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無敵小狒狒self
陳寅恪真的被吹捧過火了嗎？
陳寅恪先生的火和陸鍵東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有關，與他所寫王國維碑文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的宣言有關，因為無論在哪個時代，專心學問是每一個讀書人的最高夢想。近代社會的動盪將大多數人裹挾，無法置身事外。而陳寅恪先生無論在哪個時期，始終恪守著自己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方式，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
於他本人來說，誰在臺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他的學問重點在於史學。雖然時局會引導年輕人，但是他堅信文人的純淨可以生存，所以他沒有離開去香港臺灣。即使生存環境極為惡劣，他照樣著書立說，只可惜在六十年代全無理智可言的運動下，隨著保護文人的官員一一倒下，最終這位恪守自己學術立場的老人還是在無人道的批鬥中離世。
和他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妻子唐篔一個多月後隨他而去。
陳寅恪出身很不錯，家族裡有名可循的人很多。祖父陳寶箴，是清代一方大員；父親陳三立，是清代詩人，同光體的代表人物；弟弟陳師曾，是一個藝術家。這麼個出身名門大族的公子哥，從小接受中學和西學教育（陳寶箴作為湖北、湖南巡撫，和陳三立都是政治上的維新派），十二歲就能背誦“十三經”，然後被送去日本，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周遊列國求學之路。
陳寅恪的求學之旅，按照普通人的眼光來看，是失敗的。因為他遊學八年，兩度去日本，兩度去歐洲，去的都是名校，卻沒有帶回來一張文憑。他最高的文憑就是第一次東渡日本回來後在復旦公學拿到了畢業證，而這實際上頂多就是個高中或者中專之類的文憑。
為什麼多年的留學之路，沒有拿到一張博士文憑？方鴻漸還弄個假的回來糊弄父老鄉親呢，陳寅恪一直在花天酒地，虛度時光嗎？
事實正相反。陳寅恪認為，花上兩三年的時間只為一個課題，追求一張文憑就是浪費，就沒有時間去學別的東西了。他的這種態度不僅僅在於對學歷如此，即便是對生活、對愛情也是這樣。在他心中，除了學問，其他的事情都不值一提。所以到了三十八歲上才和唐篔成婚並相伴終生，這和那些民國風流才子完全不同。
因為陳寅恪起點高了，很多事情他根本不在乎。
雖然只有復旦公學的文憑，清華在組建國學研究院的時候，他卻和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並列為四大導師。王國維是“帝師”、梁啟超是戊戌變法的領袖、趙元任是民國最帥的語言學家，這三位都是名動九洲的大家、名家，只有陳寅恪是沒有文憑，當時也沒有著作等身。後來其他三位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了他，名聲、地位日益崇高，學術也更加精進。
後期的陳寅恪是文史哲一把抓，什麼都敢教，什麼都能講。還有所謂的“三不講原則”，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也不講。為什麼能做到這些？除了根基深，求學廣，關鍵是學習能力強，他的思考、見解一直在充實、更新。
在學校期間，他被學生們稱為“太教授”，因為上課的時候不僅僅學生去，很多教授都跑去旁聽。學問之淵博，課堂之精彩，是為一時盛況。
陳寅恪不但是“公子中的公子”、又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你說這樣一位人物，沒有真才實學，當得起民國那麼多才子的交口稱讚？
今人吹捧陳寅恪，大都並不真正瞭解他，只知道他學問大，而且忠於學術，特別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喊出了所有人（不僅僅是文人）心中的想法。為什麼會有人來質疑吹捧過火？可能是某些朋友被宣傳過後，去詳細瞭解他的學術成就，感覺並沒有驚天動地，而且建國後又不認真搞學術，卻寫了一部為歌女立傳的《柳如是別傳》，簡直是有辱斯文，所以這些朋友就覺得上了陸鍵東的當，開始提出質疑。
這是一種正常的反噬。不論吹捧還是質疑，其原因還是對陳寅恪的學問並不真正瞭解。
陳寅恪的學問有多大？
深不可測。
就拿傳統文人視為末技的詩詞來說，陳寅恪可以說是民國最大的詩人，即便放到清朝幾百年，那也是數一數二的。他在清華講課，出考題，從來都是出口成章，精工對聯。比如有次上聯“孫悟空”，大家都知道下聯是“祖沖之”，後來的周祖謨則用“胡適之”來對，博得了陳寅恪的青眼。
又比如他初到清華，就是一聯成名。他送給清華學子一幅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這對聯之工整、寓意之精巧，一下子就讓清華學子們對這位沒有文憑的導師服了氣。
“南海聖人”是康有為，梁啟超是康有為弟子，到這裡來當導師，那麼大家都是康有為的再傳弟子了。而另一位導師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正宗帝師，所以大家都和大清皇帝都是同學。陳寅恪四零年去重慶參加政府的文化會議後寫的一首《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也蠻有意思：
自笑平生畏蜀遊，無端乘興到渝州。
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
