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麗是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七世紀，位於今我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的一個政權，從公元前37年建國，至公元668年被唐朝徵滅，享國705年。在長達700餘年的統治中，他與中原政權長期保持著藩屬關係，且能夠遊刃於各個政權的興衰交替。然而到了隋朝，他卻引起了隋文帝的一次大規模征伐，此後，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三代帝王接連興師遠征，直至消滅高句麗政權。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這個政權在隋唐時期成為中原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的呢？

夾縫中求生存

高句麗與中原王朝的“瓜葛”要追溯到西漢時期，公元前37年由夫餘王族朱蒙“建國”，其實也就是西漢王朝玄菟郡所轄的一個“土官”，說是縣太爺也不為過，到了王莽時期則成為侯國。直到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6年），高句麗首次向中原王朝朝貢，並與漢光武帝“鬥智鬥勇”，聲稱自己被王莽降“高句麗王”為“下句麗侯”，光武帝鑑於其朝貢的謙卑態度，也未追究真實性便“復其王號”，高句麗搖身一變成了封王。

漢朝玄菟郡

高句麗在首次向中原王朝的朝貢中嚐到了甜頭，於是在此之後，直到其滅亡前，一共向中原政權朝貢205次，其中從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即位，到唐高宗泰山封禪，243年裡共朝貢188次，平均1.3年一次，這是高句麗與中原政權最“曖昧”的時期。在我國古代的宗藩體系裡，朝貢的頻次意味著在藩屬國中的排序和重要性，高句麗的朝貢可以理解為樹立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排位。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麗，莽日下句麗。屬幽州，戶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漢書.地理志》

高句麗雖然有了王號，但對於東漢朝廷來說則是“不可教化”的邊民，他們儘管其不斷擴張，卻仍舊擺脫不了東漢編戶齊民的範圍。高句麗始終屬於玄菟郡三縣之一。即使東漢玄菟郡治和轄區不斷內遷，高句麗也尚不足以成為一個區域性的政權，其附屬性遠大於獨立性。

“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

但他骨子裡就是一個活躍分子，在東漢殤帝、安帝年間，就已經開始對遼東郡、玄菟郡進行軍事騷擾，甚至與地方漢軍有過正面的軍事衝突。而由於實力原因，高句麗在漢末三國時期，仍舊是遼東一隅“求保護”的弱者。盤踞在遼東的公孫氏政權就曾“胖揍”過高句麗，並導致高句麗的一次分裂。

漢末割據

公元238年，當曹魏政權派司馬懿平滅遼東公孫氏後，高句麗才獲得喘息之機。此時的高句麗可能對曹魏政權心存感激，但公孫氏割據遼東也算是高句麗的屏障，“唇亡齒寒”的宿命在6年之後便悄悄發生。曹魏幽州刺史毋丘儉比公孫康更為可怕，他對高句麗的軍事行動更像是“犁庭掃穴”，直接兵臨丸都，搗毀了高句麗的“王都”，將高句麗辛苦打拼得來的東、北沃沮，東穢地區相繼收復。

司馬懿劇照（軍師聯盟）

而到了公元314年，高句麗就像打不死的“小強”，重建丸都後，又趁中原西晉王朝陷入永嘉之亂時，在遼東和朝鮮半島展開了雙向擴張，與南下的挹婁、南方的百濟、新羅，陷入常年的爭鬥。可當高句麗籌建自己的帝國時，鮮卑人建立的前燕政權迅速崛起，並將高句麗視為首都龍城的最大威脅。因此前燕建國5年便出兵討伐高句麗，攻入其都城後，摧毀城市，燒燬宮殿，並掠奪走了五萬高句麗人，還將高句麗王父親的屍骨和他的母親當做戰利品帶回龍城，高句麗王被迫向其臣服。

丸都舊址

前燕的這次戰爭既帶有清除威脅的戰略意義，也帶有掠奪資源的現實目的。所以前燕並沒有將高句麗納入佔領並治理的長期目標，慕容氏的野心偏向於陰山南邊的花花世界。隨後的前秦、後燕政權同樣持有這種態度，所以高句麗才有了夾縫中求生存的空間，正是有了這種殘喘的空間，才使他有機會等待暴發。

