽引我們上下求索的文化心魂跋山涉水,尋訪探問,漸入佳境”。(王振復,第3頁)王振復先生從美學路徑苦苦尋覓的“佳境”或“偉大的心靈宇宙”,正是《周易》哲學的本源——那隱藏在原始神秘思維面紗下的火辣辣的生命本相及其所浸潤的生命意識。剛剛走出原始矇昧,步入漁獵-農耕時代的殷周之際,雖然有了以青銅器、牛馬等為標誌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但當時的生產力、生產關係依舊十分落後,先民的生命意識中,人與神、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的關係依舊十分模糊,濃厚神秘的巫術遺風猶存,它們與淳樸稚嫩的理性朦朧地交織在一起,構成殷末周初先民觀察自然、理解生命、尋求自我的思維背景,此種思維背景即現代人類學家所說的“原始思維”。
易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八卦”原型是在龜卜蓍佔的“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此種見解的依據是古文字學家張政烺對古代“奇字”提出的“數字卦”假說。張政烺在《易辨》中指出,“數字卦”中“一”與“六”兩個數字出現的次數最多,而“一”與“六”分屬於奇數與偶數。這種帶有抽象意義的奇數“一”,“奇字”形制為—;偶數“六”,“奇字”形制像一豎著放寬的“小於號”,進一步拉開放平即——。這“已經帶有符號的性質,表明一種抽象的概念,可以看作陰陽爻的萌芽了”。(張政烺,第4頁)據此似可以推斷說,“數字卦”是《周易》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原型。“筮”是一種神秘的術數,《左傳》僖公十五年雲:“筮,數也。”從甲骨文、鼎器銘文所刻畫的種種文字、圖案來看,中華古代的巫術活動最初是與“數”這種抽象符號系統聯繫在一起的。從“一”到“九”這九個自然數,經過先民智慧的抽象簡化演變為更加簡易的陰爻(——)陽爻(—),構成八卦的基本符號。不斷問世的出土實物表明,鐫刻於殷周甲骨、青銅器或漢代墓葬竹簡上的“數字卦”,是比較可信的陰陽筮符的前身。“數字卦”見於甲骨和青銅器這種與卜筮、祭祀活動相關聯的“靈物”上,就更增加了陰陽爻原本是筮符這一結論的說服力。
先民“巫術”與“數”的神秘關聯在《易傳》文字中依稀可辨,它隱約表明《周易》用以占筮的陰陽爻象及八卦、六十四卦卦符的文化基因遺傳自先民巫術中神秘的“數”。《說卦傳》雲:“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繫辭上》雲:“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數”在巫術思維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沒有“數”就沒有《周易》所記錄的占筮活動,也就沒有《周易》。值得注意的是,遠古初民近觀念世界中的神秘的“數”往往與種種巫術觀念糾結在一起,所以他們的“數”的觀念並不是一種“徹底抽象的純粹的數”的概念,而始終與某些神秘的事物、物象、意向活動亦真亦幻地糾纏在一起,從而帶有超經驗、非邏輯的神秘性。在遠古初民的集體無意識中一觸及某個數字,他們即刻會想到其他很多神秘意象性關聯和意義。這種原始思維現象,法國古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稱其為“神秘的互滲律”。他在《原始思維》一書中以大量的實證材料從“原邏輯思維與計數的關係”描述了世界各地土著人的原始思維中數的“神秘的互滲”現象,亦即“建立在集體無意識”中的數與事物、物象間的相互滲透的神秘關係。他說:“作為神秘的思維的原始人的思維也必然是原邏輯的思維,亦即首先對人和物的神秘力量和屬性感興趣的原始人的思維,是以互滲律的形式來想象它們之間的關係的,它對邏輯思維所不能容忍的矛盾毫不關心。”(布留爾,第111頁)可將原始思維的“原邏輯性”理解為一種“前邏輯性”或“非邏輯性”,在原始思維中,事物之間的聯繫不具有概念的規定性和分析的因果性,其前提是牢固地建立在“集體表象”中的神秘的感應或互滲。在原始思維集體表象的“神秘的複合”中,本能、習慣和激情的因素不讓真正的邏輯思維獲得任何優勢。“對原始人的思維來說,很難存在赤裸裸的事實和實在的客體。這種思維想象到的任何東西都是包含著神秘因素的:它感知的任何客體,不管是平常的還是不平常的,都引起或多或少強烈的情感,同時這個情感的性質本身又是為傳統所預先決定的。”(布留爾,第116頁)
