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紅
圖①：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伍連德。
圖②：伍連德（前排左三）多年後與其他抗疫人員合影。
圖③：鼠疫嚴重時的哈爾濱。
1911年的冬天，一個叫伍連德的醫學博士，主導了中國現代第一次防疫戰。在日俄勢力下的東北，他帶隊克服千難萬險成功阻止了疫情，挽救了無數生靈，為中國在世界贏得了尊敬。他在中國醫學、中國防疫史上創下了多個世界第一：第一個擔任國際醫學學術會議主席的中國人，第一個在《柳葉刀》發表論文的中國人，第一位獲諾貝爾獎提名的華人……
伍連德精神是我們不斷的民族之魂。當年在那樣的背景下，我們都戰勝了困難，今天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我們就更有眾志成城戰勝疫情的決心。
一
1910年（清宣統二年）冬天，東北暴發了鼠疫，尤以哈爾濱的傅家甸一帶為甚。
從10月26日滿洲里報告第一例鼠疫病人以來，東北方面接二連三發來緊急報告。到11月15日，哈爾濱傅家甸地區已是屍體狼藉，不及掩埋，清廷除了派兵封鎖山海關一線，阻止關外人進關之外，再無實際行動。
此時，一個職務不高，且職責與衛生工作不搭界的年輕人站了出來，主動請纓，請求擔當防疫大臣。他是外務部左丞施肇基，時年33歲，一個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施肇基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臺上非常活躍，對國家有所貢獻，這些且不去說，只說他當上防疫大臣之後，遍請名醫去哈爾濱戰鼠疫，可各路名醫一個個避之唯恐不及。這也難怪他們，所謂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實事求是地說，中醫對付鼠疫的辦法、作用非常有限。
在這緊急關頭，施肇基這個年輕的“海歸”想起了另一個比他還年輕兩歲的“海歸”，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醫學院的博士伍連德。他們是5年前在國外相識的。
二
伍連德時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這所軍醫大學原名北洋軍醫學堂，是袁世凱在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創立的。伍連德從劍橋畢業後，受袁世凱之聘擔任此職。
1910年12月18日，伍連德正在實驗室裡準備上課做實驗的材料，突然接到施肇基要他去哈爾濱防疫的召喚，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施肇基任命他為東三省防疫總醫官，全面負責醫務工作。
伍連德帶著學生兼助手林家瑞，攜帶少量醫療器械（包括一臺顯微鏡）和藥物匆匆奔哈爾濱而去。一路上，他們碰到為躲避鼠疫而絡繹不絕地逃往關內的老百姓，更讓他們感到此行的使命之緊迫艱鉅，不由得加快了前進的步伐。僅僅用了6天，伍連德於12月24日到達哈爾濱。
按照當時西醫學界的主流觀點，鼠疫是由老鼠傳染的，老鼠是唯一的傳染源。趕到哈爾濱疫區的一名日本專家解剖了近300只老鼠，卻沒有發現鼠疫桿菌。他因此斷定：此疫非鼠疫，而是其他疾病。
“不！”伍連德說，“你的研究只能證明老鼠不是傳染源，但不能作出不是鼠疫的結論。因為還有可能人傳人。”
伍連德首先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得知傅家甸最早的一個病例來自滿洲里，是一個來自俄羅斯的皮貨商人，他販賣的皮貨其實是土撥鼠（即旱獺）皮。因為俄國人喜歡貂皮大衣，而貂皮有限，供不應求，於是便有了用土撥鼠皮冒充貂皮的行當。又因皮毛消毒不嚴格甚至完全沒有消毒，所以土撥鼠皮就可能成為傳染源。如果一隻土撥鼠有鼠疫，接觸其皮毛的人就可能被感染。
但是，這還只是一種推測，要確診，必須拿到真憑實據。一家旅舍的老闆剛死於瘟疫，伍連德趕去調查，問夥計：“是否有皮毛商來住過店？”夥計回憶了一下，回答說：“有過，是七八天前離開的。”伍連德心想，極有可能是這個皮毛商傳染給了旅店老闆。於是，他決定解剖老闆的屍體。
中國自古有“死者為大”之說，屍體不要說被解剖，就是輕易動一下也是犯天條的。伍連德想辦法與林家瑞一起對老闆的屍體進行秘密解剖。“哇！”在顯微鏡下，伍連德從死者的組織中，特別是肺部、心臟組織和血液中，發現了大量的鼠疫桿菌。用培養基培養，繁殖出茂盛的鼠疫桿菌團。這就足以證明此次大疫就是鼠疫。隨後他又從土撥鼠身上發現了鼠疫桿菌，證實了先是土撥鼠傳染人，然後再人傳人的推斷。凡在土撥鼠皮毛這條生意鏈上的人，都屬高危人群。