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這裡面的“食蛤”，就是吃蛤蜊，是宋代非常流行的一個典故。意思就是隻吃蛤蜊，不問世事，與現在的“吃瓜群眾”含義基本一樣。從這首七律也可以看出陳寅恪這位學術公子對政事的態度。你幹你的事，我吃我的瓜。
他一直就是這個態度，建國後郭沫若代表中央邀請他主持中古歷史研究所，他直接提出要求約法三章，不讓他的任何工作人員學馬列，還要最高領袖毛、劉的書面保證。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最後不了了之。陳寅恪一直寓居南方，當時炙手可熱的康生登門拜訪，他也是閉門不見。可見不僅僅是口裡那麼說，也是那麼做的，這才是當時、如今的壓迫下扭曲的文人敢想而不敢做的行為。
為天下之不敢為，如何吹捧都不為過。
不過詩詞只是陳寅恪的末技，他在學問上的成就最高的是在佛學、歷史、語言學。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範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大家知道他的貢獻主要是來源於他在逃難中所著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是在逃難之中，全然沒有翻閱、查驗前人作品，完全憑藉心中的學問和知識寫成的。光就這一份記憶力，就秒殺了大部分文人。
而實際上陳寅恪對中國歷史的貢獻，最大的是“歷史學”的突破。中國人以前研究歷史，都是《史記》、《漢書》之類的歷史記載、考據核實。而陳寅恪提出了“史識”的概念，“史識”並非歷史觀，而是經過對歷史事件的分析而獲得自己的認識。這種認識，才是研究歷史真正要追求的。
同時陳寅恪對歷史的研究方法，也有重大開拓。是改變了幾千年史學的研究性途徑、新方法。
也就是說，從陳寅恪開始，中國人研究歷史的方法，改變了。
陳寅恪研究歷史，不單純沿著帝王將相、歷史事件的脈絡來研究，而是打散、重組，注重橫向聯繫，以多種學問相互融合為方法，來得出歷史結論。比如說他的重點研究南北朝的歷史，他側重的是門閥集團的分類、流變和相互影響。於唐代歷史的研究，也提出了“隴西集團”的概念來解釋李唐的興起。
這種綜合式的的橫向、多角度研究，不再僅限於帝王記事的研究方法，就是從陳寅恪開始。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是這麼做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有些朋友覺得他的研究也沒什麼新意，那是因為我們一直承襲了他的研究方法。而陳寅恪是在淵博的知識之上，建立了這套研究方法的人。
陳寅恪還是語言文學大家。至於他懂多少國的文字，是不是中間有虛假的吹捧成分，我們不管他，但是他用語言文字的發展來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從文學作品中來驗證歷史。語言文學和歷史互證，也是陳寅恪研究的一大發明。從詩裡面讀出歷史來，就是因循陳公子的套路。
這方面的研究，必須具備語言、文學、歷史三方面的綜合研究能力，對於橫跨清華文史哲三大家的陳寅恪來說，這種研究可以說是必然結果。
陳寅恪掌握梵文和巴利文，最初的佛經就是從梵文翻譯為漢語，或者是從梵文翻譯為巴利文再翻譯為漢語的。這就讓他對佛學研究有了天然的便利條件，在語言方面的造詣，沒有其他人能達到，那麼相對來說對原始佛學的研究，也難有其他人能達到。
他的學生季羨林，同樣得益於梵文和巴利文，主要學術成就就在於佛學和印度文化。
至於為何後來花費十年時間去寫《柳如是別傳》，一直是國學界、文學界的爭論熱點。
其實，治清史一直是陳寅恪的心願，但是由於這關係到他自己家族，他認為他本人並不適合來做這個事情，所以一直沒有動筆。否則的話，也不至於讓我們今天的清史研究陷入一種似是而非的狀態。
但是《柳如是別傳》寫的就是清朝的事情，雖然不是歷史，不過作為“以詩證史”的發明者，陳寅恪面對這個史料稀有的青樓女子，是如何考據的呢？他都是通過柳如是的詩和錢謙益的詩來考證的，正是“以詩證史”，從詩作裡尋找歷史淵源。
毫無疑問，《柳如是別傳》的考證是準確的、精細的，也是全面的。
陳寅恪寫柳如是，其實是借寫柳如是來寫明末清初那一段歷史。
作為一個在歷史、文學、語言學、佛學上具有開創意義的標杆，在為學、治文上寧可貧病，也要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的陳寅恪，和當下的各種國學大師們過過眼，值不值得我們吹捧過火？
梧桐樹邊羽
陳寅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就成了一個文化現象，但要說陳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捧過頭了，這個問題要分成幾個層次來看。
首先，陳寅恪作為歷史學家，貢獻是什麼？
作為歷史學家，陳寅恪的專長在於中古史，也就是魏晉隋唐這段時間的歷史，這是他研究比較用功，而且有所成就的領域。而他的貢獻是什麼，需要和同時代的那些歷史學家相比較，才能看出來。
陳寅恪曾經留學德國，又是世家公子出身，所以他的舊學功底和西學功底都是很好的。但和同時代的歷史學家相比，他既不像顧頡剛、傅斯年那些人那樣過度疑古，也不像錢穆那樣過度的吹捧中國古代，而是能夠用社會科學的方式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
這其中，最為今天的人所熟知的，大概要數“關隴集團”這個相當普及的說法。如果沒有社會科學視野，是很難有這樣的眼界，提煉出這個概念的。這和他生前身後的那些人相比，就要高出一大截了。
