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近代中國最著名人物之一，他跟康有為一起對中國社會體制的變革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雖然他是康有為的弟子，然而社會上卻將康、梁並稱，可見他在某些方面所做出的成就，不在其師之下。
1898年，康有為聯合一些有識之士，總計一百餘人，聯名上書要求廢止八股取士制度。他們所寫奏章先交給了都察院，但都察院拒絕代奏，於是他們又將奏摺送到了總理衙門，但那裡也不接受。雖然如此，他們所寫奏章的內容卻流傳開來，此奏章中稱：“為國事危急，由於科舉乏才，請特下明詔，……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濟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這種要求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有人贊同，有人反對。科舉考試對於中國古代文人，幾乎是唯一的出人頭地之路，而今那些苦讀之人聽聞到要廢止這種科舉制度，其憤怒可想而知。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第二篇《政變前記》中說：“聞啟超等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遍播謠言，幾被毆擊。”梁啟超等人的建議讓有些人恨到一見就想毆打他們。
梁啟超等校對的康有為著作《偽經考》十四卷，民國六年至七年北京更甡刻萬木草堂叢書本
但最終，他們的建議還是有了結果。百日維新期間，皇帝在五月初五和五月十二日，兩次下令廢除八股取士制度，這件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十分巨大，因為其徹底改變了讀書人的學習目的，而最終促成此事者，乃是康有為。梁啟超在《與碎佛書》中講述了促成此事的經過：“新政來源真可謂令出我輩，大約南海先生所進《大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記》兩書，日日瀏覽，因摩出電力，遂於前月二十間有催總署議覆先生條陳制度局之議。僕等於彼時，乃代楊侍御、徐學士各草一奏，言當定國是，辨守舊開新之宗旨，不得騎牆模稜，遂有二十三日之上諭。南海、菊生召見，力言科舉事，既退出，即飛告僕，令作請廢八股折，宋侍御言之，是日即得旨送往園中，至初五乃發耳。大率有上開新折者，則無不應，蓋上下之電力熱力，皆以相摩而成也。”
然而僅僅兩個多月的時間，當時所實行的一些新政幾乎都被廢止。八月初六凌晨，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光緒帝被囚禁於中南海的瀛臺；八月十三日，維新派的著名人物譚嗣同等六人被殺。而後維新派官員基本全部被罷免，此期間所頒佈的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之外，其他的全部被廢除。
這倒是一個奇怪的安排，因為八股考試製度在幾個月前已經被廢除，此時又重新恢復。既然如此，那為什麼還要保留京師大學堂呢？但這個保留卻給後來的思想革命留下了火種，因此幾年之後，到了1905年，八股考試製度再次被廢除，自此之後，已經實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取士制度徹底被停止了，因此，這件事可以被稱為康、梁等人在中國教育界的革命。
在頑固派發動政變的當天晚上，梁啟超逃進了日本公使館，化妝之後又逃到了天津，而後登上了停泊在塘沽的日本軍艦，之後流亡日本，從此他在海外流亡達十四年之久。
在這個期間，梁啟超並沒有停止各類活動，他隨同康有為所參與的政治活動暫且不提，即使在文化界，梁啟超也有著許多的重大舉措，名氣最大者，就是他倡導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其實早在變法之前，他就跟譚嗣同等人提出了“詩界革命”的主張，他們不僅是口號上的提倡，同時也身體力行地以新詞彙來創造詩詞，比如當時譚嗣同就寫了首《金陵聽說法》：
而為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斯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庵摩羅果掌中論。
詩中的“喀斯德”等詞，陳其泰在《梁啟超評傳》一書的小注中，做了如下的解釋：“喀斯德，Caste的譯音，指印度歷史上的社會等級制度；巴力門，Parliament的譯音，指英國議院。”
《秋蟪吟館詩鈔》七卷，民國五年刻本，梁啟超序一
梁啟超流亡日本後，繼續推行這種“詩界革命”，其稱：“欲為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夏威夷遊記》）
看來，譚嗣同把一些譯音詞用入詩中，應當就是梁啟超所強調的“第二要”。用這種詞來寫詩，到底好不好，梁啟超又有如下的解釋：“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飲冰室詩話》）
看來，他也覺得這種寫法只是一種形式，但他認為這種形式也有其必要性。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呢？梁啟超稱：“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在這裡，他強調小說的價值是如此之大，他認為小說所宣揚的觀念很快會深入人心，他甚至稱，古代的《七略》將增加“小說”一項而變為“八略”，同樣，目錄版本界所強調的“四部分類法”，也定然把“小說”分出，單為一部，從此變為“五部分類法”。由此可知，他的觀念是何等的先進。可惜的是，他的這個預言至今已經超過了一百年，小說雖然已經風靡天下，但至今在傳統的目錄版本界，也依然沒有把“小說”與其他四部等量齊觀。但梁啟超的呼籲在社會上也很有影響，曾幾何時，出版界銷售量最大的門類就是小說。