《周易》用以占筮的“數”帶有原始思維的神秘性,但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是,在其神秘的形式下又蘊含著某些理性的因素,它使走出“原始思維”實現哲學突破成為可能。對這一思維發展的歷史進程進行邏輯還原,需要從“前《易經》—《易經》—《易傳》”三個時間節點加以把握。不難設想,在《易經》成書前,“占卜”“占筮”的術數活動已很流行,從殷商甲骨卜辭及《周易》卦爻辭可以推知,遠古先民無論遇到自然界的異常變化諸如雷電、日食、月食、旱澇災害、怪異星象,還是戰爭、商旅、遷徙、農事、祭祀、婚姻等重要社會活動,或是做了噩夢、得了疾病、有了身孕、迷失道路,甚至偶爾看到一隻鴻雁飛過,房屋的棟樑彎曲,兩隻鶴在樹蔭間鳴叫,諸如此類,都會驚悸不安,繼而產生神秘的聯想,於是通過龜卜、蓍筮探問“神秘的原因”並祈求福佑。這是典型的原始思維,人們依賴族群“集體無意識”中神秘的“互滲律”破譯生產、生活、生命中的各種難題。這些凌亂、個別、多樣的占筮活動和文字載體,為《易經》的成書準備了素材。
《易經》成書後,“原始思維”的情形有了明顯不同。不論傳統關於伏羲畫八卦、文王推演六十四卦的說法是否屬於歷史的真實,先有八卦,再由八卦兩兩重疊為六十四卦的邏輯遞進關係則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此種演變是基於占筮活動本身的需要。隨著社會活動複雜程度的增加,八種卦象不足以涵蓋日趨多樣的占筮內容,這就促使人們進一步推演,形成六十四卦,以便滿足占筮活動應對複雜的事物及變化的需要。《周易》成書的意義,最重要的莫過於其對占筮活動歸納分類、統爻命卦的類型化和形式化,這與殷人的占卜活動正好形成對比。殷人占卜的活動不僅次數多,有關鬼神的佔問尤其多,而且形式煩瑣,這說明殷人尚未找到一種歸納分類處理兆象的方法。陳來這樣分析《易經》的文本價值:“筮辭由原來零散、具體的記錄,在《易經》整體規則的規定之下,一躍而變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象徵話語。當然在斷佔和解釋時,可能需要以類比作為中介以便從特殊過渡到普遍,或從爻辭的特殊與筮問的特殊間建立起二者的關聯,……筮辭的這種文本化,標誌著學會使用文字的中華民族開始努力謀求從經驗中把握普遍原理,並通過文字把這種把握凝結為普遍形式,儘管這種提升和凝結仍然包裹在神秘的外衣之下,仍然受到卜筮活動的內在限制。”(陳來,第89頁)依據《周易》文本體系的建構原則,它把吉凶順逆的種種占卜結果集中提煉為八經卦、六十四卦的卦象,把卜辭式的紛繁記錄“類型化”為六十四卦的卦辭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辭。這樣一來,人們占筮時只要把筮得的卦象結果與卦爻辭對檢即可。在這樣一種系統中,每一卦的卦辭及每一爻的爻辭已不代表“某一個別的原初經驗”,而代表一種類型,一種原理,從而與大量零亂雜陳的卜辭相比,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在《周易》體系的建構下,個別上升為普遍,經驗上升為原理,每一卦、每一爻都普遍化為“一類經驗的象徵”。“人們在這裡終於擺脫了遠古占卜的那種原初的個別性,掌握到處理經驗的普遍性。這正是《周易》之所以為‘易簡’‘簡易’的特質。從遠古占卜到《周易》的發展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一種理性化的進步,儘管這是卜筮系統內的理性化。”(同上,第86頁)
二
《周易》能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得益於《易傳》。沒有《易傳》,單是《易經》卦爻辭,最多可以看作是研究殷周之際或上古社會史的文獻,談不上有多少哲學理論。問題是:為什麼唯獨從周人的筮佔中發展出一套哲學思想體系,而其他的占卜都始終停留在宗教巫術階段?陳來的解釋是:“因為《周易》一書本身包含了這種可能轉化的特質和根據,即‘數’的特質。簡言之,《周易》是以數為基礎的,這使得擺脫鬼神觀念而向某種宇宙法則轉化成為可能,這雖然不見得是始作《周易》者的意願,但卻是人文化過程得以實現的一個內在根據。”(陳來,第83頁)從內因說,“數”助推了《周易》文本的“類型化”和“形式化”;從外因說,又離不開《易傳》對《周易》“術數”思維神秘性的哲學突破。
