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就是梁启超。他一生著述颇丰，著作多达1400万字，可谓是后世珍贵资产。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在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在全世界科学史上也屈指可数。梁家被誉为“中国第一精英家庭”，梁启超本人被誉为“中国家庭教育第一人”。
梁启超到底用了什么教育方法，使子女个个成龙成凤？
行胜于言，身先士卒
大家都知道“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出自梁启超之口。梁启超不光会说，他还会做，不光自己做，还带着孩子们一起做。他是个说一不二的实干主义者。
梁启超17岁赴京会试，途经上海，看到一些西方译著，眼界大开。回广州后，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并拜他为师，后来，两人在广州盖了一座万木草堂，宣扬维新学说，再后来，他们就搞了一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戊戌变法”运动。
有一次，他在清华研究院演讲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一贯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从戊戌变法，到思想启蒙，到退出政坛，再到文化救国，梁启超始终将自己投身于爱国救亡的民族运动之中。
言传身教，航天专家梁思礼（梁启超小儿子）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多宝贵的财富，但最宝贵的东西是“爱国”。
抗日战争时，许多知识分子常来梁思成（梁启超长子）家中做客，议论时局，临别时，梁思成总忍不住担任“总指挥”，打着拍子，指挥大家齐声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47年，梁思成一家逃到李庄，生活困苦，林徽因又体弱多病，而此时美国有大学邀梁思成前去讲学，并应允可以带他的妻子林徽因一道赴美治病。但梁思成说：“我们的祖国正在受难，此时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
梁启超病重时，还不忘每天讲学，家人劝他多休息，他却说：“中国病太深了，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够看见，都不必管。”
梁启超以自己作榜样，行胜于言，身先士卒，爱国是用一切行动说话。他如此立身立世，亦为孩子培育了优良品格。
高级的父爱，就是学会共情
中国，父爱普遍都是含蓄、遮遮掩掩。所谓共情，就是设身处地去理解孩子，以一种同理心，包容孩子的情感和思维。
1928年，林徽因刚嫁入梁家不久，作风西派，母亲和长姐梁思顺看不惯，父亲梁启超心知肚明，但他不说透，料定儿子梁思成夹在中间难做人，于是多次写信给女儿思顺，从中协调“姑嫂”关系。
1925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被流弹击中身亡，林徽因十分痛苦，梁启超知道后，第一时间写信给梁思成。他说：
“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她”。
他还转话给林徽因说：
“今后你就是我女儿，你在外留学的学费我会负担，不必担心。”
林徽因读完，泪流满面。
林徽因和梁思成
梁思庄有一次考试，名次不太好，梁启超料想二女儿定会大伤自尊，自责不已，于是他以安慰口吻写信道：
“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
学会共情，事无巨细都能为子女着想，所以他们也很尊重这个父亲。
梁思庄和丈夫吴鲁强
挚爱，却绝不溺爱
梁启超家书，有100多个小篇章，而这100个小篇章，满满都是爱。
1925年五月，孩子们远涉重洋，纷纷离别了家园，梁启超半夜辗转反则，起来跑到院子里踱步，然后写信寄给孩子们说：“我对着月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
对孩子的挚爱，他从不遮掩。但挚爱，却绝不溺爱，梁启超尊重子女的个性与爱好，循循善诱，彰显其长。
1925年，梁思庄面临专业选择，很是忧愁，于是寄信给父亲梁启超。梁启超收到信后，回了二女儿：
“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后来，梁思庄选择了图书馆学专业，并成了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
1927年，三子梁思忠想走军事政治的路，家里其他人并不同意，那时梁启超住院，思忠心急如焚，回家后着了凉，大病好几天。梁启超打趣道：“你这小子真没出息，还说当大将呢。”
出院后，梁启超第一句话就是：“去吧，爹爹支持你！”
梁思忠从美国海归后，不久成了国民革命军炮兵上校，在淞沪会战中，表现出色。
梁思忠
梁思成学了冷门的建筑史，梁思永学了冷僻的考古学，二人后来皆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曾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1922年梁启超在苏州大学做演讲，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进学校？”在座者议论纷纭，答案不一。
稍后梁启超说：“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
他的演讲有一段很精彩：
“但凡一个人在学校里所学，数理化、史地、国文、英语，乃至哲学、文学、农工商等等，皆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而要成一个人，总要具备三德——智、仁、勇，实现了的状态便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无论是教育家教育学生，还是自己教育自己，皆应以这三件为准则。”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在梁启超眼里都不如一个做人。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孩子，梁启超都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1911年，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想邀梁启超任“复辟帝制”文艺组长，为其擂鼓助威。出金20万，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摆在梁启超面前，梁启超不为所动。后来，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暗讽袁复辟帝制！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的容易，做起来难。但梁启超却做到了。
1928年，梁启超病的越来越严重，他还坚持各地演讲，四处奔走。后来病重时，还垫着枕头，前面支着书写板，照常工作。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思成儿子梁从诫曾对媒体说：“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梁从诫继承了梁氏担当精神，60多岁时，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后来还开展了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藏羚羊等工作。
梁氏精神，就是从梁启超这代开始的。
“要之，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
我想，最好的教育莫过如此。
就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过分批判，不放任自流，慢慢经营，细水长流。
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而孩子，在这爱的煦风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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