從這個角度說，陳寅恪作為歷史學家，最大的貢獻其實就是把社會科學的方法引入了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讓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可以逐步擺脫純粹的政治史、帝王將相史那種敘述套路，而逐步展開政治之外的經濟、社會、制度、文化這些方面。
其次，上世紀九十年代，陳寅恪為什麼會走紅？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非常簡單，就是那本《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這其實是一本非常典型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流行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書，寫得非常文人化，裡面把晚年的陳寅恪描述成了一個精神上始終生活在1949年之前的人。
更進一步的，則是陳寅恪早年為王國維所做的悼詞中所說的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此同時，則是對陳寅恪早年在魏晉隋唐的專業領域的研究棄之不顧，偏偏把陳寅恪晚年的《柳如是別傳》解讀為反映他晚年心境的一本主要著作。
對陳寅恪的這種理解用意當然不言自明。這其實只要看看1990年代學術界大力吹捧的胡適和各種角度全方位無死角的黑的郭沫若，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陳寅恪不過是作為這股潮流中的一顆棋子，被他們挖掘並利用了一下而已。至於陳寅恪在歷史研究領域的貢獻，他們其實多數人並不懂，也不屑於懂。
最後，回到原來的問題，陳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過頭了？
陳寅恪的貢獻和地位，要放在20世紀上半世紀整個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脈絡裡來看，才能有更加清晰的看法和定位。至少可以說，他的貢獻是巨大的，對推動中國歷史研究走出簡單的宮廷鬥爭、帝王將相的狹隘死角來說，是有非常大的貢獻的。
但同時又必須要說，1990年代流行的那種把陳寅恪、胡適吹上神壇，又要把魯迅從神壇上拉下來，還要同時否定郭沫若對現代中國學術的貢獻，這是歷史的倒退，也是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倒退。
總結來說，陳寅恪當然是大師，但他只是他的專業領域的大師，而不是《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裡說的那個意義上的大師，他的文化意義遠遠沒有達到吹捧他的那些人的高度，更加不可能超過魯迅和郭沫若。
蕭武
當代思想家李澤厚說：“ 九十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被抬上天，陳獨秀、胡適、魯迅則“退居二線”。這很有意思，顯現出某種思想史的意義，提示的或是人生價值、學術價值究竟何在及兩者的複雜關係等等問題。”(《走我自己的路》)
“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這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特點，最典型的就是陳寅恪。陸鍵東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引爆市場，風行一時，陳寅恪作為知識分子人格的象徵，成為一個文化符號，一直被知識界與大眾反覆言說，在國學熱傳統文化熱的今天，陳寅恪已經變成了一個文化現象，一個無人可及的神壇。
看看這些對陳寅恪的評價，不得不驚為天人。“空前絕後的國學大師”、“一代宗師”，“清華四大哲人”之一、“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一座豐碑”，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也有稱其為“近三百年來一人”，更有稱頌為“五百年才出一個的”學術領域“大人物”。
近年來，關於陳寅恪的軼聞，從“精通十幾門語言”，到完全胡扯的“能背誦十萬首唐詩”，漸漸已由“傳說”演變為了“神話”，大眾熱捧，戲說大師，塗脂抹粉，胡說八道，無中生有，胡編亂造，硬生生編成了段子和演義。
第一個神話，梁啟超舉薦陳寅恪，“我全部著作，不如他數百字有價值”。
“曹雲祥問：‘他是哪一國博士？’梁啟超答：‘他不是學土，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於是，陳寅恪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
實際情況是吳宓以辭職力爭，才讓清華答應聘請陳寅恪。吳宓在日記中說，“介紹陳來，費盡氣力”。
第二個神話，陳寅恪學過22種語言。
陳氏弟子、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說：“陳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六十四本之多，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類。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鑽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
