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史學家陳寅恪和郭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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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歷史環境，造就不同的人文生態；不同的人文生態，結痂出不同的政治環境；不同的政治環境，呈現出不同的生命境界。

在中國近代史上，比郭沫若大兩歲的陳寅恪，晚年的境遇非常悲慘。雖然他出生名門世家，但在49之時，幻想新政會為自己帶來更大的學術自由，為此沒有踏上老蔣的專機，以至wg之時，遭到殘酷迫害。而後被人淡忘，但在淡忘之中，在“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wg開始之後，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離開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篔辭世（以上自百度）”

而郭沫若的激情，在《女神》迸發之後，卻在蔣介石撤離大陸之後，審時度勢，屈膝諂媚，以拍馬溜鬚所謂之詩歌，看似表面風光，卻內心悽苦的度過自己人格盡失的餘生。他們都是清末生人，經歷過民國時代中國的淪陷，在艱苦卓絕的苦難中，矢志不改，一心學問，且還在閒暇時，以文化人的憂憤，表達自己的人生觀及世界觀，並在此中，尋找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沒想到晚年，郭氏卻一再淪陷，讓自己的聲譽陷入萬劫不復之地。雖然他的肉體與慾望得到了滿足，但靈魂卻萬劫不復。而陳寅恪，雖然肉體遭受磨難，但靈魂卻真正涅槃。這就是他們兩人的巨大區別，雖然在49之前，他們的生命，還是那樣的輝煌，但在mw入主之後，卻真正的使自己靈魂淪陷。

其實，真正的學術，是一種風骨的體現，是對真相完整的認知而產生的生命認同，並從中發軔出自我靈魂的堅守，從而在不予苟同中，以自己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來關照人類生命進程中，善惡的分別，從而譜寫出一曲曲靈魂的讚歌。

雖然在不同的政體中，他們都被稱為大師，但大師的風骨，卻是需要時間的過濾，才能真正的進行辨別的。

昊愚堂夜畫

陳寅恪對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貢獻巨大，倡導“以詩證史、以史解詩“。但也有不少學者對其有負面評價，如錢鍾書批評他所考證之事太過細枝末節，如楊貴妃進宮時是否是處子之身，錢鍾書認為這是比”普希金是否抽菸”更無謂更無聊的問題.

郭沫若常被人詬病甚至批判主要因為其風流情史及所謂的軟骨行徑，但不應質疑的，是他在歷史研究及文學方面的貢獻與才情。

（郭沫若）

個人覺得，品性、個人作風固然很重要，但應該就事論事，就成就論成就，先說說陳先生。

（陳先生與家人）

陳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我也略讀一二，感到陳先生對於唐代的政治和制度確實有很多獨特的想法，並且確實都通過嚴謹而紮實的考證一一論證。嚴耕望認為他與錢穆、陳垣、呂思勉可稱為“現代四大史學家”。

他著名的“以詩證史“的學術方法到底是什麼樣的？為了給頭條的讀者較為直觀的感受，我找來陳先生著作，舉一兩例，管中窺豹。

（年輕時的陳先生）

白居易的七律詩：

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豈止形骸同土木，兼將壽天任乾坤。胸中壯氣猶須遣,身外浮榮何足論。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

陳先生如此解讀：

我用白話簡單翻譯一下：白居易已將生死淡然，仍念念不忘座主高郢的厚恩沒有機會報答，而這並非只白居易一人不忘初心，在當時，只要不是薄情寡義之人都有類似的報恩情節。這便是唐代門生與座主關係密切的證據之一。補充下，座主即是當時的科舉主考官，被錄取的考生會去拜見主考官，尊其為座主，自稱“門生”。在唐代，若要科舉考中，需要有當權官僚向主考官推薦，才有及第的希望。

陳先生通過不少唐詩來解釋和考證當時的科舉制度及因此形成的門黨之爭。

我對於此點是相當贊同，並以此來要求自己。對於史官和學者的看法，不迷信不盲目。縱使只是回答問題，也需要嚴謹的考證，以得到相對真實的自己的見解，而不只是抄襲某些學者的研究或者谷歌某詞條得到的結果。

