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無敵小狒狒self
作為學者和文人，陳寅恪先生不但沒有被吹捧過火，相反，就他對歷史和人文所作的貢獻，就他高貴的精神品質來說，對他的宣傳似乎還遠遠不夠。
陳寅恪有多傳奇？就出身來講，他的祖父陳寶箴，曾出任湖南巡撫，他的父親陳三立，是著名的詩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學問來講，他是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詩人，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並稱為“清華四大國學大師”。就經歷來講，他先後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一流學府任教，人稱“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就異秉來講，他的侄子陳封雄說：“他（陳寅恪）通曉十四五種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臘、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還懂梵、巴利、蒙、藏、滿、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許多中亞細亞已經死亡的文字”。還有件事，抗戰爆發，陳寅恪的參考書全部焚燬於戰火，幾乎在沒有任何參考書籍的情況下，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引用的典籍就達上千種。陳寅恪還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憑記憶創作了《柳如是別傳》和《元白詩稿證箋》等著作。所以，鄭天挺稱讚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均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五六十年代流傳過一句話：“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臺灣，陳寅恪堅決不去！”這句話並非空穴來風。1949年，國民黨節節敗退，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時內閣”，作為教育部長的杭立武，在這樹倒猢猻散的時刻，並未忘記那些專家學者，提出了“搶救學人計劃”，他懂陳寅恪的價值，多次派人向陳寅恪說請他去臺灣，均被陳拒絕。後又勸陳到香港，也被拒絕。
杭立武又拉著財政部長親自上門勸說，說只要陳寅恪去香港，馬上送陳一套洋房和10萬港幣，陳寅恪依然不為所動。他又請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電陳寅恪，請他去臺灣，只要答應去，馬上派飛機來接，故有“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臺灣，陳寅恪堅決不去”一說，後來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也在有關會議上證明過此說。但是，陳寅恪自始至終堅持不出國、不去臺灣。
陳寅恪先生的為人，全見於他所寫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文中說：“（王國維）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帝國的臉譜
陳寅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就成了一個文化現象，但要說陳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捧過頭了，這個問題要分成幾個層次來看。
首先，陳寅恪作為歷史學家，貢獻是什麼？
作為歷史學家，陳寅恪的專長在於中古史，也就是魏晉隋唐這段時間的歷史，這是他研究比較用功，而且有所成就的領域。而他的貢獻是什麼，需要和同時代的那些歷史學家相比較，才能看出來。
陳寅恪曾經留學德國，又是世家公子出身，所以他的舊學功底和西學功底都是很好的。但和同時代的歷史學家相比，他既不像顧頡剛、傅斯年那些人那樣過度疑古，也不像錢穆那樣過度的吹捧中國古代，而是能夠用社會科學的方式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
這其中，最為今天的人所熟知的，大概要數“關隴集團”這個相當普及的說法。如果沒有社會科學視野，是很難有這樣的眼界，提煉出這個概念的。這和他生前身後的那些人相比，就要高出一大截了。
從這個角度說，陳寅恪作為歷史學家，最大的貢獻其實就是把社會科學的方法引入了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讓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可以逐步擺脫純粹的政治史、帝王將相史那種敘述套路，而逐步展開政治之外的經濟、社會、制度、文化這些方面。