《秋蟪吟館詩鈔》七卷，民國五年刻本，梁啟超序二
除此之外，梁啟超還強調“新史學”，為此他寫了一系列的著作。何為“新史學”？梁啟超做過這樣的解釋：“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看來，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正史，只是記錄的一家之言，這是一種偏頗，他要對這種觀念進行徹底的改變。
傳統的歷史學家中，梁啟超僅首肯其中六人，這就是司馬遷、杜佑、司馬光、鄭樵、袁樞和黃宗羲。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名單呢？梁啟超解釋道：“《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而惟恐臥，而思想所以不進也。”看來，他準備徹底地變革中國人的史學觀念。
由以上這些敘述可知，在梁啟超的觀念中，無論是文學界還是史學界，都受封建思想的約束，他想打破這千年來的枷鎖，要在文史界開創出一種新面目。
雖然如此，梁啟超依然按照傳統的方式來寫作詩和詞，按照汪松濤先生的統計，梁啟超所作之詩留存至今者有424首，而詞有64首，這兩項加起來，數量不算少。梁啟超曾說：“餘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為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餘嘗戲名辭章家為‘鸚鵡名士’，自覺過於尖刻）佔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後可。”（《夏威夷遊記》）
不知這算不算他的謙稱，他說自己對寫詩不在行。但他同時又說，不做則矣，一做就要出新意。對梁啟超而言，作詩是否也會像他寫文章那樣信手拈來呢？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顯然不是這樣，梁在《飲冰室詩話》中稱：“餘向不能為詩，自戊戌東徂以來，始強學耳。然作之甚艱辛，往往為近體律絕一二章，所費時日，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看來，他寫一首律詩或絕句，跟他為報社寫的幾千字言論，所耗時間基本相等。
細讀梁啟超的詩作，果真有一種磅礴的氣勢，比如他所寫的一首《舉國皆我敵》：
舉國皆我敵，吾能勿悲？吾雖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辭。世非混濁兮，不必改革。眾安混濁而我獨否兮，是我先與眾敵。闡哲理指為非聖道兮，倡民權曰畔道。積千年舊腦之習慣兮，豈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責，覺後是任。後者終必覺，但其覺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君不見，蘇格拉底瘐死兮，基督釘架，犧牲一身覺天下。以此發心度眾生，得大無畏兮自在遊行。眇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萬萬群盲。一役罷戰復他役，文明無盡兮，競爭無時停。百年四面楚歌裡，寸心炯炯何所攖？
此詩作於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在日本期間，這首詩表達出了一個文人志士的社會責任感，讀起來極有氣勢。
然而不知什麼原因，梁啟超所作之詞卻有著與他的詩完全相反的風格，梁鑑江在給汪松濤所著《梁啟超詩詞全注》一書的序言中稱：“梁啟超存詞僅六十四首，多寫兒女情長、傷春傷別，就總體而言，內容、形式均未能衝破北宋婉約詞人的樊籬，尚未形成自己的風格特色。”
由這段敘述可知，梁啟超雖然搞過頗有影響力的“詩界革命”，而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地寫了那麼多豪邁的詩作，可是他的詞卻一本傳統，基本上是婉約派的風格。梁鑑江甚至說，梁啟超的詞還未形成自己的獨特面目。這是什麼原因，我卻未曾看到相應的研究成果，難怪梁啟超沒有搞過“詞界革命”。
《秋蟪吟館詩鈔》七卷，民國五年刻本，梁啟超序三
對於這個有趣的現象，莫立民在《近代詞史》中做了這樣的比較：“梁啟超的詩雖不乏沉鬱蒼涼之作，然亦多議論縱橫、迴腸蕩氣之筆，有一種大開大合、雄渾蒼莽的特質。陳衍評之曰：‘天骨開張，精力彌滿。’（《石遺室詩話》）不過，其詞主流風貌則是在沉鬱蒼涼的激盪中抒發他的既傷時、又憫己的心潮。如果說梁啟超的詩歌、散文展露了他生活中慷壯昂揚的一側，那麼他的詞則顯示出他性情中低徊溫柔的一角。”而後莫先生在其專著中，舉出了梁啟超所作的《金縷曲·丁未五月歸國，旋復東渡，卻寄滬上諸子》：
瀚海飄流燕，乍歸來、依依難認，舊家庭院。惟有年時芳儔在，一例差池雙剪。相對向、斜陽悽怨。欲訴奇愁無可訴，算興亡、已慣司空見。忍拋得，淚如線。
故巢似與人留戀，最多情、欲粘還墜，落泥片片。我自殷勤銜來補，珍重斷紅猶軟。又生恐、重簾不卷。十二曲闌春寂寂，隔蓬山、何處窺人面？休更問，恨深淺。
根據小序可知，這首詞作於光緒三十三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當時是光緒二十四年，至此時已經有了近十年的時間。梁啟超在此詞中表達出了自己漂泊異鄉的孤獨感。從該詞的風格上來說，雖然內容也關涉時局，然而文中卻完全沒有他在詩中所表現出的那種豪邁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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