《周易》的哲學突破,首先體現在《易傳》對《易經》思想品性的提升上。(1)《周易》是表達“聖人”智慧的書。《繫辭上》雲:“《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佔。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周易》作為傳授“聖人之道”的書,其深刻的人文睿智,可以使人們大有作為。(2)《周易》是反映宇宙普遍規律、蘊含深刻的哲理書。《繫辭上》雲:“《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又云:“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周易》古經卦爻辭中並沒有這麼高深的智慧和深奧的哲理,經過《易傳》的語義轉換和提升,似乎處處蘊含著深奧的哲理。此種“極深研幾”、深刻洞察宇宙本質和事物變化幾兆的哲學,無論對於溝通天下人的理想,還是成就天下偉大的事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3)《周易》是一部充滿憂患之書。《繫辭下》雲:“《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繫辭下》雲:“《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繼之,《繫辭傳》把《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所謂“九德卦”先後陳述了三次,又稱“三陳九卦”。朱熹認為:“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朱熹,第142頁)憂患意識是道德力量與生命意志的源泉。從《周易》古經中可以看出,六十四卦中處處充滿了險象、災難,《易傳》從中體會出,正是此種艱難險阻所引發的憂患意識,可以激發人的道德理性和生存意志。(4)《周易》是一部經世致用的書。《繫辭上》雲:“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依照《易傳》的詮釋,《周易》之創作,以開創和成就事業為宗旨,它包羅了天下所有的道理。所以聖人用它可以會通天下人心,確立偉大的功業,決斷人們的疑惑。蓍佔的功能,圓通而神奇;卦爻的德性,方正而智慧;六爻之變化,能夠將事情的原委簡明平實地告訴你。聖人用它來潔淨心靈,澡雪精神,把《易》生命的大智慧深深密藏在內心,吉凶之事與萬民同憂患、共命運。“知方神圓”“藏往知來”的“卦之德”“蓍之德”原本是筮法中的“神物”,經過《易傳》的語義轉換,提升為聖人“洗心藏密”“開物成務”、向前推進百姓事業(以前民用)、經世致用的學問。經過《易傳》的定性與提升,《周易》不再僅僅是一部占筮之書,而是成為表達聖人智慧、深刻哲理、憂患意識,能夠經世致用的一部哲學經典。
其次,《周易》的哲學突破,又表現在《易傳》對“形上”之“道”的凸顯。《繫辭上》雲:“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此種“形而上”的“道”,其哲學解釋的邏輯空間很大。從筮法說,它是陰陽、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術數”演變的前提和揲蓍推算的規則;從哲理說,則是《周易》哲學的最高範疇或終極原理。它既是天地萬物的生命本原,又是天地萬物的存在根據,還是生命宇宙的最高法則,更是一切真善美的價值依託。《易傳》處處顯示出“探賾索隱”、解釋“器”中之“道”的良苦用心。最典型的一例是《易傳》對《乾》卦卦辭“元亨,利貞”的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本來很簡單,是說大為亨通,佔問有利。依照聞一多、李鏡池的考釋,“乾”本當為“斡”,是北斗星之專名,《乾》卦屬於星佔。先民認為,北斗星是天的樞紐或綱維,它統攝維繫著天體運行,所以“乾”象徵天體。佔得此卦,意味著大吉大利。(見李鏡池,1981年,第1頁)《彖傳》卻發揮出“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這樣的宇宙創生論、生命本體論原理來。經過《彖傳》的解釋,“乾元”成為宇宙創生的“道”,它統攝著宇宙,是天地萬物發生的根源。李鏡池在《周易探源》中反覆對比《易經》與《易傳》在不同視域下所產生的“時代思想的差異”,使《周易》古經卦爻辭記錄和反映的殷末周初先民生活世界中的原始思維、宗教情感和生命意識重見天日。有了對《易經》所載先民生活世界的真切瞭解,方可以見到成書於“軸心時代”的《易傳》的“哲學突破”。《易傳》把“道”“太極”“陰陽”作為解釋宇宙創生原理和萬物存在法則的哲學範疇,並據之解讀《周易》古經的“象”“數”“辭”,對於消解古經卦爻辭“術數與吉凶互滲”的原始思維的神秘性,助推卦爻辭的語境轉化、語義提升均具有重要的理性引領效應。