其次，上世紀九十年代，陳寅恪為什麼會走紅？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非常簡單，就是那本《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這其實是一本非常典型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流行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書，寫得非常文人化，裡面把晚年的陳寅恪描述成了一個精神上始終生活在1949年之前的人。
更進一步的，則是陳寅恪早年為王國維所做的悼詞中所說的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此同時，則是對陳寅恪早年在魏晉隋唐的專業領域的研究棄之不顧，偏偏把陳寅恪晚年的《柳如是別傳》解讀為反映他晚年心境的一本主要著作。
對陳寅恪的這種理解用意當然不言自明。這其實只要看看1990年代學術界大力吹捧的胡適和各種角度全方位無死角的黑的郭沫若，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陳寅恪不過是作為這股潮流中的一顆棋子，被他們挖掘並利用了一下而已。至於陳寅恪在歷史研究領域的貢獻，他們其實多數人並不懂，也不屑於懂。
最後，回到原來的問題，陳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過頭了？
陳寅恪的貢獻和地位，要放在20世紀上半世紀整個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脈絡裡來看，才能有更加清晰的看法和定位。至少可以說，他的貢獻是巨大的，對推動中國歷史研究走出簡單的宮廷鬥爭、帝王將相的狹隘死角來說，是有非常大的貢獻的。
但同時又必須要說，1990年代流行的那種把陳寅恪、胡適吹上神壇，又要把魯迅從神壇上拉下來，還要同時否定郭沫若對現代中國學術的貢獻，這是歷史的倒退，也是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倒退。
總結來說，陳寅恪當然是大師，但他只是他的專業領域的大師，而不是《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裡說的那個意義上的大師，他的文化意義遠遠沒有達到吹捧他的那些人的高度，更加不可能超過魯迅和郭沫若。
蕭武
當代思想家李澤厚說：“ 九十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被抬上天，陳獨秀、胡適、魯迅則“退居二線”。這很有意思，顯現出某種思想史的意義，提示的或是人生價值、學術價值究竟何在及兩者的複雜關係等等問題。”(《走我自己的路》)
“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這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特點，最典型的就是陳寅恪。陸鍵東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引爆市場，風行一時，陳寅恪作為知識分子人格的象徵，成為一個文化符號，一直被知識界與大眾反覆言說，在國學熱傳統文化熱的今天，陳寅恪已經變成了一個文化現象，一個無人可及的神壇。
看看這些對陳寅恪的評價，不得不驚為天人。“空前絕後的國學大師”、“一代宗師”，“清華四大哲人”之一、“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一座豐碑”，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也有稱其為“近三百年來一人”，更有稱頌為“五百年才出一個的”學術領域“大人物”。
近年來，關於陳寅恪的軼聞，從“精通十幾門語言”，到完全胡扯的“能背誦十萬首唐詩”，漸漸已由“傳說”演變為了“神話”，大眾熱捧，戲說大師，塗脂抹粉，胡說八道，無中生有，胡編亂造，硬生生編成了段子和演義。
第一個神話，梁啟超舉薦陳寅恪，“我全部著作，不如他數百字有價值”。
“曹雲祥問：‘他是哪一國博士？’梁啟超答：‘他不是學土，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於是，陳寅恪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
實際情況是吳宓以辭職力爭，才讓清華答應聘請陳寅恪。吳宓在日記中說，“介紹陳來，費盡氣力”。
第二個神話，陳寅恪學過22種語言。
陳氏弟子、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說：“陳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六十四本之多，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類。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鑽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
可是根據中山大學負責教學和人事、科研工作的副校長鬍守為回憶說：他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在陳寅恪“填寫的履歷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只寫著‘德語’二字。”
第三個神話，斯大林曾盛讚陳寅恪的學問，因為他的《中國革命問題》多次引用陳氏的著述。
