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慎是諸葛亮突出的性格特徵之一，古今學人論之甚多。[1] 考察諸葛亮的心路歷程，這一性格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也有其清晰的發展歷程。實際上，在諸葛亮的身上，謹慎與狂傲兩種性格是並存的，這在其青年時期表現尤為明顯。
青年時期的諸葛亮有其狂傲的一面，當其寓居隆中期間，“每自比於”出將入相的管仲、樂毅，而“時人莫之許也”，敢於在別人不認可的情況下以當世管仲、樂毅自居，其狂傲可見一斑。他還曾對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說：“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他卻“笑而不言”，這種不言隱含著他出將入相的政治抱負。他“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諸葛亮的“嘯”也是其狂傲性格的一種表現。以上種種言行均反映出青年諸葛亮性格狂傲、自視甚高的青年名士形象。然而，出山之後的諸葛亮狂傲漸趨消失，謹慎的性格則愈發凸顯。
任何一位歷史人物，其思想與行為必然要受其時代和成長環境的影響，特別是一個人的早年經歷，對於他此後的人生志業影響更大。諸葛亮謹慎性格的形成，還得從其童年、少年時期的人生遭遇談起。諸葛亮的童年經歷可謂不幸，就家庭層面來說，他三、四歲時生母棄世，大約七、八歲時父親又亡故，從此成為孤兒，寄居於叔父門下，雖然叔父視其猶如己出，但畢竟還是有別於親生父母。就社會層面來說，諸葛亮四歲時爆發了黃巾大起義，後來又有董卓之亂、曹操屠戮徐州，特別是曹嵩被殺事件，直接導致了他的家鄉遭受兵燹之災，不得不隨叔父諸葛玄四處奔波，屢屢遷徙，少年諸葛亮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也不得不去小心應對周圍的每一個人，去建立一個利於自己生長生活的人際環境。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樣不穩定的早年生活，造就了諸葛亮人格之中“謹慎”這一特點的。輾轉來到荊州襄陽後，他終於過上了相對安穩的生活，但不幸很快再次襲來，他情同生父的叔父又不幸去世，那時的諸葛亮剛剛十七歲，舉目四望，無親可依，既要照顧自己，還要照顧更年幼的弟弟，真可謂“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作為一個無依無靠的外地人，謹慎處世是自然的選擇。
諸葛亮謹慎的性格還受到荊州政治環境和師友的影響。劉表本人氣量狹窄，又喜聽信讒言，不能容人。彌衡因侮慢於劉表，劉表懷恨在心，明知江夏太守黃祖性情急躁，故意送至其處，彌衡終於因侮慢黃祖被殺。從事劉望之以直言被殺，從事中郎韓嵩遭猜忌險至殺身之禍，連劉表的兒子劉琦也因讒言而被疏遠。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許多士人選擇謹言慎行，明哲保身。寄居荊州的名士司馬徽“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謹言慎行，遇事總是稱好，留下一個“好好先生”的稱號。《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司馬徽別傳》記載，有人問司馬徽某人某事的好壞，他皆說“好”，其妻不解地說：“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諮君之意乎！”司馬德操卻回答說：“如君所言，亦復佳!”於是他有了“好好先生”之名。一次，有人妄認司馬徽的豬為自己的，司馬徽便將自己的豬送給了他，後來那人的豬找到了，才不好意思地送還，然而司馬徽並沒有說什麼。還有一次，有人向他借蠶具，他將自己養的蠶丟棄，而將蠶具借人。[2]《世說新語·言語》還記載，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只小書生耳！”[3] 可見司馬徽在劉表面前刻意隱藏了自己的才能見識，給劉表留下一個有名無實的印象，以避免進入劉表法眼。其實，司馬徽並非是不講原則的“好好先生”，當劉備訪問他，問以天下大事，他在推薦諸葛亮、龐統時態度卻十分鮮明，語氣十分肯定。司馬徽作為寄寓荊州的外地人，當時外來人士政治上普遍受到劉表的排斥，一不小心還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為明哲保身，司馬徽只得謹言慎行，“好好先生”的稱呼正反映出他謹慎的性格特徵。諸葛亮生活在襄陽的時期正是性格形成的重要時期，龐德公、司馬徽二人又是其敬重的前輩師長，二人的人生態度不可能不給諸葛亮性格的形成帶來一些影響。故而劉表長子劉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諸葛亮總是緘默不言，至“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的高樓上方才不得已為其劃策，可見出山前的諸葛亮已經具有謹慎的性格。此外，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始才“隆中對策”，從中也可以看到諸葛亮謹慎的個性。