最後,《周易》的哲學突破,還在於《易傳》賦予象、辭以豐富的人文思想含義。《繫辭上》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易傳》通常喜歡用卦象和卦象所代表的“物象”去形容事物的特徵,此即《周易》解釋體例的“取象說”。王夫之說:“孔子就伏羲所畫之卦,因其象以體其德,蓋為學《易》者示擇善於陰陽,而斟酌以求肖,遠其所不足,而效法其所優也。”(王夫之,第54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卦之垂象於兩間者也。而合同以化者,各自為體,皆可效法之以利用。君子觀於天地之間而無非學,所謂希天也。”(同上,第55頁)這是說《象傳》的意義在於因八卦之“象”以體天地之“德”,援天道以明人事,法自然以成人文。以乾、坤二卦為例,乾卦六陽成象,陽主剛健。《象傳》根據乾陽剛健之象,引申出君子自強不息的德性,故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六陰成象,陰主柔順,代表大地。《象傳》根據大地的平坦厚重賦予君子“厚德載物”的品格,故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乾、坤二卦的《象傳》因“象”體“德”具有典型意義,其他各卦皆可以此類推。
經過《易傳》的語義轉換和理論提升,《周易》古經象、數、辭的具體意象、特殊語境漸漸變得模糊起來,通過理論思維的抽象不斷被形式化、德性化、哲理化。“八卦”提升轉化為天地人和諧共生的生命宇宙的時空秩序,“六十四卦”彷彿成為人的生命存在境遇中的基本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三百八十四爻”成為人們把握宇宙時空秩序、判斷行為得失、隨機應變的行為節度。這一切自然的、超自然的象、數、辭,都要通過“聖人”的德性智慧統攝起來並變為天下“百姓”安頓生命的實踐理性。《繫辭上》雲:“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傳文中儘管還保留著“蓍佔龜卜”“天象吉凶”“河圖洛書”等上古巫術原始神秘思維的遺存,但其思想意義與“前《周易》”“《周易》古經”時代先民意識中的“數”所表達的“神秘意象”已大為不同。它們被懸置在天地、日月、四時自然變化的時空秩序中,不再具有“原邏輯”或“前邏輯”的絕對性,而降格為一種聖人“效之”“象之”“則之”、經世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的工具。有了這樣的理解,《周易》的“象”“數”“辭”不再具有原始思維的神秘性及先民占卜活動的具體性,而被轉換為天地自然的象徵,日月運行、四時變化的節律及“聖人”思想意志的表達。這樣一來,《易經》卦爻辭中“象數互滲”的原始思維漸漸遠去,卦爻辭原初的具體含義及特定語境逐漸被抽象提升為一般性的歷史經驗,進而被理解為表達“聖人”智慧的微言大義,於是“《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原本一部由佔辭彙編而成的《周易》成為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經”。
三
回過頭來,再看《周易》筮法“數”的原理。《繫辭上》雲: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傳文講的是“天地之數”“大衍之數”及揲蓍求卦的方法。從《易傳》上述揲蓍衍卦的“數”的運算原理來看,儘管“天地之數”“大衍之數”還保留著“成變化而行鬼神”的神秘性,認為“天下之能事”都可以通過如此推衍來解決,然而,一個不可忽略的細節是,“大衍之數”的作者一再有意識地將“揲蓍衍卦”過程——“四營”中的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與天地自然中的“兩儀”(陰陽)、“三才”(天地人)、“四時”(春夏秋冬)、“閏月”對應起來,將《乾》《坤》二卦之策數(360策)與一年日月運行的週期數(360日)對應起來,並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策數(11520)當作“萬物之數”。這樣做,一方面固然強調了“大衍之數”準“天地之數”,《易》“與天地準”,《易》即“冒天地之道”,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另一方面,更具有時代挑戰性的是《易傳》“化神秘為自然”的哲學突破,不經意中將“筮者,數也”原始思維中神秘的“數”還原為天地自然的節律數度,這種思維意向對易學哲學史發生了深遠影響,成為“術數”中經“象數易”走向“科學易”數理思維的邏輯中介。