再說郭沫若，與陳先生專注於史學不同，郭老算是跨界奇才，被譽為文學家、劇作家、詩人、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

（郭老與家人）

在歷史方面，郭沫若被稱為甲骨文和金文最重要的專家之一，他出版了《卜辭通纂》、《兩週金文辭大系》、《甲骨文字研究》、《青銅器研究要篆》等著作。

而郭沫若對中國早期社會的觀點，可以說主導了中國的史學，主導了我們的教科書。比如我們從小學習以至於現在大家依然根深蒂固的——中國社會發展，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便是郭沫若對古代史分期的觀點。甚至“封建”一詞也在那之後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儘管對此我並不贊同，但我尊重在當時特定歷史時期和政治背景下郭老的選擇。

（毛主席與郭老）

回顧問題本身，並不需要答者將二人比較，實際上，我認為無法比較，也無需比較。可以肯定的是，二人都對中國史學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經史通義

陳寅恪是大家，公認的民國大師，郭沫若是我最看不起的文人之一，他用行動證明了才華和人品有時候沒有任何關係！

1982年僑居美國的宋美齡女士在給廖承志的公開信中指責郭沫若宣稱“斯大林是我爸爸”為“無恥”。雖然晚年的宋美齡女士對很多人都做了批評，但是能被她稱為“無恥”的真不多見，那麼著名的“斯大林是我爸爸”出自哪兒呢？

郭沫若在一次需要表達忠心的場合下，一時激情迸發，脫口宣佈：“斯大林是我爹，我奶奶江青說，毛主席比我爹還厲害”

不僅如此，他在另一首“詩”裡，又認了一個親戚:《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

天安門上紅旗揚，

毛主席畫像掛牆上，

億萬人民齊聲唱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萬歲萬歲壽無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真賽過我親爺爺!

(郭沫若的《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

郭沫若既然認了“爺爺”，對“奶奶”自然也有所表示——“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郭沫若的《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不過，這“孫子”真不地道，他“奶奶”前腳進了班房兒，他立即就開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郭沫若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郭沫若被奉為大文豪，甚至有“魯郭茅巴老曹”之稱，並列與魯迅，茅盾等之列，其人品低劣，見風使舵，風流成性也一直被人詬病。

豫見五羊

這兩位歷史學家，有段時間處於競爭狀態之中。

陳寅恪先生被學術界公認為“三百年來僅此一人”、“教授中的教授”。這沒有問題。不過坊間流傳的是陳先生外語如何好，這就有點不嚴肅了。歷史學家厲害就厲害在他的創見與理論是否還能引起今天學者的重視。

普通人可購買一本名叫《劍橋中國隋唐史》的書，在這部全球隋唐史頂尖專家撰寫的書裡，只要出現“陳寅恪”三個字，通常會被尊稱為“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他的名字被引用多達十多處，要麼被讚揚，要麼被反駁，要麼被引用，總之不可能被忽略。他的思想、觀念、治學方法今天仍然被全球史學家權衡、吸收，成為人類精神財富的一部分。

郭沫若，撇開他身上文學家的身份與文革中的不佳傳聞。也可以稱得上是歷史學家。尤其是甲骨文與歷史專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

尤其有意思的是，1949年後，陳寅恪被稱為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郭沫若這個無產階級歷史學家當然要超越他了。

1953年郭沫若邀他進京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被拒絕。

1958年，郭沫若發表了《關於厚今薄古問題》等文章。郭沫若在自己的文章中說：“資產階級的史學家只偏重史料，我們對這樣的人不求全責備，只要他有一技之長，我們可以採用他的長處，但希望他不自滿，更不能把他作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實際上我們需要超過他。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等方面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這話我就是當對陳寅恪的面也可以說。陳寅恪辦得到的，我們掌握馬列主義的人為什麼還辦不到呢？我才不信。一切權威，我們都必須超過他。”