建安十二年（207年），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走出寓居十年的隆中，加入劉備陣營，此時的諸葛亮只有二十七歲，其性格和心智還處在塑形時期，尚未完全定型。出山之後，諸葛亮所面對的人際環境不再是單純的師友、親朋關係，而是複雜的君臣、同僚關係。在封建時代，一個政治家能否處理好君臣關係、同僚關係，往往直接影響其決策能否順利實施，甚至決定其成敗乃至存亡。諸葛亮選擇劉備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為此就必須處理好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營造團結和諧的政治氛圍。他首先面對的是劉備集團內部的親疏關係，主要是如何處理與關羽、張飛的關係。關羽、張飛先於諸葛亮與劉備交往, 都是多年跟隨劉備的生死兄弟[4]，他剛到劉備陣營，與劉備“情好日密”，馬上就惹得關羽、張飛“不悅”，經劉備勸解，“羽、飛乃止”[5]，更讓他認識到必須處理好與劉備集團內部的關係。試想，年紀輕輕又初來乍到的諸葛亮要想在劉備集團謀得一席之地，唯有在夾縫中求生存，對上對下搞好關係，如此則必然要小心謹慎。
諸葛亮與劉備的君臣際遇一直為眾多後來者所稱羨，劉備本人喻之為“魚水”關係，應該說，剛到劉備陣營的諸葛亮與劉備關係確實融洽，劉備奔波半生卻無立錐之地，根本原因就在於缺乏一個長遠可行的戰略規劃，《隆中對》彷彿劉備的一根救命稻草，讓他看到了成功的希望。而諸葛亮也不負劉備所望，在他的大力輔助下，劉備一步步站穩了腳跟，事業開始一步步走上正軌。但時間一長，諸葛亮與劉備性格中的不同就日漸暴露，劉備對諸葛亮並非處處言聽計從，如不聽諸葛亮勸諫而遵法正之謀奪取了漢中，諸葛亮未見勸阻劉備東征伐吳，對待馬謖、魏延等人的認知也有不同之處。可以說，此後二人的關係是相交而並不相知，倚重卻不乏猜疑。
劉備大諸葛亮二十歲，分屬兩代人，思想上難免有些代溝，而且兩人成長環境不同、喜好各異。諸葛亮成長於儒宦世家，長於詩書，頗有些名士風範。而劉備年輕時與母販履織蓆為業，“不甚喜讀書”，倒是對狗馬、音樂、漂亮的衣服興趣濃厚，又好結交豪傑，頗有些豪俠之風。[6]這些不同決定了諸葛亮與劉備天然地存在著心理上的距離，諸葛亮不可能像關羽、張飛那樣與劉備形成“寑則同床”的兄弟般關係，他與劉備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上的君臣關係。縱觀劉備任用諸葛亮的十幾年，並未讓諸葛亮參贊戎機，而是長期留守後方，負責後勤補給。取荊州後，諸葛亮的工作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賦以充軍實”，入益州後，諸葛亮則“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在劉備生前，雖然任諸葛亮為丞相，但未準其開府，自己仍然牢牢掌握著軍政大權。而且諸葛亮的軍師將軍階位很長一段時期是位列於馬超、關羽、張飛等人之下的。在劉備心中，放在頭位的是關羽、張飛、龐統、法正等人。劉備重用這些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各方面都強於諸葛亮，而是因為他們與劉備私人關係更好，更得劉備信任。王夫之在評價劉備用關羽守荊州一事時說：“先主之入蜀，率武侯、張、趙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終用羽者，以同起之私恩。”[7] 可謂一語道出了劉備對諸葛亮的不夠信任。誠如王夫之所說，劉備對諸葛亮的信任不如對關羽的信任，甚至不如孫權對諸葛謹的信任。建安十九年( 214年)，孫權因劉備已得益州，特遣使諸葛瑾前往成都索取荊州。諸葛瑾與諸葛亮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且已闊別二十餘年，但兄弟二人卻“俱公會相見, 退無私面”，這固然體現了二人公私分明、大公無私的高尚道德品質，但又何嘗不是因為諸葛亮擔心引起劉備的猜疑呢？
