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不能不提到的一個名字是：梁啟超。
以我有限的歷史知識，一直以為梁啟超只是“康梁變法”的那個維新派——自然，對於封建王朝，他的思想算是新的。而在那“主義”、“流派”更迭迅速的年代，當革命派走向歷史舞臺，梁啟超應該要阻礙歷史進步了吧。
真是誤解他了，他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一位。
他曾是保皇黨、改良派，但後來當他發現袁世凱連“開明專制”都聽不進去，而只是做著黃袍加身春秋大夢的時候，梁啟超深刻檢討，轉向革命，成為護國運動的策劃者和領導者。
他是前清舉人，但崇尚科學。為了不讓民眾對西醫認知偏頗，影響先進醫學在國內的推行，他讓家人隱瞞自己被西醫誤診的事實。
為開啟民智，他在短時間內撰寫出《歐洲戰役史論》，意在指出歐洲戰役也即世界戰役，中國唯有參加此戰役，方能提高其國際地位。預料到德國必敗，他建言政府對德宣戰，讓中國可以藉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權益。
梁啟超也是“五四運動”的點火者。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梁啟超以在野之身，為中國參加和會作了多方面的策劃。
他向當時的總統徐世昌建議，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汪大燮為委員長，進步黨主要領袖、前司法總長林長民為事務長的總統府外交委員會，負責和會特定期間的外交事務。他籌措了10萬元經費，挑選一批學者專家作為隨員，於年底動身前往歐洲遊歷考察。
1919年2月，梁啟超一行到巴黎，作為中國參加和會代表的會外顧問，先後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及英法等國的代表，請他們支持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立場。
2月16日，在梁啟超的授意下，民間組織“國民外交協會”成立，推舉出熊希齡、汪大燮、梁啟超、林長民、蔡元培等十位理事，其中林長民為理事長。
3月中旬，身在巴黎的梁啟超致電國內的汪大燮和林長民，報告巴黎和會上關於青島問題的消息，該年3月24日，《申報》登載了梁啟超的電文：
“交還青島，中日對德同此要求，而孰為主體，實為目下競爭之點，查自日本據膠濟鐵路，數年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繼德國權利為限……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實……”
4月30日，梁啟超為青島問題致電國民外交協會，5月4日的《申報》登載了其電文：“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林長民接到梁啟超電報，5月1日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於5月2日刊載在《晨報》上。其中最震動人心的是如下一段文字：
“嗚乎！此非我舉國之人所奔走呼號求恢復國權，主張應請德國直接交還我國，日本無承繼德國掠奪所得之權利者耶？我政府、我專使非代表我舉國人民之意見，以定議於內、折衝於外者耶？今果至此，則膠洲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
文章最後表示：“國亡無日，願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林文慷慨悲壯，語調激昂，僅300餘字，卻不啻一枚重磅炸彈。
當日，外交委員會緊急開會，議決拒籤和約，擬就電稿，轉國務院拍發給中國代表團。而總理錢能訓卻另具密電，命令首席代表陸徵祥簽約（陸此前電報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賠償損失等有所不利）。
林長民有一同鄉在國務院電報處工作，當晚即將此情告知林氏。
5月3日清晨，林到外交委員會報告。下午4時，國民外交協會召開全體職員會，林長民、熊希齡、王寵惠等出席，作出運動決議。
另一面：
5月2日，蔡元培從汪大燮處得知有關巴黎和會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訴了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
5月3日晚7時，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和十幾所其他學校學生代表在法科大禮堂召開大會，決議四項辦法。
五四運動就這樣爆發了。
值得一提的是，把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實乃一大誤區。
五四運動是純粹的外交運動，以及由外交運動衍生出來的社會運動，當然，這一運動後來也波及到了文化領域。
而新文化運動則純粹是知識分子導演和發起的思想文化領域的運動，運動的主體是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知識分子，當然，也包括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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