斯大林於1927年4月21日發表《中國革命問題》，陳寅恪1927年9月才開始發表論文，為《大乘稻芋經隨聽疏跋》和《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斯大林如何引用陳寅恪的論文呢？
陳寅恪一個研究高深學問、最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公眾人物之人，“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學者民間大學媒體都在津津樂道陳寅恪，和娛樂明星一樣萬人矚目，崇拜的五體投地，連網紅學者易中天都要說“勸君莫談陳寅恪”。
陳寅恪是人不是神，在民國的大師中是最博學但不是學術成就最高的。陳寅恪的記憶力驚人，大家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一口準”。胡適說他是“陳寅恪治史，當然是最淵博、最有遠見、最能用材料的人”，吳宓稱其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民國的同仁對陳寅恪可不是現在這麼崇拜，對其也有批評。
胡適在他的日記裡曾經這樣評價說：“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實在寫的不高明。”
錢穆1960年5月21日致時在美國求學的高足余英時的信中對陳寅恪的文章明確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冗沓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
錢鍾書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開的歐洲漢學會上做的題為《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報告中，說過這樣一段話：“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菸？’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現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裡的考據並不減退嚴謹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陳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證文章，繁瑣也就在所難免，錢鍾書的諷刺也不無道理。
作為歷史學家的陳寅恪的的代表作是《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國近代史學家汪榮祖說，陳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諸老的著作，大都是屬於考證、疏證、箋證、考釋之類，而不是有系統的史述。陳寅恪缺乏一部與才華相配的學術鉅著，陳寅恪本來有寫中國通史的抱負，很是被學術界期待，最終卻是寫了本八十萬字的《柳如是別傳》，“著書唯剩頌紅妝”。施蟄存、錢鍾書、顧頡剛諸先生公開表示不理解，錢穆在給學生的私信中，表示極大的失望，以為浪擲才華。
當代學者蕭功秦認為：我覺得現在的知識界把陳寅恪過於神化了，陳先生是學院派，是個博學型的大學者，但他有學術而缺乏思想，只有思想才能具有那種對需要解釋的歷史的統攝力，以及對歷史大勢的洞察力，而博學型的學者，卻無法籍助於思想與理論，把他觀察到的東西予以深化的理解。（《陳寅恪為什麼沒有寫出中國通史》）
陳寅恪為什麼這麼火呢？
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知識分子下海，一切向錢看，墮落的人格使人們急切希望一種需要重新尋找精神座標，陳寅恪的人格魅力征服大眾，知識界將陳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視為一種民國學術的風骨與標杆，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陳寅恪的著作沒有幾個人去看，人們看重的是陳寅恪的“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不經過思想改造，不作‘頌聖’詩，不作白話文，不寫簡體字……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見任何外國客人”。
海外學者余英時說：“九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在大陸學術界越來越受到敬重。其中關鍵並不在他的專門絕學，而主要繫於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句話並不只是說說而已，在最後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實踐的。在整個九十年代，大陸上不少知識人為良知所驅使，不知不覺中對他‘不降志，不辱身’以及‘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的人格表現發生了很深的認同感。我相信這是當時所謂‘陳寅恪熱’興起的文化心理背景。”（《陳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非常道畢延河
