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出生的歲月，正是清朝走到末路的歲月，列強不斷地瓜分中國，慈禧太后們認為國家是祖宗打下的產業，是一家之私產，沒有能力抵抗侵略，就用割地賠款來換取和平，繼續奢侈的生活。

大臣們積數十年的八股文，寫了幾十年的白折，當了幾十年的差，捱了幾十年的俸，遞了幾十年手本，唱了幾十年的喏，磕了幾十年的頭，請了幾十年的安，終於進職到高層，心裡只想的是保持現有的財富地位，七老八十的人，只求一兩年洋人不來，強盜不起，即使來了，反正一輩子也活夠了，國家被瓜分也不心疼。

知識分子們被滿清三百年文字獄的恐怖統治，被製造奴才的政策改造，終於成了沒有思想的木偶“滿州入關三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

普通百姓“莫談國事”，管他是洋人、日本人，反正滿清也沒給好日子過，其他人來也不過如此。

列強們把中國當肥肉，一塊一塊地割去，一刀一刀地凌遲，清朝自甲午之戰的全敗，到八國聯軍的火燒，國家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當很多人認為中國已經是個遲暮的老人，即將滅亡之時，梁啟超奮然發聲，發表“少年中國說”，堅決相信中國必然不亡，並且斷定必將復興。

讀懂梁啟超就是讀懂中國近代史，

一、從小樹立愛國情懷

梁啟超出生在於熊子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性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崖山，留悲憤之紀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餘故鄉也。”熊子鄉，距離崖山七里左右，在西江與南海的交匯之衝，是七個小島之一，他實際上是一個島民。

小時候他跟著祖父識字，祖父偏愛他，經常和他講述古代豪傑哲人的嘉言懿行，尤其喜歡講亡宋、亡明國難之事，聽得津津有道。這些故事在他幼小的心靈播下了愛國的種子。

他從小天姿聰慧，四五歲授四子書、《詩經》，八歲學寫文章，九歲能綴千字文，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然後去省會上“學海堂”，喜歡上了訓詁之學。那時他根本不知道除了帖括、訓詁詞章之外，還有所謂的學問。十七歲中舉人，主考官李尚書認為他“國士無雙”，把親妹妹許配給他，後又攜他去京參加殿試，下第，回家途中到上海，購得《瀛環志略》，讀完後方知道有五大洲各國，興趣大增，看到上海製造局有許多種西書譯本，想全部買來一讀，無奈袋裡沒錢。恰好結識了陳通甫，又通過他得以拜康有為為師，自此才真正開始做學問。

小時候的啟蒙教育對一生的成長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崔永元說他膽子為什麼那麼大，來自於他的心，來自於他父親是軍人，來自於父親從小對他嚴格的教育，養成了他善良、坦誠、愛憎分明的性格。

愛國永遠是立身之本，有愛國心，不管世界如何變化，都不會走差道。不管祖國是富裕或貧窮，都沒會做有損於祖國的事。

二、找到人生導師

青年的時候，如果擇友不慎，很可能毀了他的一生；如果遇到貴人，會助力他達到人生輝煌。幸運的是梁啟超遇到了康有為，康的理念和思想打開了他的眼界，影響了他的思想、學術和政治。

康有為是一位野心勃勃、開拓前進、活潑飛躍的人，他有一腔愛國熱情，想用自己的知識有所作為，於是改名為有為，“自光緒十五年始，即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四年之間，七次上書，雖然一次也沒有被採納，舉國之士嘲笑他、唾罵他，但他不為所動，上書如故。”

康氏地上書不達的時候，在廣州長興裡萬木草堂開門講學，梁啟超成為學生，在草堂學習了四年，這為他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湖南巡撫等人創辦時務學堂時，聘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三人為總主學務，梁氏又為領袖。所有的一切的學綱、課程、學風。都脫胎於萬木草堂，只是稍加變化罷了。

年輕人往往會迷茫，不知道自己會幹什麼，想幹什麼？是留大城市還是回家鄉？是自己創業還是先就業再創業？

三、啟發新智是他一生的事業

梁啟超把自己的知識和思想全部用於自己的事業，

一是主持學堂。他主持時務學堂時，一改過去的八股科舉之風，而是採用不拘形式，除課堂上課外，最主要的是諸生和師長批答和討論，形成了朝氣蓬勃、樂趣、進取的學風，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如第一班的四十人中，有五分之二的人成了革命先烈，或開國名人，比如我們熟知的蔡鍔將軍就是出自於此學堂。他辦學堂就是專門培植少年子弟，諸才以待將來之用。

二是創立學會。自清朝嚴禁結社以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所以康、梁為了啟發新智，選擇從破此錮習起，組織“強學會”，附設強學書局，運行三個月後就被言官封禁，但此風已遍及四方，各地設會百數，學者不以此為大戒了。學會可以培養團體，可知識碰撞，可改變成年人的知識，啟發矇昧無知的社會。

“強學會”遭禁後，康有為又創辦“保國會”。梁啟超和譚嗣同等在湖南創立“南學會”，合南部諸省志士，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南學會”兼具學會的議會的功能，有一定和政治成分，一方面地方有事，公議而行，這是議會的功能。另一方面每七日集會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和政學原理，這是學會的功能。“南學會”創辦半年就被取締，這是梁啟超從學者到政治家的嘗試。

三是創辦報紙。康有為和梁啟超因戊戌變法的打擊，在國內創辦的學校和學會全部掃地無餘，他們第三步就是辦報紙。康有為早就認識到學校、學會、報紙是三位一體，互相為用。在辦強學會時，特派梁啟超辦報，這是梁氏平生新聞事業開始的第一章，也是近代中國有正式意義的新聞開始的第一頁。

《強學報》被封，有識之士創辦《時務報》，公推梁啟超任總主筆，梁氏以自由發揮其文豪的天才，聲名隆起，和康有為的名聲並駕並驅，人稱“康、梁”

梁啟超的事業可以說是屢敗屢戰，辦學校遭到阻撓，創立學會、辦報紙都遭到封禁，可是他認準一個理念，“救國救亡，開啟新智”，想方設法拓展領域，闖出一片新的天地。

四、思想的領先成為一個時期的中心人物

歷史學家吳其昌說：“亡清末葉的三十年間，中國人的思想範疇，約可分為四個階段，李鴻章時期、康有為時期、梁啟超時期和孫中山時期。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遠走日本開始反思變法之敗的原因，總結出內外交困時期，國家自強要靠國民。

“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各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哀哉，吾中國之不知有國民也。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國事非民所能過問，民無愛國心，雖摧辱其國而莫予憤也。......我國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願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願其思所以行之。”

梁啟超的思想建立在愛國的基礎上，行進在啟發民智的征途上，雖九死一生，也不改初衷。他的思想的傳播為推翻清政府的民國革命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使得民族思想深入人心。

思想決定行動，知識決定眼界，一個人的格局有多大，他的事業就能做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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