鐵腕態度與靈活外交下的“遊刃有餘”

隨著高句麗的兩代雄主好太王、長壽王父子執掌政權，高句麗開始走向了復興之路。在此期間，高句麗在朝鮮半島的“三國爭霸”中取得絕對優勢，百濟與新羅被收拾的服服帖帖，高句麗奪取了漢江平原。

高句麗王劇照（浴血圍城）

後燕慕容盛眼看著小老弟翅膀硬了，想著敲打一下，哪知三萬大軍有去無回，反而被好太王反擊，收回了大片後燕佔據的故地。兩年之後還將戰火引至後燕本土，到了公元404年，高句麗已經佔據了遼東全境。經過這一折騰，後燕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在三年之後便宣告滅亡。漢人將領馮跋、馮弘兄弟取代後燕建立起北燕，而且扶持了曾經掠奪到後燕的高句麗人高雲做了皇帝。

好太王與北燕建立了和諧的關係之後，再次向北“拓展業務”，我國東北的扶余、靺鞨在410年之後相繼被好太王征服，這樣一來，高句麗達到了歷史上的極盛時期。然而，高句麗的“盟友”並不靠譜，當馮氏兄弟成為皇帝后，北魏大軍於公元436年兵臨北燕國都龍城，高句麗則在這個時期把握住了崛起的機會，他們的“援軍”先於北魏大軍進入城中。他們的目標並不是抗擊北魏，而是劫掠北燕武庫和遷徙人口，北燕末帝馮弘在“援軍”的掩護下，隨著大批國民東渡遼水，逃往高句麗。

逃離的北燕士兵

北燕武庫和東渡遼水的遼民充實了高句麗的國力。當時高句麗數以萬計的“援軍”還披著“弊褐”，也就是說他們的作戰服裝皆是破布，儼然是一幫“叫花子軍”，足以見得高句麗的窮困潦倒。而龍城作為永嘉之亂後漢人的避難天堂，再經前燕、後燕、北燕的苦心經營，其武庫積蓄和人才積累，是上天賜予高句麗的一筆橫財。

其實高句麗的出兵速度之快，說明高句麗早就預謀做一個漁翁，等待北燕與北魏的鷸蚌相爭，與北燕的和平共處更像是笑裡藏針。而且在此次出兵的前一年，高句麗的使臣首次入朝北魏，“遣使朝獻，且請國諱”，表達臣服之意，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也大喜過望的冊封長壽王為“高句麗王”。

北魏時期劃分

當北魏採取軍事行動前，還特意通知了高句麗，意圖是讓這位小老弟坐穩了別亂動，這次用兵不是針對高句麗來的。北燕則無依無靠，只能向南朝劉宋請封，南朝宋則也通知高句麗，表明北燕是自己的小老弟，意圖是讓高句麗多加照顧。所以高句麗迅速出兵是以北魏的通知為信號，做了戰前準備；又是拿著南朝劉宋的“雞毛當令箭”，大發戰爭財。

經此一事，高句麗就得罪了北魏，北魏太武帝倒是挺給機會，只是先勒令高句麗交出馮弘，哪知長壽王根本不買賬。太武帝的顏面也就掛不住了，企圖調動隴西騎卒征討高句麗，然而被大臣以國力虛耗，需休養生息為由勸止。其實這也說明北魏政權確實疲於應付柔然等民族勢力，沒有過多的實力征討高句麗。

長壽王

長壽王是一個很有性格的領袖，此事過後，應當是順水推舟向南朝劉宋示好，可當劉宋要求“引渡”劉弘時，長壽王果斷拒絕。並且轉而向北魏朝貢，態度無比恭順。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更顯得高句麗坐收漁利的戰略目標，長壽王將馮弘直接處決，隨後便吞併了一同逃亡而來的北燕餘部，臣屬於北燕的遼西契丹、庫莫奚部落也順勢依附，至此，高句麗的勢力範圍越過遼河，進入草原。