陳寅恪早期就是一個紈絝，在歐洲晃盪20多年，一無文憑，二無著述（別說他不屑於啊，否則太矛盾），回國之後靠老鄉胡適的推薦進了清華。那個時候大學沒編制，用誰不用誰校長一句話。還好陳寅恪中年以後算是收了心，歷史這個學科有條件的話70歲起步也不算遲，所以寫了一兩本書，也就是現在博士生水平差不多吧。
至於是不是吹捧過頭，這種問題根本不必要回答。為什麼“國學”基本上被江南人（傳統的江南，即蘇浙皖和今江西一部）把持？因為他們結成了門閥，壟斷了所謂善本，旁人不得入內。比如張森楷是近代唯一通校《二十四史》的四川史學家，就因為出身草根，被人譏諷為連宋本書都沒見過幾本，還侈言校勘。算一個唐貞觀五年的朔望，要以宋本為依據嗎？而張元濟把祖傳的版本通過商務印書館翻印一下，馬上就成了宗師，你跟誰說理去？就是不準外人入內罷了。
說實話陳寅恪那點成果，真的不足掛齒。之所以近二十年被人吹捧，無非就是借題發揮。不僅陳寅恪，錢鍾書、沈從文一幫廢人忽然走紅，都是一樣的原因。
GY1958
首先感謝袁隆平，能讓那麼多人吃飽，以至於吃飽了沒事幹天天瞎逼逼。看到牛逼的人就想噴一噴。以門外漢的本事想證明一些人不過如此。
看足球時，有人噴梅西，噴c羅，搞得自己比誰都懂足球，感覺自己比足球名宿更厲害。
什麼袁隆平欺世盜名，孔子是被吹捧的，曾國藩一般般，現在又是陳寅恪是被高估的，求您嘞，在說他被高估了之前，先知道人家是幹嘛的好嗎，陳先生古典文化在同時期是最頂尖幾人，作為歷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和研究方法推動了時代往前。作為文字學家，懂20多種語言，精通8種，其中包括在印度都沒幾個人會的古梵語，更有一些幾近斷絕的文字，我想問問鍵盤俠們，你會幾種，英語過了4級了嗎。繁體字會嗎。
我自己天資愚鈍，未曾入門古典文化，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噴的，比如陳寅恪，王國維，蔡元培。熊十力，魯迅，胡適等等，這些人在亂世之中，傳承了中華文化，保我文明不絕，是為民族的脊樑。須知，人生於世，總要有所敬畏，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水平，評價一個人的時候，先看看自己的水平如何。誠然，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權力，但是，有說話的權力，不代表可以顛倒黑白，混淆視聽。
最後，告誡各位，閒的沒事多用正途賺錢才是正道理。
全日制學歷提升
陳老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這十字金句，便可奠定其在中國文化史的崇高地位。這是中國眼下最急需的人文精神。。。。
陳老，無愧於大師，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屈從於權奸，堅持自己獨立自由思想與人格。即使沿街乞討亦未放棄自己的一貫堅持與主張。這是何等的高風亮節。他是中華文人的標杆。
看到有些無知又無恥的網友對此等大師進行人格汙辱，深感憤怒。
如果無知矇蔽了有些網友的眼睛，請你趕快醒醒，停止漫罵與汙衊，否則你就是無恥了。
陳寅恪大師是亂世中最有節操的人之一。他是那個亂世中的一抹亮色，他的存在讓我們知道中國文人的氣節尚未喪盡。
陳寅恪，學貫中西，治學嚴謹，操守高潔，晚年寫，柳如是傳，諷喻在亂世中，許多人不如一個婊子，可惜，並未警醒幾個世人。他晚年被趕出家門，沿街乞討，即使凍死餓斃於風雪中亦未向權奸們折腰屈服。何等的氣節，何等的操守，此等人物如果還不能讓我們肅然起敬，你的良知何在？
記住他的金句，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義信齋漢畫像藝術
有這樣一個說法，是因為在1990年，有一位名叫陸建東的人，寫了一本名叫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這本書。在這本書裡面，他極力的誇耀了陳寅恪的功績，從而引發了人們對他的爭議。在這本書中，陳寅恪被刻畫得太優秀，作者甚至表明，他是超越了魯迅，郭沫若等人的大師。對於這一點，當然有很多人都不同意，認為他完全不能和魯迅等人比較。同時大家也認為，陳寅恪被吹捧得太過了。事實上，我也認同這一個觀點，認為他被大力的吹捧了一番。不可否認，陳寅恪的確是能被稱為大師，但他只能算是比較普通的大師，而不能算是地位超群的大師。
下面我們客觀的評論一下陳寅恪的所有成就。這個人物是一位歷史學家，所以他最突出主要的貢獻就是在歷史方面。一直以來，他都一直在研究魏晉隋唐這幾個朝代的歷史。而且不可否認，他在學術上的研究，真的是苦下了功夫，花費了心思。再者來說，陳寅恪是一位大家公子，所以他曾經還被家中送去德國留學。因為受到了西方教育，故而他的思想跳出了慣有思維。在研究歷史時，也不再一味的用傳統眼光來看待歷史，而是會結合西方文學研究中國歷史。
所以總的來說，他在歷史上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對歷史的研究中引用了科學的方法。從而使得人們擺脫了固有的想法，跳脫出了以前的單獨研究，不再侷限於當時一個朝代，而是放眼整個世界來研究當時中國古代的經濟、社會、制度等方面。這樣一看來，他其實也並不算是很厲害，因為他只是引進了一種新方法，給人們提供了一種研究歷史的全新思路。既然如此，那他為何又會被人如此吹捧呢？
