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九紀念碑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前往天安門像北洋政府遊行示威為開端的五四運動，隨後上海工人聲援北京學生，攪動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一場涵蓋群眾、政商各界的大運動——
五四風雷。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五四運動
然而五四運動的爆發是一戰結束後，中國作為戰勝方成員國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中國領土在列強操控的巴黎和會上被私相授受所引起的。
1919年巴黎和會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全程被迅速傳達給國內媒體，於是青年學生軍面對這樣屈辱的局面，從五月一日開始，北京的學生紛紛罷課，組織演講、宣傳，隨後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工人也給予支持，緊接著商人罷市，直接威脅列強在華商業利益。
1919年5月4日北大學生遊行示威
然而，中國參加巴黎和會，國內幾乎同步獲知了和會上的各種細節，並及時傳遞到國內，這其中離不開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梁啟超。梁啟超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到“五四事件”之中，卻可以說是引爆此次事件的關鍵人物。
梁啟超（1873-1928）
事情要從中國怎麼會宣佈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說起。 這次戰爭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那時梁啟超還是袁世凱政府的內閣閣員。他關注的重心是內政。他在清末本是君主立憲運動的中堅，鼓吹“開明專制”，到民初卻化身為擁護共和制的明星。兩次君主制復辟，無論袁世凱帝制自為還是張勳以武力擁戴亡清廢帝重坐龍庭，梁啟超都是討伐戰爭的策劃者。這既使他博得了善變政客的惡名，又使他贏得了“再造共和”的美譽。顯然是日本曾以獨佔中國侵略權益的“二十一條”作為支持洪憲帝制的條件，使得梁啟超在“護國戰爭”結束後，便將目光移向外交，力促北京的內閣總理段棋瑞站在協約國一邊向德奧宣戰。他的理由卻還是“在內不在外”，以為這樣以來可以收到“聯美製日的效應”，保住中國的主權。
段祺瑞（1865-1936）圖片轉載自中國圖庫
當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依賴梁啟超的策劃起兵討伐“張勳復辟”得手而再度組閣時，給梁啟超的位置卻是財政總長，任務無疑是為新的內戰籌措軍費。因為當時孫中山正在章太炎等支持下南下廣州組織“護法”國會與軍政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梁啟超再度顯示他的機智，於同年八月十四日即廣州軍政府成立前夕，說服段祺瑞搶先以中國合法政府名義，發佈了由他起草的對德奧宣戰的佈告。
但梁啟超雖能越俎代庖，替北京政府在外交上爭得“正統"地位，從而使廣州政府難以獲得列強承認，卻沒能做穩“財神”。北京政府財政空虛，而各路軍閥卻不斷向它要錢，作為 “擁段反孫”的代價。梁啟超只好違反初衷，向日本銀行團借錢濟窮，主持簽署了“第二次善後大借款”，不消說要以主權做抵押。這當然立即讓國人記起“二十一條”，於是輿論大譁。段總理只好犧牲梁財長以保全執政地位,時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五四大遊行
這也是梁啟超官運的終結，此後的日子他都在研究學術，但仍為喪失運動的熱情，歐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告終，給力主中國參戰的政客們以出頭的機會，他很快取得了大總統徐世昌的支持，由政府出大半旅費，梁啟超便以“中國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會。
梁啟超一行六人，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底，從上海啟程；一九二零年三月初返抵上海，除去往返舟程，在歐洲漫遊了將近一年。但他後來發現，這個顧問不好當。原來，一九一八年十月徐世昌任總統後即下令南北休戰，並在十一月歐戰結束後獲得廣州軍政府響應，雙方派員共同組成專使團出席巴黎和會，頗合“兄弟鬩於牆面外禦其侮”的古訓。然而歷史的教訓終究敵不過黨派乃至個人的利益，於是專使團又在外國的宮牆裡面“內訌”了。
中國專使五人，首席為北京政府前任外交總長陸徵祥，次席為廣州非常國會的副議長王正廷，而代表中方與日使爭論的主辯手，則是駐美公使顧維鈞。爭執的焦點是中國“不承認日本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並要求和會按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維護國際和平的十四點主張，取消原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立的密約。操縱和會的所謂四強，英法支持日本，美意同情中國，而主持和會的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態度更屬關鍵。據梁啟超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中旬致北京政府的電報，說是根據威爾遜的主張，密約”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投人口實”。
中華民國代表參加巴黎和會1919
然而就在就在美國尚未對青島是否轉讓給日本一事公開表態，中國外交似乎有利之際，王正廷突然致電上海報界，指斥專使團中有“某些賣國賊”。他攻擊的首先是陸微樣，但他的“某些”一詞的暗示，據來自廣州的解釋，則包括顧維鉤和梁啟超。據梁啟超在家信中說，此人“以為大功告成在即，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轉為人所攘”，因此既排顧、陸，又株連梁。但無論王正廷此舉是否出於私心，梁啟超面對“謠言之興”，必須表明立場。
梁啟超的機變顯然超過王正廷，在四月三十日美英法意四國政府首腦秘密會議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全部轉讓給日本之後，他立即以國民外交協會代表的身份，致電給他的密友汪大燮、林長民，報告這一消息，“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當然包括廣州政府所派專使王正廷一引注)，萬勿署名，以示決心。”林長民自然會意，得電後立即通給報界，時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
北京學生受王正廷指斥的鼓動，相信陸徵祥，顧維鈞都屬於北京政府派人和會專使團內的“賣國賊”。陸微祥作為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外交總長，有“賣國”的前科可徵。顧維鈞呢?他本是著名的親美外交家，但據廣州傳到上海的消息，他即將與北京政府現任外交總長曹汝霖的三女兒訂婚，即將轉向親日。
曹汝霖（1877-1966）
中國人本有將“治國”視作“齊家”的延伸的傳統，即使如受《新青年》薰陶而自命“新潮”的北京大學學生，也沒能脫出將家族利益作為判斷國政是非尺度的成見。王正廷的指斥，迅速引起北京學生的回應，進而查找政府中的“賣國賊”，確定為曹汝霖和駐日公使章宗祥，便是順理成章的。北京學生群情激憤，決定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袁世凱政府接受日本天皇關於“二十一條”最後通牒四週年那天，上街舉行反對政府媚日賣國的大遊行。豈知出乎廣州政權意外，經過林長民迅即將梁啟超“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的電文公諸於眾，竟使北京學生將在天安門前集會舉行遊行示威的日期提前三天，出現震撼中外的“五四事件”，而梁啟超也被輿論視作這場愛國運動的直接挑動者。
顧維鈞等人在巴黎和會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是否屬於辯證法所稱的真理，在學者中仍屬爭論的課題。梁啟超與“五四運動”的相關度，至今也未見專論。但歷史的進程表明，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學生聚集天安門前抗議政府出賣國權的群眾運動，引爆導火線的是遠在巴黎的梁啟超，則是不爭的事實。
同樣屬於不爭的事實，是梁啟超當初並沒有預料到他的行為的效應。從他的《致弟家信》（作於“五四事件”後三十四天 ,仍對王正廷對他的攻擊不能釋然於懷，便是明證。
因此，在巴黎和會結束以後，梁啟超和他的“考察團”，非但不乘勢回國擴展已在思想界引發的效應，反而繼續在歐洲漫遊，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巴黎和會外交史書影
全文共2688個字，相關參考資料來自《梁啟超年譜長編》。小編時間有些緊，更新太慢，感謝關注——歷史不會說話，但歷史總該被後人說起。
閱讀更多 性感文人札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