其實高句麗的多方“和善”是基於對形勢的正確判斷。早在公元427年，長壽王即遷都平壤，這首當其衝的是其對朝鮮半島擴張的戰略需求。因為高句麗曾效仿中原西周王朝的王畿“五邑”統治模式，建立了“五部城邑制”的地方統治模式，這對其步步為營、蠶食推進的軍事擴張極為有利。但當版圖擴張到一定規模之後，國家之間的戰線拉長，往往出現鞭長莫及的弊端，所以在經略半島的戰略需求下，高句麗將統治中心由今吉林吉安移至平壤。

高句麗軍

但遷都往往會帶來貴族利益的重新劃分，正如隋唐時期遷都洛陽一樣，關隴貴族必然會發出不滿的聲音。高句麗的遷都同樣帶來了內部矛盾激化，

百濟一向以南朝政權為正統，並向其臣服，但在在公元472年，迫於高句麗的壓力，唯一一次向北魏遣使求救。北魏孝文帝並不願意耗費國力招惹高句麗，於是婉言拒絕百濟，但好歹人家求上了門，為了面子上過得去，北魏派使者向高句麗溝通，希望借道高句麗送百濟使者回國。長壽王再一次表現出強硬的態度，不僅不買北魏孝文帝的帳，而且驅逐了百濟和北魏的使者。

高句麗軍隊

此事作罷以後，北魏似乎成了高句麗眼中的軟柿子，公元479年，高句麗竟與北方強族柔然合作，瓜分了“地豆於”部族，契丹因為恐懼二者的侵襲而率領種落內附白狼水，北魏全程“賠笑”，沒有絲毫動作。北魏如此放任高句麗，一方面是由於戰略重心不在東、而在北，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對高句麗寸步不讓的“愣頭青”行為有所忌憚。

北魏軍

在與雄霸北方的北魏政權“相愛相殺”的數十年中，高句麗表現出了極其靈活的外交手段，遊刃於南朝、北胡、北朝之間。常以朝貢的尊重掩蓋內心的慾望，並在涉及實際利益上鐵腕強硬，又以南北兩強政權為“外援”牽制北魏，讓其自始自終不敢對高句麗用兵。所以在與北魏政權的交往中，高句麗認識到北方政權的“操控性”更強，當東魏被北齊取代之後，高句麗對中土政權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高句麗王

小老弟企圖翻身做大哥，崩盤後一發不可收拾

• “朝秦暮楚”的外交策略

北齊取代北魏之後，高句麗開始向南朝靠攏，雖然保持著南北同時朝貢的外交策略，但同期朝貢的頻次更傾向南陳。這種態度的變化，一方面是北魏“可控性”留下的範本，另一方面則在於北齊一改北魏時期的懷柔態度，轉而對北方民族採取了強勢的進攻策略。

突厥軍隊

其實北齊對高句麗的態度相當矛盾，由於北方柔然、突厥、契丹、庫莫奚的叛服無常，北齊政權對少數民族勢力非常不信任，更別提高句麗這樣“地頭蛇”一般的割據勢力了。然而也正是北方少數民族勢力的變化多端，才使北齊尋求外聯的方向只能對準高句麗。

“使博陵崔柳使於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日：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北史.高麗傳》

北齊文宣帝高洋、廢帝高殷在即位之初立刻冊封高句麗王，表達了重視和結交的態度。然而這種冊封包含著軍事威脅的傲慢，以至於高句麗感到了極大的威脅。因為此時的高句麗正面臨著南北戰爭的雙向壓力，百濟、新羅聯軍在南方大敗高句麗，奪取漢水流域，威脅平壤；突厥則在北面與高句麗頻繁摩擦。北齊的使者以高傲和威脅的態度出使高句麗，可以說是乘人之危，強迫其臣服，高句麗的不滿就只能通過靠攏南朝來表達。

北齊時期劃分

北齊更為“毒辣”的應對的策略就是冊封百濟、新羅。也就是說，高句麗與我離心離德，誰打高句麗我就冊封誰。這種“拉仇恨”的外交策略，導致了高句麗愈發的痛恨北方王朝，以至於北齊、北周之後，將餘怒轉嫁給取代他們的隋朝。高句麗對中原王朝的外交重心索性就保留在了南朝身上。