在《再生緣》研究的成果發表上，郭沫若領先了陳寅恪。陳寅恪從1953年就開始研究《再生緣》，次年便完成著作《論再生緣》，但未能公開發表。據說康生想見陳寅恪，被拒絕。懷恨在心。康生見過《論再生緣》稿本後，說：“那個‘孟麗君’（《再生緣》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傳了，那裡面講打高麗，朝鮮方面有意見。”

郭沫若在1961年見過陳寅恪的稿本，也開始研究工作，不久便取得了新的成果，而且在學術成果的公開出版發行上創造一個紀錄。從4月在《光明日報》發表《〈再生緣〉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陳端生》開始，一年下來，他先後公開發表論文7篇。1962年初，周恩來總理曾經打招呼，不要再在報紙上討論《再生緣》，以免由此傷害中朝友誼，在國際上造成不良影響。

競爭歸競爭，陳寅恪並不以為意。郭沫若南下廣州，與陳寅恪有過愉快交流。

神州袖手人

今天的風氣是捧陳批郭，我覺得批駁沒問題，問題是批駁的立足點是人品、道德，而非學術。這就很沒意思。按說，特定歷史時期，跟郭沫若一樣的文人不止他一個，哲學家馮友蘭也是，怎麼沒看見有人批駁他。

很多人頂禮膜拜陳寅恪，卻只知道“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段話。而你問問他們看過幾本陳寅恪的書，瞭解他的史學觀念與否，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著名史學家嚴耕望把陳寅恪、錢穆、呂思勉、陳垣四個學者並稱，可見四人的水平很高。但，陳寅恪的研究不等於真理。學者研究之前都有一個預設，陳寅恪的預設是中國優秀的東西很多都是外國傳入的。在這個預設下，他做了很多推測與考據。比如竹林七賢有可能本身跟竹林無關，而是佛教傳入，比附佛教裡“竹林精舍”，再比如崔鶯鶯是胡人歌女等等。這種預設跟陳寅恪自己的經歷有關，他漂泊西方諸國，就是為了學習西方的史學理論與方法，希望把有用的東西引入國內，所以，他研究裡有這種預設很正常。不能說他的結論就是錯的，但盲目的奉為經典肯定是有問題的。

郭沫若在學術上並非沒有可圈可點的地方，郭沫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研究甲骨文是為了檢驗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念在上古歷史是否適用。今天對於郭沫若的質疑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他在學術上貢獻不應該一味的抹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考古工作，古籍整理、先秦思想研究等等都是有功勞的。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了，希望對問題有幫助。

半卷

還是郭沫若厲害。當年郭是中科院院長（那時社科院還沒有同中科院分家），陳寅恪是中山大學一級教授。郭奉命邀請陳北上擔任中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陳答覆：自己畏寒畏人，不去就任。其中畏人中的人，就特指郭沫若。他自己都說怕郭沫若，大家還爭論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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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都是大才子。但貢獻卻有差距，但最大的差距或謂之不同點乃在人格上。郭最為人所詬病的乃在於奴性十足，失去知識分子所應有的獨立人格。也正因此，郭以後的文章除了馬屁文外幾乎一錢不值。這實在是巨大的浪費。而陳因為朝代頁迭以至後期的產出不高，令人唏噓！

老王賣誇

題主設了陷阱，很多回答都是捧陳貶郭。但我認為要客觀看問題，兩位都是20世界中國的頂級大學者，各有千秋。從人格上說，郭沫若勝陳寅恪一籌。

陳寅恪和郭沫若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不僅熟知傳世文獻與典章制度，而且都懂得很多語言，站在世界漢學前沿。陳寅恪長期在歐洲留學，據說懂20多種語言。郭沫若長期在日本留學，精通德英日三種語言。此外，郭沫若精通甲骨文金文，精通音韻訓詁，考據功夫紮實。因為有了這些長期積累和過人天賦，他們都能在歷史學研究上取得成就。

