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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認定，胡適說過，“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實，胡適的原話是，“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這裡的“實在”並非“歷史”，而是被人曲解了。胡適一向主張，研究歷史要有證據。我們也常說，歷史自有公論。所以，不管世人如何去歪曲篡改，歷史最終仍會給後人一個正確答案。
胡適先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史學界處於政治鬥爭漩渦，一些聲名赫赫的歷史學家迎合世俗，以求生存，不敢堅持真理，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學術觀點，甚至違背良心去扭曲或篡改歷史。結果，改來改去，把自己用畢生心血凝成的學術成果糟蹋得不成樣子，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也在歷史上留下了許多笑柄。
就在眾多歷史學家“痛改前非”的時候，陳寅恪也經受著“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寂與煎熬。他的著作因觀點不合時宜，而不得出版，後雖經胡喬木親自過問，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他的《論再生緣》，卻又被康生打入冷宮。
陳寅恪先生
在1958年史學界“厚古薄今”的大論戰中，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等人的文章都公開點名批評陳寅恪。當時，陳寅恪所任職的中山大學歷史系，成為全國史學界的漩渦中心。一夜之間，大字報鋪天蓋地，陳寅恪受到了猛烈衝擊，身心備受折磨。對於“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的陳寅恪而言，那是一次異常嚴峻的考驗。陳寅恪不肯人云亦云，更不願自毀其節，即使遭受持續的精神摧殘，依然固守鮮活的靈魂，堅持“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的承續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
到了1966年4月，身為文壇領袖、史學泰斗的郭沫若，預感到一場風暴即將來臨，便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宣佈：“拿今天的標準，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郭沫若自我否定其歷史作品，人們或可理解為身不由己，但幾年以後，他偏偏又捧出一本迎合世俗的《李白與杜甫》，在這本書中所表現的歷史態度令人啼笑皆非。郭沫若的這兩個舉動甚為荒唐，實在是拿嚴肅的歷史當兒戲，在史學界留下了一個很不光彩的敗筆。
郭沫若先生
歷史無情，陳寅恪逝世十年以後，後人揭開了那段塵封的歷史。史學界終於發現，陳寅恪才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當代史學大師和文化宗師。海內外學人一致公認，就文史知識的豐富和文化積累的深厚而言，陳寅恪達到了一個時代的高峰，稱他對史料的掌握是“百科全書似的佔有”與“百年來第一人”，其作為史學家的“人格”因素具有長久的震撼力，為後世學人提供了一種於文化苦戀及憂患意識雙重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範。史學界後來對郭沫若也有定論，承認郭氏代表作只是他於1949年以前寫的幾部專著。
陳與郭兩人均乃飽學之士，在歷史研究領域均有其獨特的建樹，但兩位先生的晚年著作的價值卻不能相提並論。歷史無情，對任何人都很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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