在北齊政權覆滅之後，高紹義、高寶寧等人建立的流亡政權一直企圖復國，並長期佔據營州，先後抗拒北周和隋朝。這時高句麗與突厥就成為北方政權的“攪屎棍”，他們均是北齊流亡政權的幕後老闆。由於北齊宣帝的征伐，契丹諸部難以自保，所以成為高句麗的藩屬。高寶寧能夠寇掠幽州，也是高句麗利用契丹諸部擾亂北方的側面支援，當高寶寧走投無路時，也是向著契丹方向逃亡，只可惜在途中被殺。

契丹士兵

高句麗在這個時期保持了一貫的“兩面派”作風，搗亂歸搗亂，明面上依舊在隋文帝代周自立時，派使團祝賀，但並未朝貢，卻到了隋文帝的冊封。這便使高句麗改變了態度，開始年年入貢隋朝。可到了開皇四年，本來是高句麗的“小老弟”契丹，轉而投靠了更有實力的隋朝“老大哥”。

因為隨著隋朝出塞攻擊突厥，北方勢力格局已經發生變化，突厥和高句麗聯盟並不具備以往的優勢。所以，隋朝打了高句麗的“把兄弟”突厥，又撬了他的“小跟班”契丹，高句麗選擇再次向南陳朝貢，表達了對隋朝招納契丹部落，向遼西滲透勢力的不滿。

唐朝高句麗區域

隋朝對高句麗的態度起初並無變化，因為隋文帝更關注南朝陳，他保持著對高句麗的懷柔政策，精力集中於伐陳戰爭。高句麗則獲得了相對寬鬆的發展環境，彷彿又回到的北魏時期的發展軌道上。隨著新都“長安城”的建立，高句麗王室掀起新一波的利益訴求，這一次的訴求不再限於“分贓”，而是要樹立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核心地位。

• 軍事試探帶來的蝴蝶效應

“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資治通鑑》

可到了開皇八年（公元588年），南陳迅速滅亡使高句麗陷入被動，由於轉投南朝陳的策略，必然會導致隋朝的制裁，所以高句麗才會“治兵積穀，為守據之策”。

“明年，元率靺鞨之眾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衝擊走之。”——《隋書.列傳第四十六》

隋文帝恩後示威，其實想表達一個含義，那就是高句麗只要其恪守臣節，那麼就會相安無事。所以高句麗王高湯死後，高元剛即位就上表臣服。但在此後發生一件怪異的事情，高元親率靺鞨萬餘聯軍攻打遼西，其目的很可能是追趕逃離的契丹部族，卻因與營州官兵發生火拼惹怒了隋文帝，隨即就換來了隋朝30萬大軍的遠征。

隋軍

這是中原政權第一次大規模、目標明確的征伐高句麗。這一年是開皇十八年（589年），這一年的嶺南諸州尚未接受隋朝“收編”，而對東突厥內部扶持的反叛勢力突利可汗是於同年大敗而逃，都藍可汗憑藉強大的軍事支撐威脅北方邊境。不論怎麼看，隋文帝都沒有發動這場戰爭的主觀願望，所以高元的軍事行動並非追擊契丹部族那麼簡單，而應當是蓄意挑起戰爭，是趁隋朝無暇東顧的短暫時間，尋求在遼西地區站穩腳跟。

而由戰爭結果來看，這似乎又像高句麗設下的圈套。隋軍主力因“潰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而慘敗，“戰死”率高達八九成，這無疑是對中原政權的一次重大削弱。同時也試探出了一條重要“情報”，即中原王朝集結大軍入遼作戰的艱難程度較大，那麼高句麗就能夠活躍在我國東北一帶，且具有向南方百濟、新羅壓制的機會。

其實早在曹魏時期，毋丘儉的征伐高句麗就體現出這個“情報”。毋丘儉第一次徵高句麗是以一萬餘兵力展開的，這就說明中原政權向高句麗用兵時，必然要注重戰爭規模的可控性，輕裝出行的勝券遠遠高於大軍征伐，這是為何呢？