陳寅恪研究隋唐制度，提出關隴集團的概念，晚年研究柳如是，詩史互證，在方法上多有啟示。郭沫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提出歷史分期，晚年致力翻案文章，影響一代學人。他們的研究都推動了史學研究的進展。相對來說，陳寅恪更精細綿密，郭沫若更氣勢磅礴。

陳郭有兩次學術交集，郭沫若都後來居上。陳寅恪認為李白為胡人，郭沫若通過考證，確認李白為漢人。陳寅恪研究《再生緣》，用力頗深，考證出作者陳端生生平。郭沫若也研究《再生緣》，在資料佔有上超過陳寅恪，更正了陳說很多錯訛。

陳寅恪有濃厚的貴族精神，為自己家族興亡哀嘆感慨，晚年更以史學研究寫興亡之感。郭沫若更多平民精神，從來不計個人得失，將一己生命安放於國家人民的命運沉浮之中。個人主義的陳寅恪，比之集體主義的郭沫若，當然在氣局上略顯不足。

王可期如是說，不服來辨！

王可期

曉木剛剛學習魏晉南北朝史，就自己的這幾年的學習經驗，談一點看法。學界對陳寅恪先生的學說，祖述者有之，學習者有之，商榷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但是，懷疑其史學成就者則寥寥無幾。“先生治學之廣是非常驚人的”（季羨林語），我所見者僅陳先生學問之一隅，僅就中古史領域，談一談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

陳先生在中古史領域的成就主要體現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續編》、《寒柳堂集》。前三種為成體系的著作、後三種為論文集。陳先生論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體大思精，極為精彩，視野之開闊、結論之精妙，令人不禁為之擊節，但是限於問題，無法展開。在此僅舉出陳先生的三大貢獻，分別為隋唐制度三源說、政治集團說、詩史互證法。

第一、隋唐制度三源說

陳先生通過對隋唐時期禮制、職官、兵制、刑律、財政的考察，認為隋唐制度共有三個源頭，分別為北魏北齊、南朝梁陳、西魏北周。其中北魏北齊一源的內容為漢魏舊制、兩晉及南朝前期制度的集合，為孝文帝子孫所承用者。南朝梁陳一源的內容為漢魏、兩晉、南朝前期制度在梁陳之新發展，即南朝後期制度的新發展，即舊史所稱之“梁制”。西魏北周一源的內容為漢魏舊制與鮮卑野俗的混合體。

陳先生不僅指出隋唐制度的淵源，而且對這些制度的來源、產生原因、對隋唐制度的重要性，都進行了研究。這一理論為中古史研究搭建了一個極大的框架，後代史家多是在陳先生所搭建的框架中，展開其進行工作的。並且，陳先生還指出了“南朝化”傾向的問題，這一問題為唐長孺先生所發展、完善，形成了南朝化理論，併為唐門所祖述，在現代史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南朝化又催化了北朝主流說的形成，此說為田餘慶先生提出，閻步克等先生所承襲，閻先生提出的“北朝是魏晉南北朝出口”的說法，即由此而來。

這一理論的意義還不止於此，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打亂了中國文化原有的演進軌道。由此產生出兩大問題：秦漢文化與隋唐文化關係、銜接問題、漢族與少數民族問題。陳先生秉承文化史觀，其認為民族的區分以文化而不以血緣，五胡亂華不僅未能中斷中國文化的演進，反而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即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並且指出隋唐文華承襲自秦漢、魏晉，其中並未中斷。

二、政治集團說

隴集團說僅為政治集團說之一隅。政治集團說為一種史學研究方法、一種分析工具，在陳先生運用後為後代史家所承用，影響中古史研究數十年。

這一理論的要點在於：通過區分政治群體不同的出身、地域、血緣關係以及利益結合程度，勾勒出互相對立的政治集團輪廓，藉此從紛繁複雜的歷史記載中整理出清晰的線索（仇鹿鳴語）。

