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向唐朝發動的戰爭，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是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促使唐代開始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由於發起反唐的指揮官以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於其爆發於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
背景簡介
唐代經歷 唐太宗“ 貞觀之治”、唐高宗“ 永徽之治”、 武則天的“治宏貞觀，政啟開元”“貞觀遺風”及唐玄宗的“ 開元盛世”後，成為了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文治武功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達至鼎盛。安史之亂髮生後，對唐朝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藩鎮崛起
隨著 唐太宗、 唐高宗等在位期間屢次開疆拓土，先後平定遼東、東、西 突厥、 吐谷渾等地區，使唐朝成為一個國 境極為遼闊的國家。同時，為了加強中央對邊疆的控制、鞏固邊防和統理異族，唐玄宗於開元十年便於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 經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數州為一鎮的節度使不單管理軍事，而且因兼領 按察使、 安撫使、 支度使等職而兼管轄區內的行政、財政、人民戶口、土地等大權，這就使得原來為一方之長的州刺史變為其部屬。據《新唐書 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 財賦”。節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為唐皇室隱憂。
外重內輕
唐初，全國實行府兵制共置634個折衝府，其中有261個位於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故軍力是外輕內重，保證唐室有足夠的兵力保衛京師及其政權。唐玄宗開元十年設置節度使，許其率兵鎮守邊地，軍力日漸強大，漸有凌駕中央之勢。開元十四年時，京師守衛改由彍騎負責。而天寶年間，邊鎮兵力達50萬。而安祿山一人更兼任 平盧、 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於諸鎮之中最強，擁兵20萬，實力強大。相反，中央兵力則不滿8萬，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漸漸形成地方反過來威脅中央的危機。
玄宗怠政
開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國家無事， 唐玄宗喪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政治癒加腐敗。唐玄宗更耽於享樂，寵幸楊貴妃，安祿山為自保和升官拜楊貴妃為母親。由提倡節儉變為揮金如土，如曾將一年各地之貢物賜予李林甫。他又把國政先後交由李林甫、楊國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劍的宰相，任內憑著玄宗的信任專權用事達十九年，杜絕言路，排斥忠良。楊國忠因楊貴妃得到寵幸而繼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財，以致群小當道，國事日非，朝政腐敗，讓安祿山有機可乘。
河北胡化
唐太宗時平定東突厥及契丹各族後，將其內徙至河北一帶，河北於是成為胡人雜居之地。當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漢文化影響很淺，因此與唐室的中原關係疏離。唐室為了便於統治，倚重能通多種胡語及瞭解外族民風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時，為鞏固權位，杜絕邊將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建議 玄宗用胡人為鎮守邊界的節度使，而且又放任他們 擁兵自重。因此安祿山身為胡人等得以取得權力，東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祿山部隊中最驍勇勁捷的一支部隊。而安祿山也因兼三大兵鎮獨掌十八萬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實力及野心。
將相不和
安祿山兼三大兵鎮獨掌15萬的兵力，擁兵邊陲，其手下 驍勇善戰，甚獲 玄宗寵信，引來宰相楊國忠忌恨。兩人因而交惡，而唐玄宗又對此不加干預。安祿山久懷異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討楊之名舉兵叛唐。
戰爭起因
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 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 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經濟矛盾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 土地兼併，以至百姓多遷徙流亡。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 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楊氏兄弟姐妹五家，聲色犬馬，權慾薰心，過著荒淫糜爛的生活。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使廣大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階級矛盾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 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黨羽，把持朝政。繼他上臺的楊貴妃之兄 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 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民族矛盾
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隋唐以來，河北北部 幽州一帶雜居著許多 契丹人、 奚人， 唐太宗打敗突厥人以後，又遷徙許多突厥人在這一帶居住。他們的習尚與漢人不同，互相歧視，胡人安祿山正是利用這點拉攏當時的少數民族上層，作為反唐的親信。史稱安祿山於 天寶十三載（754年）亂前，一次提升奚族和 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將軍和 中郎將。
內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於唐朝的 均田制和 府兵制被破壞， 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 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佔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 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並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於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 顏杲卿、平原太守 顏真卿以及張巡、 許遠的死守 睢陽等的反抗鬥爭，這些局部地區反暴政的鬥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
戰爭影響
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社會混亂
