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维新变法的倡导者，近代文化的巨擘，梁启超先生的贡献无疑使巨大的。他曾经用博学征服了时人，引领了时代的潮流。但，后世很多史书中对于他的评价却仅仅限于维新变法，这是不公平的。梁启超先生的“开民智”，以民智作为选用政体的思想，这样循序渐进，才是真正有利于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状况。对于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贡献，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执牛耳者地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五四运动前后的梁启超
巴黎和会召开时，梁启超正以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身份出访欧洲游历，试图靠自己的威望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权利。在巴黎和会上,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在争回山东权益问题上也确乎起了中国外交代表不能起的作用。
1919年2月,他抵达巴黎，即将途中所作的《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译成英、法文广为散布，阐述中国的基本要求是：一、胶州湾及青岛应与山东路矿一并由德国交回中国；二、1915年5月及1918年9月中日两国的密约应归无效；三、修正关税;四、取消庚子赔款；五、渐次撤废各国租界；六、统一铁路外资；七、各国放弃在华特权。他指出,以上所提条件,“非皆与此次议和有直接关系,然于中国民族之自由发展,实有莫大之影响,即世界永久平和之局系焉”。此后，围绕山东问题，在许多场合重申中方立场，争取欧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呼吁西方国家应公正地解决中国问题，给中国以正当自由的生存权,只有这样,世界和平真正才有可言。 3月11日,他将段祺瑞政府1918年9月与日私订密约,致使中国代表在山东主权交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致电国内外交委员汪大燮、林长民等,要求采取补救行动,取消密约,“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º。在梁的授意下,汪、林很快联合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致电巴黎和会和中国代表,强烈要求青岛一切权利须直接交还中国,取消1915年中日条约和1918年关于山东铁道密约。4月5日,国民外交协会又特电梁启超,邀他为本会代表,负责向巴黎和会的请愿活动。梁接到电报后,当仁不让,毅然表示:此次欧洲之旅,虽为私人考察,“然苟可以为国家雪耻复权者,不敢辞匹夫之责。山东问题,国命所关,痛陈疾呼不待言矣。他若南满洲、高徐顺济诸路当如何规复,关税领事裁判权诸大问题当如何贯彻,仆鼓吹舆论,惟力是视。”并指示国内同志除要求政府废除与日密约外,另宜督促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同心协力,交流意见,“对外一意鼓勇进行”。4月24日,在巴黎和会正式决定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权利的前6天,梁又将这一消息报告国内,倡议发起拒签和约运动。他在致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文中写道:“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巴黎和会失败后,梁启超了放弃和会前对美英法等列强所抱的幻想,谴责巴黎和会是一次分赃会议。失望之余,他进一步探讨中国在和会上失败的原因,号召国民从中吸取教训。他认为,补救办法,只有自强自立,决不自甘灭亡,“敌而谋我者,占领可也,以条约承认其权利不可也；我力不敌,宁可听敌人占领我全国,不能以条约承认尺土寸地为其所有权。”º1920年春回到国内后,梁仍十分关心山东问题。针对当时国内流行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说法,他在上海下船后就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决不可与日本直接谈判。 3月22日,梁又致书总统徐世昌,劝其释放仍被关押的青年学生。后来，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称五四运动“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毛泽东主席曾言：自胡适以前的中国文化界，梁启超为“执牛耳者”。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以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
欧洲游历之前，梁启超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与后来者基本是一致的，对于袁世凯的文化复古是极力批判的。指斥复古思潮甚嚣尘上，守旧者：开口孔子，闭口孔教，实则相率而为败坏风气之源泉。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极力推崇。后来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先生等人，没有不受其影响的。
一战以后，欧洲已经遍体鳞伤，令人们对欧洲失去了信心，加剧了理性危机。“那个有秩序的、和平的、理性的世界已经被毁灭”。人类社会发展只依靠科学的发展把人类带入了危机。“民主”与“科学”，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旗子。然而，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先生已经对此开始反思了。后来的人们把这个认为这是梁启超先生思想的开始倒退。我认为，恰恰相反，只有他的这种反思，才是真正的在救中国。当前中国社会，物欲横流。人们普遍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人缺乏信仰。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了又想，归结到症结，就在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理念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除旧布新，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但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其正当的手段。一味地批判，一味地抛弃，一味地西化，把外地借来的东西，强行给中国的国民洗脑，其悲剧就在于旧的去了，新的却没有竖立起来。梁启超先生在当时反思社会现状，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去反思，去寻找社会发展之路。提醒人们不要迷信西方。悲剧的是，却因此被作为其倒退的开始，而没有引起时人的重视，不得不为此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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