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出生的岁月，正是清朝走到末路的岁月，列强不断地瓜分中国，慈禧太后们认为国家是祖宗打下的产业，是一家之私产，没有能力抵抗侵略，就用割地赔款来换取和平，继续奢侈的生活。

大臣们积数十年的八股文，写了几十年的白折，当了几十年的差，捱了几十年的俸，递了几十年手本，唱了几十年的喏，磕了几十年的头，请了几十年的安，终于进职到高层，心里只想的是保持现有的财富地位，七老八十的人，只求一两年洋人不来，强盗不起，即使来了，反正一辈子也活够了，国家被瓜分也不心疼。

知识分子们被满清三百年文字狱的恐怖统治，被制造奴才的政策改造，终于成了没有思想的木偶“满州入关三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转瞬洋人来，依旧要奴才。”

普通百姓“莫谈国事”，管他是洋人、日本人，反正满清也没给好日子过，其他人来也不过如此。

列强们把中国当肥肉，一块一块地割去，一刀一刀地凌迟，清朝自甲午之战的全败，到八国联军的火烧，国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当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个迟暮的老人，即将灭亡之时，梁启超奋然发声，发表“少年中国说”，坚决相信中国必然不亡，并且断定必将复兴。

读懂梁启超就是读懂中国近代史，

一、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梁启超出生在于熊子乡：“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性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故乡也。”熊子乡，距离崖山七里左右，在西江与南海的交汇之冲，是七个小岛之一，他实际上是一个岛民。

小时候他跟着祖父识字，祖父偏爱他，经常和他讲述古代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尤其喜欢讲亡宋、亡明国难之事，听得津津有道。这些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他从小天姿聪慧，四五岁授四子书、《诗经》，八岁学写文章，九岁能缀千字文，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然后去省会上“学海堂”，喜欢上了训诂之学。那时他根本不知道除了帖括、训诂词章之外，还有所谓的学问。十七岁中举人，主考官李尚书认为他“国士无双”，把亲妹妹许配给他，后又携他去京参加殿试，下第，回家途中到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完后方知道有五大洲各国，兴趣大增，看到上海制造局有许多种西书译本，想全部买来一读，无奈袋里没钱。恰好结识了陈通甫，又通过他得以拜康有为为师，自此才真正开始做学问。

小时候的启蒙教育对一生的成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崔永元说他胆子为什么那么大，来自于他的心，来自于他父亲是军人，来自于父亲从小对他严格的教育，养成了他善良、坦诚、爱憎分明的性格。

爱国永远是立身之本，有爱国心，不管世界如何变化，都不会走差道。不管祖国是富裕或贫穷，都没会做有损于祖国的事。

二、找到人生导师

青年的时候，如果择友不慎，很可能毁了他的一生；如果遇到贵人，会助力他达到人生辉煌。幸运的是梁启超遇到了康有为，康的理念和思想打开了他的眼界，影响了他的思想、学术和政治。

康有为是一位野心勃勃、开拓前进、活泼飞跃的人，他有一腔爱国热情，想用自己的知识有所作为，于是改名为有为，“自光绪十五年始，即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四年之间，七次上书，虽然一次也没有被采纳，举国之士嘲笑他、唾骂他，但他不为所动，上书如故。”

康氏地上书不达的时候，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门讲学，梁启超成为学生，在草堂学习了四年，这为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湖南巡抚等人创办时务学堂时，聘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三人为总主学务，梁氏又为领袖。所有的一切的学纲、课程、学风。都脱胎于万木草堂，只是稍加变化罢了。

年轻人往往会迷茫，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想干什么？是留大城市还是回家乡？是自己创业还是先就业再创业？

三、启发新智是他一生的事业

梁启超把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全部用于自己的事业，

一是主持学堂。他主持时务学堂时，一改过去的八股科举之风，而是采用不拘形式，除课堂上课外，最主要的是诸生和师长批答和讨论，形成了朝气蓬勃、乐趣、进取的学风，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第一班的四十人中，有五分之二的人成了革命先烈，或开国名人，比如我们熟知的蔡锷将军就是出自于此学堂。他办学堂就是专门培植少年子弟，诸才以待将来之用。

二是创立学会。自清朝严禁结社以后，士气大衰，国之日孱。所以康、梁为了启发新智，选择从破此锢习起，组织“强学会”，附设强学书局，运行三个月后就被言官封禁，但此风已遍及四方，各地设会百数，学者不以此为大戒了。学会可以培养团体，可知识碰撞，可改变成年人的知识，启发蒙昧无知的社会。

“强学会”遭禁后，康有为又创办“保国会”。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在湖南创立“南学会”，合南部诸省志士，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南学会”兼具学会的议会的功能，有一定和政治成分，一方面地方有事，公议而行，这是议会的功能。另一方面每七日集会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和政学原理，这是学会的功能。“南学会”创办半年就被取缔，这是梁启超从学者到政治家的尝试。

三是创办报纸。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戊戌变法的打击，在国内创办的学校和学会全部扫地无余，他们第三步就是办报纸。康有为早就认识到学校、学会、报纸是三位一体，互相为用。在办强学会时，特派梁启超办报，这是梁氏平生新闻事业开始的第一章，也是近代中国有正式意义的新闻开始的第一页。

《强学报》被封，有识之士创办《时务报》，公推梁启超任总主笔，梁氏以自由发挥其文豪的天才，声名隆起，和康有为的名声并驾并驱，人称“康、梁”

梁启超的事业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办学校遭到阻挠，创立学会、办报纸都遭到封禁，可是他认准一个理念，“救国救亡，开启新智”，想方设法拓展领域，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四、思想的领先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人物

历史学家吴其昌说：“亡清末叶的三十年间，中国人的思想范畴，约可分为四个阶段，李鸿章时期、康有为时期、梁启超时期和孙中山时期。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远走日本开始反思变法之败的原因，总结出内外交困时期，国家自强要靠国民。

“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各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哀哉，吾中国之不知有国民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国事非民所能过问，民无爱国心，虽摧辱其国而莫予愤也。......我国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愿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愿其思所以行之。”

梁启超的思想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上，行进在启发民智的征途上，虽九死一生，也不改初衷。他的思想的传播为推翻清政府的民国革命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使得民族思想深入人心。

思想决定行动，知识决定眼界，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他的事业就能做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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