可是根據中山大學負責教學和人事、科研工作的副校長鬍守為回憶說：他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在陳寅恪“填寫的履歷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只寫著‘德語’二字。”
第三個神話，斯大林曾盛讚陳寅恪的學問，因為他的《中國革命問題》多次引用陳氏的著述。
斯大林於1927年4月21日發表《中國革命問題》，陳寅恪1927年9月才開始發表論文，為《大乘稻芋經隨聽疏跋》和《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斯大林如何引用陳寅恪的論文呢？
陳寅恪一個研究高深學問、最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公眾人物之人，“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學者民間大學媒體都在津津樂道陳寅恪，和娛樂明星一樣萬人矚目，崇拜的五體投地，連網紅學者易中天都要說“勸君莫談陳寅恪”。
陳寅恪是人不是神，在民國的大師中是最博學但不是學術成就最高的。陳寅恪的記憶力驚人，大家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一口準”。胡適說他是“陳寅恪治史，當然是最淵博、最有遠見、最能用材料的人”，吳宓稱其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民國的同仁對陳寅恪可不是現在這麼崇拜，對其也有批評。
胡適在他的日記裡曾經這樣評價說：“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實在寫的不高明。”
錢穆1960年5月21日致時在美國求學的高足余英時的信中對陳寅恪的文章明確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冗沓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
錢鍾書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開的歐洲漢學會上做的題為《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報告中，說過這樣一段話：“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菸？’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現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裡的考據並不減退嚴謹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陳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證文章，繁瑣也就在所難免，錢鍾書的諷刺也不無道理。
作為歷史學家的陳寅恪的的代表作是《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國近代史學家汪榮祖說，陳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諸老的著作，大都是屬於考證、疏證、箋證、考釋之類，而不是有系統的史述。陳寅恪缺乏一部與才華相配的學術鉅著，陳寅恪本來有寫中國通史的抱負，很是被學術界期待，最終卻是寫了本八十萬字的《柳如是別傳》，“著書唯剩頌紅妝”。施蟄存、錢鍾書、顧頡剛諸先生公開表示不理解，錢穆在給學生的私信中，表示極大的失望，以為浪擲才華。
當代學者蕭功秦認為：我覺得現在的知識界把陳寅恪過於神化了，陳先生是學院派，是個博學型的大學者，但他有學術而缺乏思想，只有思想才能具有那種對需要解釋的歷史的統攝力，以及對歷史大勢的洞察力，而博學型的學者，卻無法籍助於思想與理論，把他觀察到的東西予以深化的理解。（《陳寅恪為什麼沒有寫出中國通史》）
陳寅恪為什麼這麼火呢？
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知識分子下海，一切向錢看，墮落的人格使人們急切希望一種需要重新尋找精神座標，陳寅恪的人格魅力征服大眾，知識界將陳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視為一種民國學術的風骨與標杆，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陳寅恪的著作沒有幾個人去看，人們看重的是陳寅恪的“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不經過思想改造，不作‘頌聖’詩，不作白話文，不寫簡體字……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見任何外國客人”。
海外學者余英時說：“九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在大陸學術界越來越受到敬重。其中關鍵並不在他的專門絕學，而主要繫於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句話並不只是說說而已，在最後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實踐的。在整個九十年代，大陸上不少知識人為良知所驅使，不知不覺中對他‘不降志，不辱身’以及‘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的人格表現發生了很深的認同感。我相信這是當時所謂‘陳寅恪熱’興起的文化心理背景。”（《陳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非常道畢延河
