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有學術的興趣，也有政治的興趣，可能他最準確的、貫穿的身份是一個啟蒙家。”
記者/艾江濤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梁啟超退出政界，專注於學術與教育
漸行漸遠的師徒
1900年7月的一天，秘密回國接應唐才常起義的梁啟超，在電報催促下，轉道香港，在雅賓律道三號保皇會的秘密會所裡與康有為見面。
見面後，兩人首先檢討了唐才常漢口起義的失敗。康有為緊接著責問梁啟超與韓文舉、歐榘甲等12人在日本江之島結義的事，認為他傾向革命，便是忘了光緒皇帝的救命大恩，做出忘恩負義之事。“應當記得百日維新之時，守舊黨要殺我們而甘心，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舉劾我們反滿，大逆不道，應處以極刑。若非光緒皇帝全力衛護，我們早被殺頭，哪有今日？當時你口口聲聲頌揚皇帝恩德，現在卻要革他的命！”康氏越說越氣，順手拿了一個夾著報紙的報夾子，向梁氏擲過去，口中大叫：“你的命是光緒皇帝給你的！”雖然康氏無意真打，一擊不中，梁氏卻大驚跪下，俯首認罪。從此確定了“保皇”的路線。
如果說這則出自康有為外甥李雲光的回憶可據為史，記錄下康梁這對合作無間的師徒首次因見解不同而發生齟齬，那麼此後二人的分歧將越來越大。
在《時務報》時期，梁啟超所作的一系列宣揚變法思想的政論已使他聲名鵲起，但他的思想依然不出老師康有為的藩籬。梁啟超之所以成為後來的梁啟超，則是因為與矢志保皇立憲的康有為分道揚鑣。
變法失敗後，康梁相繼流亡日本。在日本，梁啟超除與人結義以激勵鬥志，一度還與孫中山一派過從密切，討論過兩派聯合的可能性。這自然引發了康有為的不滿，因此有了開頭的雷霆之怒。然而，暫時迫於老師壓力而屈服的梁啟超，本身求知慾極為旺盛，在日本接受大量新思想、新知識的洗禮，他的思想很自然地超越改良主義的束縛，一度傾向革命。儘管思想多變的梁啟超，在1903年冬從美洲歸來後發表聲明，迅速回歸康的路線，但在1898到1903年，也正是他作為啟蒙思想家最為輝煌的時段，他發表的一系列背離改良主義的文章，影響了許多人走上仇恨清政府、傾向革命的道路。
周作人晚年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回憶道：“他（梁）攻擊西太后，看來接近排滿，而且如他自己所說，筆鋒常帶感情，很能打動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勢力。癸卯（1903）年三月魯迅給我一包書，內中便有《清議報》彙編八大冊，《新民叢報》及《新小說》各三冊。”
1904年聖路易斯世博會上，中國館外景。利用西學變革中國，一直是“戊戌一代”的夢想
1902年底，梁啟超在《三十自述》中寫道：“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思想為之一變。”變化的突出表現，便是他在《清議報》上前後連載近80篇的“自由書”。梁啟超著眼於破壞主義，認為數千年來的專制統治，“愚其民，柔其民，渙其民”，造成國人奴性、愚昧、怯懦的國民性。對專制統治的批駁，使梁啟超對康有為有所背離，而動搖於保皇與排滿之間，這自然招致康有為的不滿。梁啟超為此在寫給康有為的信中屢屢解釋討論，當時的情形正如他後來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的描述：“啟超自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
對大談自由的辯解，顯然也屬於論題之一。在寫給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辯解道：“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對於壓力而言之，對於奴隸性而言之，壓力屬於施者，奴隸性屬於受者。（施者不足責亦不屑教誨，惟則教受者耳。）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雲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於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
對於康有為“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的觀點，梁啟超也有異議，在他看來，二者相輔相成：不興民權，無以開民智；不開民智，又很難興民權。二者的前提正在於提倡自由。
不久，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不惜“我操我戈以伐我”，放棄了此前堅持的老師的保教言論。在他看來，在自由日張、神權日縮的時代，不但用孔教抵制基督教屬於一廂情願，孔教本身也會成為束縛國人的思想。
其時，庚子拳亂，《辛丑條約》簽訂，國事日爛，也讓梁啟超和他的同門不得不主張：“中國以討滿為最適應之主義。”不光梁啟超等人這麼看，海外的許多華僑這時也給康有為寫信，希望他像領導美國革命的華盛頓一樣，率領大家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自由的新國家。但康有為顯然不為所動，他給華僑和弟子們分別寫了兩封長信，申訴不能革命排滿的理由。這兩封長信，使保皇黨內鼓吹革命的聲音消沉了下去，也引發了日後《民報》與《新民叢報》之間關於革命與改良的大論戰。
在寫給弟子們的信中，康有為公開了與梁啟超的矛盾，甚至威脅斷絕師生關係。性格軟弱而重感情的梁啟超，不得不再次寫信悔過。然而由於觀點的分歧，兩人經歷數次分分合合，最終還是分道揚鑣。當康有為參與到1917年的“張勳復辟”中後，梁啟超公開斥責自己的老師：“且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顏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
新民之義
李澤厚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這樣評價梁啟超：“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在思想方面，在思想方面的地位，又在宣傳方面，即並不在有多大的獨創性（與康有為不同），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傳家。”