劉備用人，在取得益州稱王稱帝之前，有知人善任的一面，但隨著事業的蒸蒸日上，劉備就有些志驕意滿起來，就連龐統也曾受到劉備的呵斥。劉備與劉璋翻臉後，揮兵直指成都，一路勢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涪城，劉備在此大會將士、置酒作樂，他乘著酒興對龐統說：“今日之會，可謂樂矣。”龐統卻說：“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當時劉備已微有醉意，怒道：“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龐統只好起身退出。過了一會兒，劉備醒悟過來，覺得不妥，又請龐統回來，龐統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坐下，不看劉備，也不道歉，只顧自己吃喝。劉備問道：“曏者之論，阿誰為失？”龐統說：“君臣俱失。”[8] 劉備還對異己打擊報復，張裕因曾諷刺劉備沒有鬍鬚而使劉備不快，劉備非常厭惡他的狂妄，更加惱怒他散佈流言，於是便以張裕曾預言自己奪取漢中不利的說法不靈驗為由，將其下獄，準備誅殺他。諸葛亮聞訊後，上表請求減免張裕的罪名，劉備回答道：“芳蘭生門，不得不鉏。”[9] 張裕於是在鬧市被執行死刑並被暴屍街頭，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挾私報復！對諸葛亮來說，侍奉志驕意滿的劉備，唯有謹慎行事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劉備用人有私心，關羽“剛而自愎”，素來驕橫，而劉備聽之任之，盡護其短，不斷助長其驕傲情緒。對此，諸葛亮只能遷就、順從。馬超歸屬時，關羽唯恐馬超強於自己，便專門寫信給諸葛亮質問其才能比自己如何，諸葛亮深知其意，於是回信答道：“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看了諸葛亮的回信，關羽十分高興，把它交給賓客幕僚們傳閱。[10] 諸葛亮這幾句言不由衷的恭維話，通過貶低馬超、張飛，極大地滿足了關羽的虛榮心。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自稱漢中王，欲重用黃忠為後將軍，諸葛亮勸劉備說：“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劉備回答說：“吾自當解之。”即派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前往，果然不出諸葛亮所料，關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經費詩勸解，方肯受封。[11] 諸葛亮知人審事，雖料到關羽之不滿，但並未犯言直諫，仍然尊崇劉備的決定。從以上的事件中都能看到諸葛亮在劉備面前事事處處都謹小慎微，不逆龍鱗。
對劉備的寵臣法正，諸葛亮更是無可奈何。法正在取西川中功排第一，後任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12]，權傾一時。但此人有才無德，賣主求榮，睚眥必報，擅自殺害了好幾個誹謗自己的人，有人向諸葛亮舉報法正，希望諸葛亮稟報劉備，管束一下法正，而諸葛亮卻說劉備眼下處境艱難，言下之意是不準備處理法正。按理說諸葛亮當時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位在法正之上，這本是他分內之事，他又一向主張依法治國，明知法正的犯罪事實卻選擇不聞不問，只能說明他對法正無可奈何。法正在劉備入主益州之事上立功甚偉，後來又和黃忠一起擒殺了曹魏大將夏侯淵，劉備對法正是相當欣賞、另眼看待的，法正死後，“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後來劉備兵敗退回白帝城之後，諸葛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13] 可見，此時的劉備能聽得進法正的意見，卻聽不進諸葛亮的意見，故而有自知之明的諸葛亮在伐吳一事上保持沉默，也可見劉備與諸葛亮早已不是以往的魚水關係，而是已經產生了隔閡。劉備用人有私，寵臣刁鑽驕橫，諸葛亮要想在“夾縫”中展施才智，就必須謹慎從事，以免授人以柄，引起劉備猜忌。
吳蜀彝陵一戰，蜀國精銳損失殆盡，劉備也一病不起，蜀漢政權風雨飄搖，其時關羽、張飛、龐統、法正等人俱已亡故，劉備心腹可堪大用者所剩無幾。劉備遍觀臣僚，此時可堪大任的也只有諸葛亮了，這才不得不召遠在成都的諸葛亮託孤。劉備雖知諸葛亮忠貞不二，但仍採用了兩全之策。在人事上以諸葛亮為正，卻又以李嚴為副，而且讓李嚴統內外軍事，留駐永安，一則以防範東吳，二則以制衡諸葛亮，也可見劉備對諸葛亮的防範之心。
