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鲁迅感情深厚，学贯中西，梁启超：我的著作没他300字有价值
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形势动荡不堪，陈家从南京逃难到了上海，在上海定居下来，陈寅恪十分担心家人的安危，再加上留学经费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他在1912年春天返回上海。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辛亥革命彻底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陈寅恪亲眼目睹了清王朝被推翻后社会形势的巨大改变，儿时又被封建传统文化深深浸染了他，在面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那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可想而知，在回复一位北大友人的信时，他道出了无尽沧桑的感慨”悠哉京络为何事，转徙江湖接胜流“，接着他又忍不住发出“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的悲怆之殇，不久之后，陈寅恪在筹措好留学的费用后再一次前往欧洲，1913年春天，陈寅恪顺利考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并在社会经济部学习。就是在这里，他得以更加系统的学习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也在这里学会了从经济，政治，文化几个方面去分析社会。
1915年春，陈寅恪回国后，担任当时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而在这时，鲁迅和陈衡恪都在教育局上班，对于当时二人的关系，后来鲁迅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回忆：我赠与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本，由此可见，陈寅恪兄弟与鲁迅二人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不过，后来鲁迅成为著名的文化斗士，而陈寅恪对于自己与鲁迅的友谊很少向别人提及，因此人们对于他们之间的交往了解并不多。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主张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学识渊博的陈寅恪在国学院研究主任吴宓、梁启超的推荐下，出任国学院导师。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并不看好陈寅恪，因为他“既无一部大部头著作，亦无博士学位”，结果梁启超直接对曹云祥说道，没有学习也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道，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最终，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向陈寅恪递上了一纸聘书，刚刚满36岁的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组成清华大学史上最强大的导师团队，被时人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执教于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应该算是清华四大导师中最为幽默的一位，由于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清逊帝溥仪的读书顾问，因此陈寅恪就送给了学生们这样一副对联儿：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以此调侃梁启超和王国维。
令当时的清华学子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并不是陈寅恪的幽默，而是陈寅恪那令人惊叹的渊博学问，陈寅恪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既能用西方文化观点解读问题，又能够引经据典，用国学观点将问题讲得非常透彻，可谓是学问深似海，当时哲学大师冯友兰是扬名天下的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是有过之而不及，但是令当时的清华学子们吃惊的是，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所以在陈寅恪上课的时候，一些清华的教授们也常常坐在教室后面听他讲课，因而有人称他为活字典，或者称呼他是教授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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