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 舊唐書· 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為榛），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 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摧毀了統治基礎，削弱了封建集權，為封建割據創造了必要條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 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 藩鎮割據，各自為政。當史思明之子 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僕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 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 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 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 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 李靈曜， 淮西 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 方鎮有的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有的不入貢於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
剝削加重
由於戰爭，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統治階級不得不增加稅收，使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 虎牢關之間，幾百裡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唐憲宗元和年間，由於政令不及，稅收只能徵自東南八道（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 魏博鎮“重加稅率”， 李質在 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全國各地叛亂四起，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 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 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邊疆不穩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 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 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後，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重心南移
安史之亂，促使中國歷史上北民南遷，致使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南北經濟趨於平衡。
西域得失
753年前後，正是唐朝經營西域的全盛時期，但是此後隨著國內政局的的劇烈變化，唐朝在西域的勢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 天寶十四載），唐朝國內爆發了有名的安史之亂，由唐朝蠻族將領 安祿山、 史思明率領的東北邊疆叛軍長驅南下，攻陷東、西兩京，唐玄宗愴惶逃出長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兒子 肅宗在 靈武繼位之後，調集西北邊軍勤王平叛，守衛西域的安西、 北庭節度使屬下的邊兵也被大批調往內地。
肅宗
756年（至德元載）有三支西域唐軍被調回內地，其中 李嗣業、 段秀實率精兵五千，安西行軍司馬李棲筠率兵七千，馬磷精兵三千，三支軍隊共一萬五千人返回鳳翔，參加了收復長安的戰爭，以後在此基礎上組成了戰鬥力很強的鎮西北庭行營。
除了西域邊兵之外，唐朝還徵發了西域各國本地的軍隊幫助平叛。明確見於記載的有于闐王 尉遲勝率領的本國兵馬五千。另外與 拔汗那一起發兵的還有大食等國。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們就已經行進到了 河西地區。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羅葉護烏那多與西域九國首領來朝，請求“助國討賊”，肅宗派他們赴 朔方行營效力。西域邊兵大批內調，對平定安史之亂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卻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勢力。
這時西域的外部威脅主要是大食和 吐蕃，西域防禦能力的衰退，給他們提供了入侵的時機。但是大食勢力並沒有趁機東進，而是派兵助唐平叛，這說明大食從一開始就無意（或無力）進入蔥嶺以東的地區。對吐蕃而言，這時唐朝不僅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邊兵，而且也調回了隴右、河西防備吐蕃的軍隊，入侵隴右、河西要比進 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於是吐蕃大舉進攻河西。在這種形勢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軍堅守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
到763年（ 廣德元年）時，吐蕃軍隊已經盡陷蘭、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佔領了河西、隴右的大部分地區。此後西域守軍與內地的聯繫斷絕，但仍然奉唐正朔，堅守西域。有廣德四年（相當766年）年號。實際上廣德只有兩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魯番出土的《高耀墓誌》仍然沿用廣德年號，說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聯繫，不知長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鎮在這時還保持著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軍抵擋不住吐蕃的進攻，遣使前往四鎮，請求河西援軍一萬人，這至少說明西域的形勢這時要比河西穩定得多。
768年（大曆三年）左右，西域守軍又與朝廷恢復了聯繫，朝野上下對他們“忘身報國”的精神感動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詔褒獎，並向西域唐軍通報內地情況，對守軍大加讚揚。
其實就歷代原王朝而言，經營西域不外乎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就內部來說，控制了西域既可張揚國威，又保證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就對外來說，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牽制和削弱北方遊牧民族的勢力，並進而保障河西，隴右的安全，防止南、北兩個方向遊牧民族勢力的匯合。吐蕃攻陷關隴之後，西域地區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戰略意義，西域的存亡對整個唐朝邊防來說已經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所以西域雖有“奉國之誠“，朝廷卻因“事勢不及相恤”，不得不採取了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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