對新思想與觀點的宣傳，正是啟蒙。而1898到1903年在日本時期，正是梁啟超作為啟蒙家最輝煌的時段，如李澤厚所言：“《時務報》時期，梁氏的政論已風聞一時，在變法運動中起了重要的宣傳作用。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更大，卻主要還是戊戌政變後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撰寫了一系列介紹、鼓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緣故。”
《清議報》於1898年創辦於日本橫濱，由梁啟超擔任主編與主要撰稿人，是保皇會創辦的首份宣傳立憲的刊物。不過，由於在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梁啟超的主持下，這份報紙發表了許多鼓吹革命與民權的文章，鼓吹保皇的文章發得並不多。不滿於此，康有為在1899年將梁啟超調往檀香山，改派另外一個弟子麥孟華主持報紙。1901年，由於突遭火災，報社的設備全部焚燬，《清議報》只好停刊。不久，1902年初，梁啟超創辦了在其生涯中最為重要的一份刊物《新民叢報》。
在辦刊宗旨中，梁啟超正式提出“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正是在這份報紙上，梁啟超使用“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接連發表20篇政論文章，掀起其“新民說”的啟蒙浪潮。
在接受本刊採訪時，學者夏曉虹曾說：“梁啟超有學術的興趣，也有政治的興趣，可能他最準確的、貫穿的身份是一個啟蒙家。‘新民說’是他早期影響最大的思想。‘新民’，就是新的國民，應該具備的一些品質和素養，以西方文化作為底子。”
如果《時務報》時期的梁啟超，只能說是“開紳智、開官智”，那麼此時的“新民說”，可以稱得上真正的“開民智”。
“新民說”的背後有明顯的日本背景。在《自由書》中，梁啟超便描寫了他初到日本的一個冬天，在上野街頭目睹日本人送子弟從軍的場景。當他看到從軍者的親友們手舉紅白相間的旗幟，上面寫著歡迎某君或歡送某君的字樣，其中兩三面旗幟上還寫著“祈戰死”三個字時，梁啟超不禁被日本人的國民精神深深打動，“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儘管以今天的觀點來看，梁啟超當年被日本以軍國主義塑造的國民價值觀所打動，頗成問題，但在那個國民渙散、漠然不關心政治的時代，有此感想，也不足為怪。
事實上，直到1916年，梁啟超對這種國民責任的強調，依然沒有放鬆，那就是他寫於參加護國軍、途經越南途中的《國民淺訓》。寫作這本書時，梁啟超剛從一場差點死掉的大病中恢復過來。有感於袁世凱的復辟，恰在於國民放棄了自己應有的權利，“不好管國家閒事”，梁啟超痛責國人，指此次興兵討袁受傷殘之“數十萬人”，“系直接為袁世凱所殺，實間接為汝所殺也”。
在夏曉虹看來，梁啟超的“新民說”也有變化：“前面論公德，影響最大。1903年之後，他開始講私德，把傳統東西帶進來，從修身養性、道德層面來講。”而到了1916寫作《國民淺訓》，則更偏重公民的義務：新民，既是獨立的個人，也是國家的公民，有權監督國家。
梁啟超在日本的啟蒙工作，不限於思想領域，還表現在他所帶動的“新小說”上。正由於意識到“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梁啟超在1902年創刊《新小說》雜誌。在創刊號上，他發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明確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所顯示的依然是啟蒙的立場。儘管新小說的巨大影響，還要在他的後來者即“五四”一代作家那裡才真正得以體現。
1916年的上海租界一角。作為鴉片戰爭後開放的口岸之一，上海在近代一直是“得風氣之先”的地方
永在潮頭之上
與康有為“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的自負相比，梁啟超始終保持著求知的熱忱。這也使他長久地站立在時代的潮頭之上，而無落伍之虞。
“辛亥革命”後，他雖然短暫地與康有為達成一致，試圖推動“虛君共和”，但當民國成立、清帝宣佈退位後，他轉而接受民主共和。經歷了護國戰爭還有民國政治的風風雨雨，1917年，梁啟超宣佈退出政界，專意於學術與教育。可歷史的巧合，很快又將他與隨後到來的“五四”運動聯繫在一起。
1918年12月28日，梁啟超在上海登船，踏上歐遊之路。漫長的旅行後，1919年2月18日，梁啟超抵達巴黎，此時距巴黎和會開幕正好一個月。到巴黎後，梁啟超便把自己對外交情勢的觀察源源不斷地用電報發回國內。收報人是梁啟超進步黨的同仁汪大燮與林長民。前者當時擔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後者則為該委員會事務長，兩人同時還兼任幾個民間外交活動團體的要職，承擔溝通朝鮮的特殊作用。
1919年4月24日，得知和談不利消息的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要求舉國一致，拒籤合約：“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5月4日，正是梁啟超這封最早通報中國外交失敗的電報在《晨報》刊出兩天後，呼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口號的學生走上街頭，“五四運動”爆發。
一年後，梁啟超在總結這場愛國運動的真正價值時，著眼點依然是思想文化：由局部的政治運動，擴展為文化運動。這一切，自然與梁啟超始終如一的啟蒙立場不可分割。正如夏曉虹所言，梁啟超“歸國以後的提倡國民運動，培植國民基礎，盡心教育事業，努力講學著述，就是這一認識的具體展開。因此也可以說，‘五四’造就了梁啟超在文化領域的再度輝煌”。
後 記
1917年退出政界後，梁啟超專注於著述、演講、授課，成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1929年1月19日，他因病去世，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寫給他一副輓聯：“文字收功，神州自命；平生自許，中國新民。”這是對他一生功業的允評。
參考書目：《梁啟超傳》，解璽璋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閱讀梁啟超》，夏曉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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