在《三國志·諸葛亮傳》裡關於永安託孤還有一個細節，大意是劉備盛讚諸葛亮才識，並且說如果劉禪可以輔佐就輔佐，劉備還說了一句很關鍵的話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就是如果劉禪沒有才能的話，諸葛亮就可以取而代之。這句話在歷史上爭議很大，大多認為這是劉備真心地坦誠相告，是對諸葛亮的充分信任，體現了諸葛亮與劉備之間千古少見的君臣關係，如陳壽在《先主傳》中評價：“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14]但仔細思索似乎又不全然，所謂“知子莫若父”，劉備對自己的兒子劉禪應該是很瞭解的，如果他認為劉禪不能勝任的話，何必非要把位置傳給劉禪呢？要知道劉備還有兩個親生兒子可供選擇。再則，封建社會奉行“家天下”的理念，上古時期的讓賢使能精神早已一去不返。況且劉備是一個權力慾望很強的人，他一取漢中，便迫不及待地稱王，曹丕篡漢後，又迫不及待地稱帝。劉備意欲稱帝時，費詩只是提了點反對意見，就被貶官。試想，奮鬥了一生才辛苦得來的皇位，劉備又豈肯白白送與外人呢？康熙皇帝曾把劉備的這番話評價為“猜疑語”，帝王之心思帝王最懂，康熙帝的評價引人深思。劉備“君可自取”的話，更可能是逼迫諸葛亮當眾表態，效忠劉氏。諸葛亮也聽出了言外之意，故而他“汗流遍體，手足無措”，當即表態：“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於是劉備方覺心安。可見，從“隆中對”後至劉備死前，劉備並未把諸葛亮放在運籌帷幄的地位，直至劉備死後，諸葛亮始獲特殊地位，始得真正開始盡其才用。在劉備死前的十餘年裡，諸葛亮不得不在夾縫中求生存，故而凡事小心謹慎。
總之，諸葛亮謹慎性格的形成是其人生遭際、人際環境等一系列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性格萌芽於少年時期，成熟於隆中階段，形成於出山之後。深入考察諸葛亮的人生歷程，更有利於我們瞭解其謹慎性格的形成。
[1] 相關論著如馬學元《試論“諸葛一生唯謹慎”》，《成都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劉蓬春《諸葛亮從青年名士到優秀政治家的轉變》，《成都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2] 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言語》，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6-37頁。
[3] 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言語》，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7頁。
[4] 《三國志•關羽傳》（卷36）記載：“先主與(關、張)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39頁。
[5] 《三國志•諸葛亮傳》（卷35），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13頁。
[6] 《三國志•先主傳》（卷32）記載：“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71-872頁。
[7] 王夫之：《讀通鑑論》，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00-301頁。
[8] 《三國志•龐統傳》（卷37），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55-956頁。
[9] 《三國志•周群傳》（卷42），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21頁。
[10] 《三國志•關羽傳》（卷36），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40頁。
[11] 《三國志•費詩傳》（卷41），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15頁。
[12] 《三國志•法正傳》（卷37），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60頁。
[13] 《三國志•法正傳》（卷37），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62頁。
[14] 《三國志•先主傳》（卷32），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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