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要求嚴懲的“三大賣國賊”,究竟落得何種下場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27個戰勝國於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召開戰後協約會議——

“巴黎和會”。在段祺瑞實際領導下的北洋政府,以戰勝國的身份,同樣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會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中,西方列強全然不顧中國的戰勝國身份,不顧中國的利益,決定將德國於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

“五四運動”要求嚴懲的“三大賣國賊”,究竟落得何種下場

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嚴重傷害中國權益的消息傳到中國以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以示威遊行、罷工、停課甚至暴力對抗政府的形式,強烈要求北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北京爆發的“愛國運動”迅速得到了全國各地的積極響應,在諸多地方誌的記載中,均有“愛國學生、工人、商人、市民連日集會遊行和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五四愛國運動,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相關記載。

這場發生於北京,被稱為“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行動,在主張的口號中還有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呼喊。這裡的“國賊”,即為同日本簽訂了《二十一條》、出賣國家主權的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前駐日公使陸宗輿、駐日特命全權公使

章宗祥

“五四運動”要求嚴懲的“三大賣國賊”,究竟落得何種下場

在“五四運動”的巨大壓力下,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可被愛國青年、學生要求嚴懲的“三大賣國賊”又落得何種下場呢?

曹汝霖

“三大賣國賊”中的首腦人物,北洋政府中公認的“親日派”,在其擔任交通總長兼任財政總長期間,不惜以賞識山東鐵路主權為代價,數次向日本銀行借款。早在光緒三十一年,曹汝霖就以袁世凱助手的身份,參與過同日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的談判。在“賣國”“親日”這兩件事上,曹汝霖可謂是“元老級人物”

“五四運動”以後,曹汝霖被革職,而後便開始了“力行慈善,以贖前愆”的生活。可在其晚年所成的《一生之回憶》,認為自己在對日談判中已經

“殫精竭慮,謀定後動”,甚至在向日本遞交《二十一條》的時候,還有著“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羞恥感和愛國心”,時人對自己的謾罵和攻擊只是“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的結果。

“五四運動”要求嚴懲的“三大賣國賊”,究竟落得何種下場

《二十一條》部分

雖然被革除官職後,曹汝霖熱衷慈善、修建醫院,甚至在抗戰時期,拒絕日軍拉攏,以求“晚節挽回前譽之失”甚至在晚年發出“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的感嘆,但其“賣國賊”的稱呼、被國人唾棄的歷史形象再也無法改變。

陸宗輿

曾任駐日公使、時任幣制局總裁的陸宗輿,同樣是“親日派”的堅定成員。自1915年,陸宗輿就在袁世凱的命令下,與日本參與到各種喪權辱國的談判中。除了擔任銀行總裁期間,數次以國家主權利益為代價,數次鉅額借款外;自1917年開始,陸宗輿甚至成為了日本在北洋政府的公開代理人。

“五四運動”要求嚴懲的“三大賣國賊”,究竟落得何種下場

陸宗輿

“五四運動”以後,陸宗輿被開除官職,但這還不是最嚴厲的懲治。《浙江地方誌》還記載了陸宗輿原籍海寧縣對其更為嚴厲的懲處:

5月13日,各界人士在硤石鎮召開萬人大會,一致決議開除賣國賊陸宗輿的鄉籍,通電全國;並在鹽官邑廟前、鎮海塔下和陸家門口3處樹立石碑,上刻“賣國賊陸宗輿”,每日觀者不絕。

注意,陸宗輿時任學區學務委員的父親朱宇蒼,也積極參加了這次聲討大會,開除籍貫、逐出宗譜,這才是對待“賣國賊”的態度。可就算如此,也沒能讓陸宗輿警醒,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出任行政院顧問,將自己的“賣國”行徑真正做到了“從一而終”

“五四運動”要求嚴懲的“三大賣國賊”,究竟落得何種下場

章宗祥

“五四運動”中,下場最為狼狽的“賣國賊”,更是對日極度嚮往之日本留學生的典型代表人物。在所成《東京之三年》中,曾經以“平心而論,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學,以之轉授予中國,實綽有餘裕”這等極度曖昧的言論,為自己以後的“賣國”行徑埋下了伏筆。

“火燒趙家樓”之前,被當成曹汝霖的章宗祥被群情激奮的愛國學生,一頓痛打,險些就此結束了自己的罪惡人生。“五四運動”以後,章宗祥被開除官職,而後得到了和陸宗輿同樣的“開除鄉籍”待遇。

“五四運動”要求嚴懲的“三大賣國賊”,究竟落得何種下場

《浙江地方誌》有載:

湖州各界人民於6月召開大會,宣佈開除章宗祥的鄉籍,宣告出族,並議決查封其家產,作地方經費使用。

和陸宗輿一樣,章宗祥在此嚴懲下,依然沒能改變“對日親善”,從出任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總理到出任抗戰時期漢奸機構——“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再到擔任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電力公司董事長,他用自己的一段段經歷詮釋了什麼叫“誓死就當日本奴”的人生信念。

“五四運動”要求嚴懲的“三大賣國賊”,究竟落得何種下場

短暫得一時之榮寵,卻得身後罵名滾滾來,曹、陸、章三人的賣國行徑或許有著段祺瑞的授命和影響,但在“巴黎和會”上也有顧維鈞這樣維護中華民族權益的愛國外交家。更何況,在“五四運動”以後,曹汝霖的“不知悔改”和陸宗輿、章宗祥的“變本加厲”,歷史的恥辱柱上就該有他們的名字!

參考文獻:《北洋往事》、《浙江地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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