早在大約公元前530年,古希臘智者畢達哥拉斯就提出了“數是萬物本原”的觀念。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一書中保存了對這種觀念的記憶,他轉述說:“素以數學領先的所謂畢達哥拉斯學派不但促進了數學研究,而且是沉浸在數學之中的。他們認為‘數’乃萬物之原。在自然諸原理中第一是‘數’理,他們見到許多事物的生成與存在,與其歸之於火,或土或水,毋寧歸之於數。數值之變可以成‘道義’,可以成‘靈魂’,可以成‘理性’,可以成‘機會’——相似地,萬物皆可以數來說明。”(亞里士多德,第12頁)畢達哥拉斯學派十分看重構成一切“數”的基本因子“一”的重要意義,認為“萬物的本原是一”,“從完滿的一和不定的二中產生出各種數目;從數產生出點,從點產生出線,從線產生出面,從面產生出體;從體產生出感覺所及的一切形體,產生出四種元素:水、火、土、氣。這四種元素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互相轉化,於是創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以地為中心。”(《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冊,第20頁)這與《周易》“數生象”的邏輯十分相似。
“數”觀念的形成對於人類理性思維和抽象思維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於先民抽象思維的侷限性,原初的“數”的觀念往往與各種具體的意象雜糅在一起,甚至賦予“數”以種種神秘的特性,這是布留爾所謂“原始思維”的“互滲律”留在“數”觀念上的烙印,遠古先民的“數”思維,就像文明時代兒童最初“識數”時那樣,常常要把某“數”與該數所代表的具體物象在一起聯想。隨著理性成熟和抽象思維能力的提高,“數”漸漸遠離它的生活原型,變成抽象的“符號”和純粹的思維形式。抽象化、類型化、形式化的“數”觀念一經形成,便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可以反作用於人類的精神活動,成為人們認識世界、模擬物象、把握物象的“思維範式”,或人類認識之網的“網上紐結”,在指導人的生活實踐中釋放出巨大的理性力量。古代人不瞭解“數”觀念形成由“殊相”到“共相”、由“個別”到“一般”的邏輯進程,使源於自然數量關係而被“抽象”化的“數”彷彿成為凌駕於自然事物之上“成變化而行鬼神”的“神物”,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數”被“異化”的認識論根源正在於此。
隨著原始思維的哲學突破,“異化”了的“數”終究要回歸其自然原型。《易傳》中的“數”正處在“化神秘為自然”的認識階段。《易傳》關於“數”的兩種來源的說法,就表明了這一點。譬如一方面說“天垂象,見吉凶”,“數”來自於“河出圖,洛出書”的神啟,這表明“數”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還遺留著原始思維的神秘性。但即使是這種“神啟”,也離不開“河馬”出“圖”、“洛龜”見“書”的具體表象。後人繼之發揮出種種“數”的圖示及圖說,以至於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即“河洛學”,在神秘的形式下,引申出不少天文、歷算、音律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學知識。另一方面,《易傳》又試圖將“數”的根源還原於天地自然,從天地萬物的“象”中尋找陰陽、八卦之“數”的原型。《繫辭下》雲:“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裡雖然沒有直說“數”來源於聖人“觀物取象”,但“八卦”之“象”與奇偶之“數”密不可分,說“八卦”來源於聖人對天之象、地之宜、鳥獸之文及人的身體的仰觀俯察、遠近取譬,間接地也就道出了“數”的原型與自然現象(“象”)的關聯。
《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繫辭下》)又說:“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說卦傳》)《易》數中的“三”“六”“九”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民俗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周易》有“三才之道”,老子說“三生萬物”。《周易》有“用六”“用九”的說法,“九”為“老陽”之數,又代表陽、剛、健等性、德、勢、能;“六”為“老陰之數”,又代表陰、柔、順等性、德、勢、能。中國人講空間之大稱“六合”,家族親情有“六親”,人人祝福“六六大順”,都和“六”相關。“九”為個位數中最大的數,《周易》遇到陽爻稱“九”,一卦六爻中最好的位相為“九五”,古代稱帝王為“九五之尊”,如今“九九重陽”為“敬老節”,均與“九”相關。說是巧合,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我們不去管它。人們日常說某某事是“巧合”,通常意味著有些神秘或不可理喻。其實,對有些“巧合”的現象,如果加以深思或邏輯推理,就會發現“巧合”並非神秘,更不是不可理喻。譬如說《周易》中揲蓍過程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等與天地、三才、四時、閏月、一年週期等自然現象的“巧合”,究其原因,就在於《周易》的揲蓍方法原本是依據“天地之數”所代表的“宇宙時空”秩序設想出來的。《周易》這種“人謀鬼謀”相結合的占筮方式與殷商龜卜相比,在思維能動性上不能不說是一次巨大的飛躍。