陳先生用這一理論構建出了關隴集團，並以此解釋唐代中前期歷史，形成的專著即《唐政治史述論稿》。其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一文中，勾勒了東漢末年以至西晉的歷史演進，其所用的方法即為政治集團說。由此，又開創了以門閥士族興衰為背景，來認識魏晉南北朝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框架。

其後這一方法為後代學者所承用、並被不斷完善，用以解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政治史。並使士族研究成為中古史研究的重點。以我之管見，似乎田餘慶先生又用這一理論解釋了漢武帝后期的政治走向，即《論輪臺詔》。

這一理論的確有其不足之處，即政治集團掩蓋了紛繁複雜的歷史情況，這也是黃永年等諸位先生反對陳先生具體研究的原因。但是，應該看到，在數十年前，這一學說是非常必要的。當時學習中古政治史依靠的還是《資治通鑑》及正史，線索複雜、頭緒紛繁，令人無所適從。正是這一富有張力的學說，理清了魏晉南北朝隋唐七百年間的政治走向，為以後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礎。這也是今天中古史研究蓬勃發展的前提。

三、詩史互證

這一學說主要的貢獻在於擴大了史料的範圍，將原來研究歷史是很少利用的詩文集納入了史學研究的範圍，並通過自己的研究證明了這一方法的可行性。因為唐代史不是我的主攻方向，《元白詩箋證稿》也僅讀過一遍，所以在此不再多談。

在《劍橋中國隋唐史》一書的前言中，提到了兩位史學豐碑，一位是開創了日本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另一位就是陳寅恪先生。這兩位傑出學者的研究，對現代史學研究有極為突出的貢獻。現代中古史研究所使用的許多方法、探討的許多命題，都是從這兩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所生髮出來的。其在史學界的地位，是受到國內外學界認可，並無虛假。我認為評價一位學者的成就，要將其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放在特定的學術史位置上，看他提出了什麼問題，解決了什麼問題、留下了什麼遺產。或許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失誤之處，這一點不須諱言。但是，正如陳先生在王國維紀念碑銘中所寫的那樣：“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56-80）。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80-）。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某些具體錯誤並不能掩蓋陳先生在史學研究上的地位。

曉木曰兮歷史系

兩個人都是中國近代偉大的史學家，評論是絕對不敢的，只能說說自己的一些淺薄的看法。

先說陳寅恪。

陳先生的名字如雷貫耳，他的名字就是一種信仰，就是一種精神。先生治學嚴謹，而且品格高尚。他被稱為“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他的家學淵源頗深，而且他的家族就像是半部近代史。他的祖父陳寶箴作為湖南巡撫，但是卻思想先進，支持戊戌變法，譚嗣同死後的屍體就是他的祖父來收斂的，他的父親陳三立痛恨日寇，最後絕食而亡。陳先生一生揹負著這麼大的光環，能夠走出光環，說明他的學識確實是頂級的。他的鴻篇鉅著柳如是別傳，很多人只聞其名，看完的人非常的少。

陳先生學貫中西，講課旁徵博引，自然會引來其他人的旁聽。但是因為他學識淵博，講的太深入，導致有的學生太苦惱。

陳先生最著名的一句詩就是“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當時他眼睛患了疾病，困在成都，因為沒能得到好的治療，所以後來失明。這句詩也是他當時的寫照。

他為後人留下的最寶貴遺產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

郭沫若，近代重要的人物。

雖然他是文學家，但是在文學上的他的建樹遠遠不及和他齊名的那幾個人，也就是魯郭茅巴老曹其他的五位。

但是史學上，他的貢獻和學識無論如何都是否定不了的。

但是為人詬病的人就是他的私生活。

本來嘛，私生活是個人的事情，但是老郭在這方面做的確實有些過了。

一聲不響的離開日本妻子，然後和別的女人結婚，我雖然反對道德批判，但是郭這種不服責任的做法讓人大跌眼鏡。

關鍵字: 文化 人文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