陳老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這十字金句，便可奠定其在中國文化史的崇高地位。這是中國眼下最急需的人文精神。。。。
陳老，無愧於大師，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屈從於權奸，堅持自己獨立自由思想與人格。即使沿街乞討亦未放棄自己的一貫堅持與主張。這是何等的高風亮節。他是中華文人的標杆。
看到有些無知又無恥的網友對此等大師進行人格汙辱，深感憤怒。
如果無知矇蔽了有些網友的眼睛，請你趕快醒醒，停止漫罵與汙衊，否則你就是無恥了。
陳寅恪大師是亂世中最有節操的人之一。他是那個亂世中的一抹亮色，他的存在讓我們知道中國文人的氣節尚未喪盡。
陳寅恪，學貫中西，治學嚴謹，操守高潔，晚年寫，柳如是傳，諷喻在亂世中，許多人不如一個婊子，可惜，並未警醒幾個世人。他晚年被趕出家門，沿街乞討，即使凍死餓斃於風雪中亦未向權奸們折腰屈服。何等的氣節，何等的操守，此等人物如果還不能讓我們肅然起敬，你的良知何在？
記住他的金句，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義信齋漢畫像藝術
首先感謝袁隆平，能讓那麼多人吃飽，以至於吃飽了沒事幹天天瞎逼逼。看到牛逼的人就想噴一噴。以門外漢的本事想證明一些人不過如此。
看足球時，有人噴梅西，噴c羅，搞得自己比誰都懂足球，感覺自己比足球名宿更厲害。
什麼袁隆平欺世盜名，孔子是被吹捧的，曾國藩一般般，現在又是陳寅恪是被高估的，求您嘞，在說他被高估了之前，先知道人家是幹嘛的好嗎，陳先生古典文化在同時期是最頂尖幾人，作為歷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和研究方法推動了時代往前。作為文字學家，懂20多種語言，精通8種，其中包括在印度都沒幾個人會的古梵語，更有一些幾近斷絕的文字，我想問問鍵盤俠們，你會幾種，英語過了4級了嗎。繁體字會嗎。
我自己天資愚鈍，未曾入門古典文化，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噴的，比如陳寅恪，王國維，蔡元培。熊十力，魯迅，胡適等等，這些人在亂世之中，傳承了中華文化，保我文明不絕，是為民族的脊樑。須知，人生於世，總要有所敬畏，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水平，評價一個人的時候，先看看自己的水平如何。誠然，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權力，但是，有說話的權力，不代表可以顛倒黑白，混淆視聽。
最後，告誡各位，閒的沒事多用正途賺錢才是正道理。
全日制學歷提升
陳寅恪作為一個高校教師，具備一定的學術水平是正常的。但是，說他是什麼大師，且會很多種語言，吹牛而已！更有甚者，吹噓他有民族氣節，這就是十分明顯的謊言了：在網上還可以查到，陳寅恪在抗日戰爭期間公開鼓吹不抵抗求和，這是喪失民族氣節的無恥行為！陳寅恪的性格古怪，一個高校一般教師而已，把他捧為大師，太不應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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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帶頭作用。
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英雄。彙總在歷史長河中形成後世學習的榜樣。
陳先生出身名門。他只比毛主席大三歲。以主席一生為參照。那個時代內憂外困。是應該坐下來研究什麼權閥群團還是應該面對現實。
描述中說精通多少國家語言，翻譯的著作為零。當時國內急需各種知識。陳公擁有別人沒有的資源，但是付出為零。
晚年寫個妓女。凡寫小說之人無不是展現自己價值觀和人生觀的綜合體現。大師為妓女柳如是立傳。是真笑話。
假如這個被禮貌一直推崇的人活在當下。只會成為笑柄。
推崇之人必要推崇陳的封山之作。雙目失明，雙腿骨折，依然對妓女柳如是，極盡保證美化。這個妓女的姘頭即是錢謙益。漢奸排名雖然靠後，但是在明末清初，時間上是靠前的。
作者出身名門。寫的人出身娼寮。作者一事無成，寫的人卻是巾幗英雄。
陳先生現象當驚醒—————-徒有虛名
陳先生之流也不要虛度光陰，努力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用事實說話，用作品說話，用歷史證明。
2019年的硃紅兵
陳寅恪早期就是一個紈絝，在歐洲晃盪20多年，一無文憑，二無著述（別說他不屑於啊，否則太矛盾），回國之後靠老鄉胡適的推薦進了清華。那個時候大學沒編制，用誰不用誰校長一句話。還好陳寅恪中年以後算是收了心，歷史這個學科有條件的話70歲起步也不算遲，所以寫了一兩本書，也就是現在博士生水平差不多吧。
至於是不是吹捧過頭，這種問題根本不必要回答。為什麼“國學”基本上被江南人（傳統的江南，即蘇浙皖和今江西一部）把持？因為他們結成了門閥，壟斷了所謂善本，旁人不得入內。比如張森楷是近代唯一通校《二十四史》的四川史學家，就因為出身草根，被人譏諷為連宋本書都沒見過幾本，還侈言校勘。算一個唐貞觀五年的朔望，要以宋本為依據嗎？而張元濟把祖傳的版本通過商務印書館翻印一下，馬上就成了宗師，你跟誰說理去？就是不準外人入內罷了。