四
當今世界已進入“互聯互通”“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的“數字化”時代。作為一種信息媒介的“數”,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從內政外交國家大事,到百姓瑣事柴米油鹽,都與看似抽象、“寂然不動”卻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數”密不可分。“數”不僅是溝通“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媒介,而且成為“現實生活”中一切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的重要因素。“數”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就在於“數”本質上是“客觀世界”時空秩序、因果聯繫、存在狀態和變化規律的數量關係的“抽象”,是天地萬物存在與變化的“量”的“節度”。
縱覽古今,沒有哪個時代像當今世界這樣更切近或更看好《周易》“數”思維的能動作用和現實意義。《周易》中的“數”——如“河圖”蘊含的“天地之數”(55),“洛書”蘊含的“洪範九疇”之數(45),“天地之數”(55)減去自然數1—10的“中數”(5)所得之“大衍之數”(50),“大衍之數”(50)減去作為十個自然數的基礎數(1)所得“大衍之數”的“用數”(49),揲蓍所得老陰、少陽、少陰、老陽之數(6、7、8、9)及其所代表的策數(24、28、32、36),乾坤二卦策數所代表的日月運行的“期數”(360),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總策數所代表的“萬物之數”(6912+4608=11520)——所有這一切“數”,如果用今天流行的網絡語言說,即古代先民用以虛擬生命世界及指導人生實踐的“大數據”。《周易》用這些“數”來說明天地陰陽變化的規律,幽冥變化的原因,命運吉凶的前兆,並說這些“數”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窮盡了天地間的一切,這不免有些誇大和顯得神秘,在科學日新月異發展的今天來看,既不精準,也不科學。但是,把客觀對象放在“數量關係”中去把握和認識,用“數”模擬和解釋大生命世界的時空秩序、因果關係、存在狀態及發展趨勢,本質上是契合科學精神和理性思維的。長期以來,易學界圍繞“象生數”還是“數生象”問題爭論不休,如果大家不再像莊子所說那樣“蝸角爭國”,其實問題並沒有那麼複雜。從本體論維度看,“象”和“數”原本是混沌一體的自然存在。從認識論維度看,“象”是具體、特殊、殊相,屬於“實體性”範疇;“數”是抽象、一般、共相,屬於“本質性”範疇。前者是感性認識的對象,後者是理性認識的對象,是抽象思維的結晶。所以,就本體論說,“象數圓融”,體用不二;就認識論看,邏輯上“共殊有別”,時間上沒有先後。
畢達哥拉斯“萬物皆數”與《易傳》“數成萬物”的思想曾被批判為“數的唯心主義”和封建迷信,其實,它與“大數據”時代“數物相生”的科學思維在原理上是相通的。老子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老子》第四十七章)這位古代哲學家沉思的這個“玄之又玄”的問題,在今天“互聯互通”的“大數據”時代已完全成為現實。自然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海量信息”通過互聯互通的網絡技術及超大功能計算器生成“大數據”,此即“萬物皆數”;把“大數據”的信息轉化為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科學運籌、實踐決策的依據,從而產生巨大的“實踐效果”,此即“數成萬物”。數物相生相成的現代“大數據”原理,其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周易》“參天兩地而倚數”的“象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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