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一年前的“五四運動”,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歷史意義。
那麼,這場偉大運動的組織者是誰呢?
想必很多人答不出來。
畢竟這是一場有多個階層共同參與、席捲全國的運動,組織者不止一個人。
但是,主要組織者之一的匡互生,應該被人們知道。
革命先驅
匡互生,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出生於湖南寶慶東鄉(今屬邵東縣廉橋鎮豐足村天台山)。
邵陽民風彪悍尚武,匡互生少時在鄉學讀書時,也同時練就了一身武術。
1910年,他到長沙,入駐省邵陽中學讀書。
次年,“武昌起義”勝利,與湖北相鄰的湖南迅速響應。
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火焰熊熊燃燒,20歲的匡互生熱血沸騰,毅然跟隨革命隊伍,參加了攻打巡撫衙門的戰鬥。
他還加入“學生軍”,準備北上滅清,後因“南北議和”而中止。
湖南巡撫湯薌銘鎮壓革命,大肆殺害無辜。匡互生義憤填膺,寫了一篇《時事感言》,猛烈抨擊"湯屠"湯薌銘,遭到通緝。
在老師的掩護下,匡互生得以逃脫,潛回老家。但湯薌銘對學校老師痛下殺手,株連濫殺。
此事更激發了匡互生的革命意志。
1915年,有文史基礎的匡互生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今北京師範大學),專攻文學。
當時社會上流行新文化運動,新思潮興起,新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受此薰陶,得風氣之先的一些高校的學生則紛紛自發組織團體,通過集會研討、演講等形式,探求人生、社會以及救國救民的真理,宣傳新思想。
匡互生所在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一些學生建立了“同言社”。後來改名為“健社”。
善於接受新思想、社交能力強的匡互生,逐漸成為骨幹成員。
不久,“健社”提倡工學合一,改名為“工學會”。匡互生負責起草了章程。
1919年1月,“一戰”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取消“二十一條”等要求。
會議竟然拒絕中國的正義要求,並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4月底,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憤。
5月3日晚,北京高校的學生團體代表聚集,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決議第二天舉行全體學生示威遊行,提出愛國訴求。
匡互生做為主要組織者之一,與傅斯年、段錫朋等策劃了天安門大會和會後遊行。
5月4日,北京十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代表,打著“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標語口號,並且要求懲辦“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
其中,匡互生所在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隊伍,最先到達天安門廣場。
學生遊行隊伍在東交民巷受到軍警阻撓,就轉而前往曹汝霖的府邸趙家樓。
趙家樓已有守候的軍警阻擋。
於是,匡互生等率先翻牆,縱身衝進曹宅,將正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了一頓。
此刻的學生們早已熱血沸騰,匡互生等則點燃火苗,將曹宅付之一炬。這就是“火燒趙家樓”事件。
這次學生遊行活動,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和支持,引爆了席捲全國的大規模愛國運動。
廣大學生、工人、群眾、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等形式表達愛國訴求,是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
這年夏天,帶著“學生領袖”光環的匡互生畢業,回到老家湖南,在長沙楚怡小學任教。
第二年,他參加了湖南各界驅逐都督張敬堯的運動。
之後,他應聘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務主任。
他主張民主辦校,還破格聘請一師附小教師毛澤東到第一師範任教。
投身教育事業
之後的人生歲月,昔日革命勇士匡互生選擇了低調,把主要精力逐漸投入教育事業,提倡教育改革。
他輾轉多地,先後到上海中國公學、浙江上虞春暉中學任教。
1925年,匡互生與陶載良、豐子愷、朱光潛等人,在上海江灣創辦了一所新型學校----立達學園。
他們的辦學宗旨是“修養健全人格,實行互相生活,以促進文化,改造社會”。
為何取名“學園”而不稱“學校”?
匡互生認為:教師是園丁,學生好比幼苗,學園就是他們自由發展,健康成長的園地。
立達學園開創重師尊生新體制:不設校長,不立校規,只以“立己達人”為校訓。
學園重視生產勞動教育,開展新農村教育實驗,設置農藝科和藝術專修科。
並且開闢了工場莊園,讓學生從事養雞、養蜂和園藝,實行半工半讀。這樣,貧寒子弟也能就讀。
立達學園名聲鵲起,一時有“武有黃埔,文有立達”的美譽。
正當立達學園蒸蒸日上之時,不料“淞滬戰爭”爆發,幾處校舍毀於戰火。
而匡互生則長期操勞成疾,已身患腸癌。加之未及時醫治,於1933年4月在上海病逝。
生平評價
匡互生享年42歲,英年早逝,象一顆匆匆劃過夜空的熾熱流星。
但是他在趙家樓點燃的那把火,卻引爆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匡互生理想中的“五四運動”,是一個“純潔之民眾運動”。
據史料記載,“五四運動”之後,他曾對同鄉樂天宇“謙虛地回答說:
‘何功之有,不過劃燃一根取燈兒(即洋火,北京方言)而已”。
事實上,他也並未因為“打進趙家樓第一人”的英雄光環而得到過多少名利,相反後半生波折重重,顛沛流離,歷盡艱辛。
在創辦立達學園時,他四處苦苦籌款,曾找過總統黎元洪捐款。
黎元洪派副官接待,以計劃自辦大學為藉口,只捐20元。遭受羞辱的匡互生拒不接受,欲拂袖而去,經副官力勸才勉強收下。
他在“五四運動”中的激進表現也曾受到一些爭議。
但他在後半生致力於教育事業,成為一位在文化圈交友甚多、廣受尊敬的教育家。
他逝世後,文學家葉聖陶為他撰碑文,書法家啟功寫碑文。
這個富有才華、會武術、高學歷的彪悍熱血青年,一生如同煙花,在“五四運動”時沖天璀璨了一瞬間,轉而在另一個低調的天地溫柔地綻放。
性格決定命運。
無論是在“五四運動”期間的勇猛,還是後來在戰亂年代推行教育改革,他都表現出了理想化、激進、硬朗的一面。
他的摯友朱自清在《哀互生》一文中寫道:
“互生最叫我們記念的是他做人的態度。他本是一副銅筋鐵骨,黑皮膚襯著那一套大布之衣,看去像個鄉下人。他心裡那一團火,是熱,是力,是光。”
好友巴金稱匡互生是“一位有理想、有幹勁、為國為民的教育家”,“我把他當作照亮我前進道路的一盞燈”。
1945年秋,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時會見巴金,期間談到匡互生時,意味深長地說“他是一個苦行僧”。
也許,這種做人的純樸、做事的韌勁、“苦行僧”的精神,是那一代人身上的閃光點,也是“五四”精神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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