說實話陳寅恪那點成果，真的不足掛齒。之所以近二十年被人吹捧，無非就是借題發揮。不僅陳寅恪，錢鍾書、沈從文一幫廢人忽然走紅，都是一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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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者和文人，陳寅恪先生不但沒有被吹捧過火，相反，就他對歷史和人文所作的貢獻，就他高貴的精神品質來說，對他的宣傳似乎還遠遠不夠。
陳寅恪有多傳奇？就出身來講，他的祖父陳寶箴，曾出任湖南巡撫，他的父親陳三立，是著名的詩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學問來講，他是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詩人，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並稱為“清華四大國學大師”。就經歷來講，他先後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一流學府任教，人稱“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就異秉來講，他的侄子陳封雄說：“他（陳寅恪）通曉十四五種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臘、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還懂梵、巴利、蒙、藏、滿、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許多中亞細亞已經死亡的文字”。還有件事，抗戰爆發，陳寅恪的參考書全部焚燬於戰火，幾乎在沒有任何參考書籍的情況下，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引用的典籍就達上千種。陳寅恪還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憑記憶創作了《柳如是別傳》和《元白詩稿證箋》等著作。所以，鄭天挺稱讚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均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五六十年代流傳過一句話：“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臺灣，陳寅恪堅決不去！”這句話並非空穴來風。1949年，國民黨節節敗退，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時內閣”，作為教育部長的杭立武，在這樹倒猢猻散的時刻，並未忘記那些專家學者，提出了“搶救學人計劃”，他懂陳寅恪的價值，多次派人向陳寅恪說請他去臺灣，均被陳拒絕。後又勸陳到香港，也被拒絕。
杭立武又拉著財政部長親自上門勸說，說只要陳寅恪去香港，馬上送陳一套洋房和10萬港幣，陳寅恪依然不為所動。他又請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電陳寅恪，請他去臺灣，只要答應去，馬上派飛機來接，故有“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臺灣，陳寅恪堅決不去”一說，後來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也在有關會議上證明過此說。但是，陳寅恪自始至終堅持不出國、不去臺灣。
陳寅恪先生的為人，全見於他所寫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文中說：“（王國維）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帝國的臉譜
首先要明白陳寅恪先生是大師級文人，單從文人的地位來說，是在民國時期獨領風騷的人物之一。
來自同行的評價
陳寅恪35歲時因為才學顯名被被清華大學聘任，還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四大導師。王國維是提出人生三境界的國學大師，梁啟超參加過“戊戌變法”的名人，趙元任是著名的現代語言學大師，梁啟超曾經對當時清華校長極力推薦陳寅恪並說我的學問不如他。他在清華任教的第二年，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為“清華三巨頭”。
（圖片說明：左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學問成就
陳寅恪學貫東西，當他把東西方對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加以糅合，既重視東方史學中證據、事實的依據，又積極學習西方史學的“歷史演進法”，為處於萌芽中民國時期歷史考據學邁出了一大步。
原先只是小眾學術的敦煌學，經過陳寅恪的推廣成為21世紀大熱的學術。陳寅恪通過發表4篇論文， 以一人之力讓蒙古史的研究從此邁入新的發展階段。通曉20國語言，大師的成就實在太多，這裡就不展開敘述。
（圖片說明：陳寅恪、夫人唐篔及三位千金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
民族氣節
抗日戰爭爆發，北京淪陷陳寅恪跟著西南聯大遷至昆明，忽然接到英國牛津大學的聘書，借道香港時正好碰上日方軍攻佔香港，日方想拉攏陳寅恪為其所用，但被陳寅恪多次拒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