人傳人的鼠疫是一個新的類型，比鼠傳人的鼠疫更加兇險，因為它是繼發性的，是鼠疫桿菌在人的身上進一步繁殖增生、毒性加重後再傳染他人的。鼠傳人的鼠疫是腺鼠疫或敗血症鼠疫，死亡率為75％；人傳人的鼠疫叫肺鼠疫，死亡率為100％。當然，這是學界後來才形成的共識。
不過，毫無疑問，在伍連德秘密解剖旅店老闆的屍體時，他已經發現了這個不同於以往的鼠疫新類型，因為它對人的肺臟毀壞尤為明顯，致使人痰中帶血，最後咯血而死，可稱之為肺鼠疫。
三
找到了病原體和傳播途徑，防疫就能有的放矢了。伍連德籌劃的應對措施有：
1.封疫區，禁止人員流動，以防疫情擴散。
2.隔離人員，病人與非病人隔離，病人送鼠疫醫院救治；與病人接觸過的人與未接觸過的人隔離，前者一律送專設隔離區觀察。
3.戴口罩，防止呼吸傳播。
4.全面消毒，對公共場所、病人居所以及病人活動過的地方重點消毒。
制定措施不容易，要落實更是難上難。比如戴口罩，如今口罩已是防病的必備之物，可在100多年前口罩卻是稀罕的“怪物”。當時，伍連德親自設計了一種被稱為“伍氏口罩”的加厚口罩，以防人群通過呼吸交叉傳染。可民眾、警察都不接受，好好一個人，口上兜一塊白布幹嗎？像個妖精。
你給他講致病微生物，講鼠疫桿菌，講傳染途徑，苦口婆心，可這些文盲壓根兒聽不懂，照樣我行我素。能夠立竿見影教育他們的，是殘酷的現實。幾名警察一起去抬死屍，戴了口罩的沒死，死的都是沒戴口罩的。乖乖！看來這塊白布還真有點用。
1911年1月2日，朝廷派來的“援軍”到了哈爾濱，可惜其中只有一名醫生。他是45歲的法國醫生梅斯尼，時任天津軍醫學堂的監督、首席教授。伍連德實指望來一個幫忙的，未曾想盼來一個添亂的。在對疫情的認識上，兩人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這位梅斯尼教授與前面那位日本專家一樣，死抱著北里柴三郎的觀點不放，非常武斷地認為，鼠疫只有鼠傳人，沒有什麼人傳人之說。對伍連德通過解剖得出的科學結論，他懶得聽，更懶得看，反而指責伍連德是以下犯上，蔑視他的權威。
梅斯尼大刀闊斧地砍掉了伍連德制定的大部分防疫措施，尤其反對戴口罩，認為是方枘圓鑿，不對症，口罩能防住老鼠身上的跳蚤嗎？他這麼一打“橫炮”，對伍連德的威信造成重大打擊，讓他沒法工作了。
伍連德不得不如實向防疫大臣施肇基報告，尤其是對疫情的性質是人傳人的肺鼠疫這一點，表示這是科學結論，絕不讓步，否則，將會死更多的人。施肇基是個明白人，經請示朝廷，免去了梅斯尼的相關職務。
梅斯尼被免了職，但他不服氣，為了證明他的判斷正確，為了與伍連德爭一個是非勝負，他主動到俄國人開的醫院裡工作。他渾身上下都防護得很嚴，以防跳蚤叮咬，卻堅決不戴口罩。很不幸，他很快就為自己的傲慢和固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911年1月5日，他一切正常；8 日開始頭痛、發燒；9日凌晨出現咳嗽，痰中帶血，他感染了鼠疫；10日，俄國醫生為之注射免疫血清，連續搶救24小時，無效；11日，他開始大量咯血，失去意識，死去。在他的血中檢測出鼠疫桿菌。
四
1911年4月3日，來自英、美、俄、德、法、奧等11國和中國的34名鼠疫專家齊聚瀋陽，召開“萬國鼠疫大會”。年輕的伍連德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副主席是號稱“鼠疫鼻祖”的日本專家北里柴三郎。
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召開國際學術會議，也是世界上首次由華人擔任大會主席的學術會議。對此，梁啟超作如是評價：“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博士一人而已！”
這一年，伍連德被國際醫學聯盟授予“鼠疫鬥士”榮譽稱號。清廷按照封建科舉制度的變通辦法，由宣統皇帝賜封他為“醫學進士”。
1913年，《柳葉刀》（《Lancet》）雜誌發表了伍連德關於肺鼠疫的文章，他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國際權威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的人。
1926年，伍連德出版了長達480頁的英文版《肺鼠疫研究》，全面闡述了他的肺鼠疫學說。此書被國際學者譽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伍連德對中國的貢獻遠超出了鼠疫研究的範圍。他創建了北京中央醫院，並擔任首任院長；他說服洛克菲勒基金會，讓他們出資建立了協和醫學院和協和醫院；他是中華醫學會最早的成員之一，曾擔任會長；中國的海關檢疫制度，最早也是根據他的建議建立起來的。
閱讀更多 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