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以為諸葛亮出茅廬前真是隱身山野躬耕隴畝的布衣，其實不然，他早已是很有聲望的荊州名士。
所謂名士，實際上都是些在學術（主要是儒學）上很有造詣和政治軍事上很有才能的文化精英。諸葛亮在其《出師表》中自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那顯然是故作謙卑。《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說：“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倒是比較接近事實。諸葛亮的叔父諸葛玄是劉表的舊友，並娶荊州望族蔡瑁的侄女為妻。諸葛亮隨叔父寓居荊州，是有一定聲望的名士，只是沒有選擇在劉表集團出仕而已。他所謂的“躬耕隴畝”，其實是名士高人入世前的隱居生活狀態。
所謂荊州名士，就是像諸葛亮這類聚集荊州的文化人。東漢末年，群雄割據，天下大亂，唯有荊州保持了政治上的安定。初平元（190）年，劉表出任荊州刺史，沒有捲入以曹操與袁紹的對抗為中心的中原抗爭。因此，大量的人口為避戰亂流入荊州，其中有為數不少慕劉表之名而來的名士。《後漢書 劉表傳》記載： “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這些名士中有的作為劉表賓客，例如王粲、邯鄲淳、隗禧、王朗、王肅，有的是受到劉表禮遇的儒者，例如宋忠、裴潛、杜襲等，還有以司馬徽、龐德公為代表的襄陽文人集團以及隱士諸葛亮、龐士元、徐庶、崔州平。但在這眾多的名士中，別的人都沒有成什麼大氣候，唯有諸葛亮成為經世王佐的俊傑，在軍事和治國理政方面都發揮出卓越的才能。
那麼，諸葛亮何以成為荊州名士中的俊傑，乃至“大名垂宇宙”（杜甫語）呢？我認為主要有三個主客觀原因。
一是諸葛亮是經世致用的文化人。當年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時，德操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 諸葛亮與那些窮經皓首的“儒生”名士有區別，也與那些一味牢騷滿腹或者悲天憐人的文人名士不同，而是致力於如何實現思想理念，經世致用。 諸葛亮每每以管仲、樂毅自比，有經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希望能用自己的學問和才能來輔弼天下。他不願輔佐雖然是東漢宗室的成員卻只顧封疆自守劉表，選擇了雖然出身卑微但以天下為己任、有宏大政治抱負的劉備，找到了經世致用的“明主”和一方軍事政治舞臺，這是他成為俊傑重要原因。
二是諸葛亮享有宰相的優渥政治待遇。諸葛亮在思想上保留有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以恢復漢大一統的實現為目標，同時又兼有以法度統軍治國理政的理念，這和劉備的政治主張十分和拍。劉備“如魚得水”，並且委以統軍行政的大權。因此，諸葛亮連同龐統、馬良等荊州名士以及法正等蜀中名士得以參與到蜀國政權中樞，實際上組建成“名士內閣”，將劉備的部屬從以關羽、張飛為中心的傭兵集團變為依靠名士施政的政治架構。在這樣的蜀漢體制中，諸葛亮得以執掌軍國大政，盡情施展自己的政治軍事才華，實現了名士輔弼天下的政治理想。與諸葛亮相比，其他一些名士無論在曹操還是孫權治下，都只不過作為幕僚謀士看待，誰也沒有得到如此政治信任和委以重任。
三是諸葛亮是“識時務”，對天下大勢有特別清醒的認識，並能謀劃正確的濟世方略。《隆中對》是他作為荊州名士隱居山中早就醞釀成熟的，“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充分顯示出諸葛亮的思想和才幹本來就是諸多荊州名士中的佼佼者。他在《隆中對》中正確地提出了劉備集團的發展戰略和遠大目標。《隆中對》雖然主要是三分天下之計，但三分並不是最終目的。他只是基於曹操的勢力太過強大無法單獨與之抗衡的客觀形勢，所以不得先與孫權聯手，求得三分天下。形成天下三分的格局之後，諸葛亮依然堅持進擊曹魏，沒有放棄實現天下一統的最終目標。同時，諸葛亮在治國理政中也充分顯示出精明才幹和遠見卓識。雖然由於主客觀等種種原因，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謀略未能得以實現，但他和其他一些只會在小打小鬧中獻計劃策的名士比較起來，無疑是最高明的。而且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和表現，也足以被歷史認定為一代名士中的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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