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曾有诗云：“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然而，这种“举国欲狂”持续了数十年、乃至差不多要到“百年之后方思公”。
梁启超几乎可以说是上一个世纪之交对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人，他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 。
而当他在1929年初去世时，思想启蒙和政治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全方位的社会动员的时代，革命且不断革命的时代已在大规模展开。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启
蒙时代的主将
且不说与他去世后数十年里笼罩性地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政治家如毛泽东、思想家如鲁迅等相当不同，即便是和与他同时的启蒙思想家如康有为相比较，梁启超也和他们有诸多差别。
比如说，他没有康有为的那种“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的否定精神和气概，也没有那种向往“大同社会”的政治完美主义，或者说即便在一个短时间里服膺，但他的一生，尤其三十岁以后，更多地还是考虑现实政治的弊病和改善。他渴望新知，可能容易比较轻信新的观点，但也比较虚心，能够不断反省、坦白和批判自己的“先见”和“成见”。
然而，尽管可被视作早期也是真正启蒙时代的主将，但如果不是从上世纪前半叶，而是从上世纪后半叶观察，梁启超的身影是被遮蔽的，甚至是相当另类的。
后来的普通人往往知有鲁迅、郭沫若，而不知有梁启超和胡适。甚至迄今许多大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思想资源也主要是来自鲁迅。而我发现梁启超其实是早期启蒙的思想正宗，而启蒙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才是主流，后来则在汹涌的革命浪潮冲击之下变为支流。
梁启超在早期启蒙巨子中尤显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既坚持启蒙和思想解放，又具有一种自我反省、修正、宽容和建设性的精神。梁启超自己明白和认识到了的东西也要努力让别人与社会明白，那怕是先让一部分人明白起来，认为知识者负有言责，尤其如果自己还拥有某种表达的所长的话。他对外界批评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也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随时准备“启”自身之“蒙”，经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可能有人会觉得梁启超的思想比较“浅”，甚至梁启超也自认如此。但这种“浅”可能更多地是属于语言文字表达的形式比较“通俗”，而即便就是内容也“浅”，正如罗尔斯所言，衡量一个思想体系的最重要标准是“对不对”的问题，而不是“深不深”的问题。有一些思想可能看起来“很深”但也“很错”，而另一些思想看起来“很浅”但却“很对”。
如果说1968年法国学潮中许多大学生“宁愿跟着萨特错，也不跟着阿隆对”，对于一个根底还是稳固的社会并无大碍，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刺激的话，那么，一种错误的政治思想占据主导对于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却可能是相当危险的。政治思想也不必是那样深奥和玄乎，尤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应该是匹夫匹妇、引车卖浆者都能懂、也都能发言的道理。
我们还可以从梁启超对实际政治的判断及预见，看到其政治思想其实是相当清明和有远见的，例如他在辛亥前对如果清廷不抓紧真正实行和尽快落实宪政，不在“宣统四、五年以前”召开国会，就将出现“全国之兵变”与“民变”，“国必乱，以至于亡”的预见；还有他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不仅认为不对，而且必败的预见；以及在20年代中期对中国将进入持久革命、反复革命的时期，无业阶级而非无产阶级将占据主导、战胜有业阶级的预见
当一些看来“很完美很深刻”的政治思想即使凭借极大的权力和暴力推动也完全“落空”的时候，他作为一介书生对实际政治的判断和预见却得到了证实。
总之，至少在政治思想的领域内，重要的不是求其“艰深”，而是求其“不错”，因为政治是影响干百万人生活的领域，如果错误的观念发生效力，甚至占据主导，就将伤害千百万人。
国
家是什么
国家要履行它的功能必须要有权力，但对这些权力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而宪政就是一种根本的限权,即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
国家思想在梁启超那里一直是牢固的，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几乎没有在他那里被真正重视过。这和当时西方列强压迫下的救国保国有关，也和梁启超一度介入的保皇（光绪帝）的政治实践有关，但又决不仅此，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梁启超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即他认为人类必然是合群的动物，或者说社会政治的动物。
人类必须要结成政治社会，组成国家。而他痛感在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与制度还不足以争强乃至图存，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还相当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和政治能力，故而必须强调国家思想和国民训练。
梁启超对“国家”的理解和韦伯的定义相去不远，他认为国家即是在一定地域里用权力组织起来的人民之团体。
而“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日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新民说》）这里需要处理的是国家与个人、国家与政府、此国家与其他国家、此国家与世界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前两种关系或可说是这个政治社会的内部关系，后两种关系是这个政治社会的外部关系。
而在这四种关系中，比较特殊的是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国家是要以政府的形式出现，由一个政府来代表它的。但国家与朝廷或政府又不等同。国家与政府的纠结从根本上说又和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相关，甚至由这种关系来决定，即这个政府是否能真正代表国家，要由它如何处理政府与这个政治社会的成员的关系来决定。
国
家要像个国家
无论如何，“国家要像个国家”看来是第一步，所以梁启超决不轻言打碎国家机器，甚至要努力防止国家崩溃――如果一个政府的倒台或一种政制的结束将意味着天下大乱、国家崩溃的话。
“国家要像个国家”这是一个起点，就像在制宪会议上的美国联邦党人那里一样。或者说，需要维持国家或基本的政治秩序是一个前提，包括是宪政的前提，宪法是握有强力的国家的宪法，而不是别的什么自愿共同体的规章。
所以梁启超说：“欲知宪政，必先知国家。”
梁启超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信过无政府主义，从来就坚持一种国家思想。这和20世纪前二十年不少知识分子一度相信无政府主义很不一样。无政府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后来的激进主义、新专制主义的先导或铺垫，因为两者有一条相通的路径：都相信一种政治完美主义乃至“人间天堂论”。只是前者（比较天真单纯的无政府主义者）可能希望那种没有政府的大同社会速速到来，且不希望采取强迫和暴力的手段；后者则将这一理想推为远景，并为此准备采取一切手段。
梁启超的国家思想的后面可以说是一种保存生命的原则，即不愿由于国家的崩溃而导致生灵涂炭甚至“噍类尽矣”。另外，他的国家思想还难说是国家主义，更非唯国家主义。
我们可以从他同时对宪政的一贯强调看清这一点。国家要履行它的功能必须要有权力，但对这些权力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而宪政就是一种根本的限权，即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他在“立宪法议”中说：“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
“天下未有无人民而可称之为国家者，亦未有无政府而可称之为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重视人民者，谓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谓一个人也）。其说之极端，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重视政府者，谓政府者国家之代表也，活用国家之意志而使现诸实者也，故国家之主权，即在政府。其说之极端，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困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故构成一完全至善之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故而他如此界定宪政：“立宪者，以宪法规定国家之组织，即各机关之权限，与夫人民之权利义务，而全国上下共守之以为治者。”（《欧游心影录》）并认为：“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
然而，梁启超又并不迷信单纯的法律，不相信仅凭一纸宪法就能实现宪政，而是还需要责任内阁、国会、自由舆论、公民团体等一系列制衡制度和组织，他还特别重视个人，重视人的道德。他在1910发表的“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一文中，认为“立宪政体之最可贵者，在其权限之严明”。但“徒法无人，并法亦不能自存。”他谈到宪政的困难，别人所忧多在人民的教育程度，而他更忧与民共通的官员的程度；别人所忧多在知识的问题，而他更忧道德的问题，他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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