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維新變法的倡導者，近代文化的巨擘，梁啟超先生的貢獻無疑使巨大的。他曾經用博學征服了時人，引領了時代的潮流。但，後世很多史書中對於他的評價卻僅僅限於維新變法，這是不公平的。梁啟超先生的“開民智”，以民智作為選用政體的思想，這樣循序漸進，才是真正有利於我們今天社會的發展狀況。對於近代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的貢獻，特別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執牛耳者地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
五四運動前後的梁啟超
巴黎和會召開時，梁啟超正以巴黎和會代表團會外顧問的身份出訪歐洲遊歷，試圖靠自己的威望為中國爭取更多的權利。在巴黎和會上,梁啟超作為民間代表,在爭回山東權益問題上也確乎起了中國外交代表不能起的作用。
1919年2月,他抵達巴黎，即將途中所作的《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譯成英、法文廣為散佈，闡述中國的基本要求是：一、膠州灣及青島應與山東路礦一併由德國交回中國；二、1915年5月及1918年9月中日兩國的密約應歸無效；三、修正關稅;四、取消庚子賠款；五、漸次撤廢各國租界；六、統一鐵路外資；七、各國放棄在華特權。他指出,以上所提條件,“非皆與此次議和有直接關係,然於中國民族之自由發展,實有莫大之影響,即世界永久平和之局系焉”。此後，圍繞山東問題，在許多場合重申中方立場，爭取歐美等國的同情和支持。呼籲西方國家應公正地解決中國問題，給中國以正當自由的生存權,只有這樣,世界和平真正才有可言。 3月11日,他將段祺瑞政府1918年9月與日私訂密約,致使中國代表在山東主權交涉中處於不利地位的情況,致電國內外交委員汪大燮、林長民等,要求採取補救行動,取消密約,“不然千載一時之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之人所敗壞,實堪惋惜”º。在梁的授意下,汪、林很快聯合國民外交協會等團體,致電巴黎和會和中國代表,強烈要求青島一切權利須直接交還中國,取消1915年中日條約和1918年關於山東鐵道密約。4月5日,國民外交協會又特電梁啟超,邀他為本會代表,負責向巴黎和會的請願活動。梁接到電報後,當仁不讓,毅然表示:此次歐洲之旅,雖為私人考察,“然苟可以為國家雪恥復權者,不敢辭匹夫之責。山東問題,國命所關,痛陳疾呼不待言矣。他若南滿洲、高徐順濟諸路當如何規復,關稅領事裁判權諸大問題當如何貫徹,僕鼓吹輿論,惟力是視。”並指示國內同志除要求政府廢除與日密約外,另宜督促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同心協力,交流意見,“對外一意鼓勇進行”。4月24日,在巴黎和會正式決定由日本承襲德國在山東權利的前6天,梁又將這一消息報告國內,倡議發起拒籤和約運動。他在致國民外交協會的電文中寫道:“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巴黎和會失敗後,梁啟超了放棄和會前對美英法等列強所抱的幻想,譴責巴黎和會是一次分贓會議。失望之餘,他進一步探討中國在和會上失敗的原因,號召國民從中吸取教訓。他認為,補救辦法,只有自強自立,決不自甘滅亡,“敵而謀我者,佔領可也,以條約承認其權利不可也；我力不敵,寧可聽敵人佔領我全國,不能以條約承認尺土寸地為其所有權。”º1920年春回到國內後,梁仍十分關心山東問題。針對當時國內流行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的說法,他在上海下船後就對《申報》記者發表談話,表示決不可與日本直接談判。 3月22日,梁又致書總統徐世昌,勸其釋放仍被關押的青年學生。後來，梁啟超對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給予高度評價,稱五四運動“為國史上最有價值之一紀念日”。
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
毛澤東主席曾言：自胡適以前的中國文化界，梁啟超為“執牛耳者”。
胡適先生曾經說過，梁啟超的《泰西學案》“猛力把我以我們以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爭的武器，商業運轉的工具外，沒有什麼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
歐洲遊歷之前，梁啟超先生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態度與後來者基本是一致的，對於袁世凱的文化復古是極力批判的。指斥復古思潮甚囂塵上，守舊者：開口孔子，閉口孔教，實則相率而為敗壞風氣之源泉。對於西方的民主、自由極力推崇。後來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陳獨秀、李大釗先生等人，沒有不受其影響的。
一戰以後，歐洲已經遍體鱗傷，令人們對歐洲失去了信心，加劇了理性危機。“那個有秩序的、和平的、理性的世界已經被毀滅”。人類社會發展只依靠科學的發展把人類帶入了危機。“民主”與“科學”，成為後來新文化運動的旗子。然而，在這個時候，梁啟超先生已經對此開始反思了。後來的人們把這個認為這是梁啟超先生思想的開始倒退。我認為，恰恰相反，只有他的這種反思，才是真正的在救中國。當前中國社會，物慾橫流。人們普遍認識到的一個事實是：中國人缺乏信仰。對於這個問題，我想了又想，歸結到癥結，就在於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理念本身並沒有什麼錯，除舊佈新，社會發展所必須的。但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是其正當的手段。一味地批判，一味地拋棄，一味地西化，把外地借來的東西，強行給中國的國民洗腦，其悲劇就在於舊的去了，新的卻沒有豎立起來。梁啟超先生在當時反思社會現狀，從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去反思，去尋找社會發展之路。提醒人們不要迷信西方。悲劇的是，卻因此被作為其倒退的開始，而沒有引起時人的重視，不得不為此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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