其實陳寅恪自己可能也覺得相當無奈，人們吹捧他，不過就是將他當成了一枚棋子，然後對抗於當時那個時代下比較出名的文學大家們。陳寅恪在自己晚年之時，曾經解讀了一本著作，他將自己的心境反映在瞭解讀當中。有人就覺得他這種心境很好，然後抓住這一點，使勁的不斷吹捧他。似乎用這種方法，就能將魯迅的人從高高在上的神壇拉扯下來，似乎就能抹掉郭沫若等人在中國學術上面的突出貢獻。因此，總結來說，陳寅恪也只是一個可憐人，一個被心懷惡意之人肆意吹捧的無辜人。
紫禁公子
首先要明白陳寅恪先生是大師級文人，單從文人的地位來說，是在民國時期獨領風騷的人物之一。
來自同行的評價
陳寅恪35歲時因為才學顯名被被清華大學聘任，還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四大導師。王國維是提出人生三境界的國學大師，梁啟超參加過“戊戌變法”的名人，趙元任是著名的現代語言學大師，梁啟超曾經對當時清華校長極力推薦陳寅恪並說我的學問不如他。他在清華任教的第二年，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為“清華三巨頭”。
（圖片說明：左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學問成就
陳寅恪學貫東西，當他把東西方對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加以糅合，既重視東方史學中證據、事實的依據，又積極學習西方史學的“歷史演進法”，為處於萌芽中民國時期歷史考據學邁出了一大步。
原先只是小眾學術的敦煌學，經過陳寅恪的推廣成為21世紀大熱的學術。陳寅恪通過發表4篇論文， 以一人之力讓蒙古史的研究從此邁入新的發展階段。通曉20國語言，大師的成就實在太多，這裡就不展開敘述。
（圖片說明：陳寅恪、夫人唐篔及三位千金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
民族氣節
抗日戰爭爆發，北京淪陷陳寅恪跟著西南聯大遷至昆明，忽然接到英國牛津大學的聘書，借道香港時正好碰上日方軍攻佔香港，日方想拉攏陳寅恪為其所用，但被陳寅恪多次拒絕。
陸棄
陳寅恪是否真的被吹捧過火，這個不好判斷。因為他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沉默了很久。只是陸鍵東寫出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風行一時，才讓他回到大眾視野。至於學者文盲，滿國爭說，好像跟他沒有太大關係。
不過在陳寅恪自己看來，他是個失敗者。他學識淵博，但不是科班意義上的史學家，因為他什麼文憑都沒有，卻於學無所不窺，常懷臥龍之心。只是他不僅沒有實現自己的初衷，而且因為自己越來越聰明和清醒，越到晚年越明白這些目的註定不可能成功。
他不是那種收集資料整理資料的史學家。如何在貌似雜亂無章的材料和貌似有路可走的死衚衕當中釐清線索的福爾摩斯式本領，才是他最擅長也最得意的絕活。他給中古史留下的遺產最多，但後人主要是拉著他的線索摘路邊的玉米，並不懂得他的線索是從哪兒來的。
他超出絕大多數文人的，是他有超強的歷史理解力和現實格局感。他為伎女立傳，不過是借古嘆今。談論錢謙益和柳如是，實際上是在傾瀉他對自己和同時代貳臣群體的感慨。他的時代早已過去，吹不吹捧跟他也毫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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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的著作，我有過幾本，但真正瞭解其生平主要是靠陸建東先生的《最後二十年》，以及同時代其他人的回憶文章。陳先生的學術，留下來的有論文有專著，印刷很精美，大書店都能買到，但是繁體豎排的格式，半文半白的行文，我估計真感興趣真讀得進去的人也許不多。普通讀者及其文化界人士之所以推崇陳先生，我想這和中國的輿情民意傳統大有關係。
對於小眾化的學術人，國人習慣性的做法是將其人其學其行其品打包符號化，經過四捨五入，最後有人成了高山仰止的泰山北斗，有人則淪為無足輕重甚至不值一哂的醜陋代名詞，陳先生很幸運地成了前者。陳先生是教授中的教授，是學問大家，但今人有幾個能讀懂其著作，能洞察其深意和奧妙？大家推崇陳先生，估計是受其獨立之思想自由之品格這句主張的影響。這句話出自陳先生為王國維先生撰寫的碑文，歷經幾十年歲月風雲尤其是中國文人境界變遷人格遊移後，成為知識分子的一種嚮往，很多人也想當然地將其視為陳先生人格的化身。
其實，弔詭的是，我覺得王先生其言其行跟這句話根本不搭界。辛亥革命好幾年了，溥儀遜帝窩在故宮裡以帝王自居，王先生卻以帝師自居，洋洋得意，就連去清華研究院做導師，也要先跪稟溥儀，經其恩准後才奉旨去清華任教。這樣的人，哪兒跟品格自由思想獨立有關係呢？陳先生硬是把這麼好的詞戴在王先生頭上。我想，這點至少說明陳先生認人不準評人不確吧？
還有，清華或西南聯大當年同事，對陳先生也有微詞。手機打字，這裡不展開。
至於陳先生的學術貢獻，在同時代學人中恐也非最出類拔萃者。據說先生精通多種外語，善於考證，但是其研究並未搭建起新體系，考據多圍繞零碎細節，新則新矣，然少恢宏博深氣息，迄今大家很少談起學問，跟不易讀懂有關，跟主流歷史研究有隔膜恐也有關。
中國人知人論世，自覺不自覺地容易掉進四捨五入的思維陷阱。比如，一個人是四點四，一個人是四點五，前者幾經四捨五入最終成了零，後者幾經四捨五入最終就成了十，十全十美無所不包了。今天，大家對陳寅恪先生的推崇美譽，是不是有這種風氣的慣性使然呢，我覺得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