遼西走廊

隋朝首次征伐時，造成“潰運不繼，軍中乏食”的客觀原因是行軍路線的路況複雜，漢王楊諒的主力是沿遼西走廊的海岸線向前推進，這條路雖然“風景秀麗”，卻是一條沼澤密佈的狹窄小道。倘若是萬人規模的軍隊，可能列隊唱著小曲就可以順利通過，而數十萬的大軍行走在這種路況上，一旦遇到極端天氣，可能導致首尾不顧、交通中斷，後勤與行進部隊的調度分配問題就會凸顯。

而這場戰役失敗的主觀原因在於隋朝“強幹弱枝”的糧儲制度。隋文帝時期就已經在關中、河東建立了大型國有糧庫，用於儲藏徵收的糧食。各地府庫幾乎難以形成足夠的地方儲備，這是防範地方叛亂的一種手段，但這種手段也導致了隋朝的大軍征伐皆需建立較長的後勤補給線。楊諒統轄的關東州郡乃是北齊舊地，這裡的府庫截留更是被嚴格監察，所以

首尾不顧的行軍

反觀毋丘儉的第二次征伐高句麗，東漢末年的幽州刺史下轄11郡，其中涉及征伐高句麗的遼西郡、遼東郡、玄菟郡、樂浪郡

而水軍總管周羅喉率軍“從東萊渡海奔平壤，沿路遇風，漂沒極多”，表明隋軍並未建立起強大的水師體系，至少戰船的抗風暴能力較差。所以高句麗的這次軍事挑釁，完全達到了預期效果，摸清了中原王朝的軍事套路，為日後的小動作樹立了信心。

高句麗再次“臣服”後，隋文帝算是有了臺階，面對突厥對北境的壓迫，他不得不就坡下驢“待之如初”。然後集中精力扶持啟民可汗（突利），並以六名總管分道出塞討伐都藍可汗，直到仁壽三年（603年），鐵勒10餘部歸附啟民可汗，奚、霫等5部內遷，才基本解決了北部邊患。

而高句麗在試探性的軍事成果下，不可能安分守己，他又以恭順的朝貢外表，掩蓋著擴張的野心。直到大業三年（607年），高句麗的擴張野心赤裸裸的暴露在隋煬帝的面前。當隋煬帝“慰問”啟民可汗時，突厥人也備了一份厚禮，即高句麗的使者。這件事情可以表明啟民可汗對隋朝的感恩之心，但也不排除他別有動機的挑撥離間，最終的結果就是促成隋煬帝征伐高句麗的決心。

隋煬帝會見啟民可汗

這件事從表面看是高句麗欲聯合東突厥“搞事情”，啟民可汗的行為則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向隋朝表達自己的忠誠度，其次也向隋煬帝證明自己是一塊“香餑餑”。在這樣的形勢下，可以說東突厥比高句麗更“可惡”，但中突關係好不容易有此局面，隋煬帝不會因此就對東突厥用兵。故而高句麗既成為隋煬帝洩憤的目標，又成為隋軍“亮肌肉”的絕佳機會，這個肌肉就是量給東突厥來看的，所以隋煬帝首次征伐動用了100萬以上的軍隊，並且參照了“漢武出關”的二十四軍推進模式。

隋朝首徵高麗路線圖

由此可見，隋煬帝征伐高句麗的動機是“敲山震虎”，在軍事目標上則是武力壓制，使高句麗“恪守臣節”，而非接管高句麗故地。這裡也不排除為先帝找回顏面的企圖。但就個人而言，從平南陳戰爭中成長起來並接管皇位的隋煬帝，在關隴勢力中並未獲得認可。所以在首次敗北、二次退軍、到第三次堅持征伐，與其說隋煬帝胸懷大志，倒不如說他接受不了“打臉”的事實。

但不得不承認，隋煬帝在征伐高麗的戰爭中制定的戰略是可行的，隨著大運河的修建，入遼通道和糧食補給都遠遠超過前世，轉運倉成為隋唐時期最便捷的軍糧補給站點。只不過這一系列大型基建帶來的勞民傷財、內部起義、貴族利益受損等問題，“阻礙”了隋煬帝的征服計劃。但也確實為後來的唐太宗、唐高宗打下了基礎，提供了藍本，使唐朝時的征伐看到了統一的希望，而再不是簡單的臣服！

參考史料：《資治通鑑》、《北史》、《後漢書》、《晉書》、《隋書》、《新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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