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一年前的“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历史意义。
那么，这场伟大运动的组织者是谁呢？
想必很多人答不出来。
毕竟这是一场有多个阶层共同参与、席卷全国的运动，组织者不止一个人。
但是，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匡互生，应该被人们知道。
革命先驱
匡互生，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于湖南宝庆东乡（今属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天台山）。
邵阳民风彪悍尚武，匡互生少时在乡学读书时，也同时练就了一身武术。
1910年，他到长沙，入驻省邵阳中学读书。
次年，“武昌起义”胜利，与湖北相邻的湖南迅速响应。
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火焰熊熊燃烧，20岁的匡互生热血沸腾，毅然跟随革命队伍，参加了攻打巡抚衙门的战斗。
他还加入“学生军”，准备北上灭清，后因“南北议和”而中止。
湖南巡抚汤芗铭镇压革命，大肆杀害无辜。匡互生义愤填膺，写了一篇《时事感言》，猛烈抨击"汤屠"汤芗铭，遭到通缉。
在老师的掩护下，匡互生得以逃脱，潜回老家。但汤芗铭对学校老师痛下杀手，株连滥杀。
此事更激发了匡互生的革命意志。
1915年，有文史基础的匡互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北京师范大学），专攻文学。
当时社会上流行新文化运动，新思潮兴起，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受此熏陶，得风气之先的一些高校的学生则纷纷自发组织团体，通过集会研讨、演讲等形式，探求人生、社会以及救国救民的真理，宣传新思想。
匡互生所在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些学生建立了“同言社”。后来改名为“健社”。
善于接受新思想、社交能力强的匡互生，逐渐成为骨干成员。
不久，“健社”提倡工学合一，改名为“工学会”。匡互生负责起草了章程。
1919年1月，“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
会议竟然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
5月3日晚，北京高校的学生团体代表聚集，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决议第二天举行全体学生示威游行，提出爱国诉求。
匡互生做为主要组织者之一，与傅斯年、段锡朋等策划了天安门大会和会后游行。
5月4日，北京十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代表，打着“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标语口号，并且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其中，匡互生所在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队伍，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
学生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到军警阻挠，就转而前往曹汝霖的府邸赵家楼。
赵家楼已有守候的军警阻挡。
于是，匡互生等率先翻墙，纵身冲进曹宅，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了一顿。
此刻的学生们早已热血沸腾，匡互生等则点燃火苗，将曹宅付之一炬。这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
（剧照）青年演员包贝尔饰演匡互生
这次学生游行活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引爆了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爱国运动。
广大学生、工人、群众、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等形式表达爱国诉求，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这年夏天，带着“学生领袖”光环的匡互生毕业，回到老家湖南，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
第二年，他参加了湖南各界驱逐都督张敬尧的运动。
之后，他应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
他主张民主办校，还破格聘请一师附小教师毛泽东到第一师范任教。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投身教育事业
之后的人生岁月，昔日革命勇士匡互生选择了低调，把主要精力逐渐投入教育事业，提倡教育改革。
他辗转多地，先后到上海中国公学、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
1925年，匡互生与陶载良、丰子恺、朱光潜等人，在上海江湾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立达学园。
他们的办学宗旨是“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相生活，以促进文化，改造社会”。
立达学园旧址
为何取名“学园”而不称“学校”？
匡互生认为：教师是园丁，学生好比幼苗，学园就是他们自由发展，健康成长的园地。
立达学园开创重师尊生新体制：不设校长，不立校规，只以“立己达人”为校训。
学园重视生产劳动教育，开展新农村教育实验，设置农艺科和艺术专修科。
并且开辟了工场庄园，让学生从事养鸡、养蜂和园艺，实行半工半读。这样，贫寒子弟也能就读。
立达学园名声鹊起，一时有“武有黄埔，文有立达”的美誉。
正当立达学园蒸蒸日上之时，不料“淞沪战争”爆发，几处校舍毁于战火。
而匡互生则长期操劳成疾，已身患肠癌。加之未及时医治，于1933年4月在上海病逝。
生平评价
匡互生享年42岁，英年早逝，象一颗匆匆划过夜空的炽热流星。
但是他在赵家楼点燃的那把火，却引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匡互生理想中的“五四运动”，是一个“纯洁之民众运动”。
据史料记载，“五四运动”之后，他曾对同乡乐天宇“谦虚地回答说：
‘何功之有，不过划燃一根取灯儿（即洋火，北京方言）而已”。
事实上，他也并未因为“打进赵家楼第一人”的英雄光环而得到过多少名利，相反后半生波折重重，颠沛流离，历尽艰辛。
在创办立达学园时，他四处苦苦筹款，曾找过总统黎元洪捐款。
黎元洪派副官接待，以计划自办大学为借口，只捐20元。遭受羞辱的匡互生拒不接受，欲拂袖而去，经副官力劝才勉强收下。
他在“五四运动”中的激进表现也曾受到一些争议。
但他在后半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成为一位在文化圈交友甚多、广受尊敬的教育家。
他逝世后，文学家叶圣陶为他撰碑文，书法家启功写碑文。
这个富有才华、会武术、高学历的彪悍热血青年，一生如同烟花，在“五四运动”时冲天璀璨了一瞬间，转而在另一个低调的天地温柔地绽放。
性格决定命运。
无论是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勇猛，还是后来在战乱年代推行教育改革，他都表现出了理想化、激进、硬朗的一面。
他的挚友朱自清在《哀互生》一文中写道：
“互生最叫我们记念的是他做人的态度。他本是一副铜筋铁骨，黑皮肤衬着那一套大布之衣，看去像个乡下人。他心里那一团火，是热，是力，是光。”
好友巴金称匡互生是“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我把他当作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
1945年秋，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会见巴金，期间谈到匡互生时，意味深长地说“他是一个苦行僧”。
也许，这种做人的纯朴、做事的韧劲、“苦行僧”的精神，是那一代人身上的闪光点，也是“五四”精神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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