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連德:獲諾貝爾獎提名的“抗疫鬥士”

本文原載於《知識就是力量》2015年第5期(雜誌刪節版2500字。下文為5200字版。)

1910年末,東北肺鼠疫大流行,時年31歲的伍連德受清廷派遣赴哈爾濱,領導了一場由中國人主導的國際防疫行動,成功地撲滅了數百年不遇的大瘟疫。民國時期,他又成功地應對了哈爾濱1919年夏季的霍亂和1920年的肺鼠疫,並在1932年有效地控制了上海發生的霍亂,被譽為“抗疫鬥士”。

不明就裡 深陷囹圄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兩個月後的一天,南滿鐵路上,一列從安東開往長春的火車裡,一節車廂的門突然被撞開,幾個全副武裝的日本軍人氣勢洶洶地闖了進來。他們徑直走到一位戴眼鏡的中年人面前,打量了他一下,領頭的那個軍官模樣的人用日語說道:“你,跟我們走一趟。”

中年人怔住了,同時掏出證件,說:“這是我的終身免費乘車證,我是伍連德博士,你們是不是搞錯了?”

日本軍官毫不理會,示意手下把人架走。中年人急了,邊走邊喊道:“這肯定是個誤會,我認識日本在滿洲的所有官員……”

這一幕,被同一節車廂裡的另一位乘客、受僱於南滿鐵路的澳大利亞人肯尼看在眼裡。在伍連德報出姓名時他就想起來了,以前在大連他曾聽過這個人的演講,知道他是英國僑民、畢業於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是一位國際著名的防疫專家。

列車駛進長春站,伍連德被日本人押走了。肯尼回到住處當即聯繫他認識的一個英國記者愛德華·亨特,趕忙把消息發往倫敦。

在長春日軍司令部的審訊室裡,一個日本軍官劈頭蓋臉地指著伍連德說:“軍部已經掌握了你在滿洲的間諜行為,必須老實交代!”

伍連德一頭霧水,回告對方,他在東北主持防疫工作20年了,長春、瀋陽和大連的任何一位日本醫生都可以證實這一點。

日本人冷著臉,繼續要求他“認罪”,又事無鉅細地反覆盤問他的家庭事項、求學經歷和科研狀況,隨後又把他帶到了瀋陽。此時他猛然意識到這絕非誤會,因為連他和林語堂等人用化名在英文版的《中國評論週報》上發表過抨擊日本侵華的文章,日本人都十分了解。然而,似乎又不止於此。

伍連德被捕的消息傳出後,英國外交部旋即指示英國駐瀋陽領事查證此事,而他也通過一個好心的中國工人,偷偷把信息遞到了領事館。不久,他就被釋放了。

對於這一“意外”,多年以後伍連德才獲知真相: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政府曾請求國際聯盟主持公道,迫使日方撤軍。為了在國際社會混淆視聽,阻止國際知名的東北人士向國際聯盟揭露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的真相,關東軍施展賊喊捉賊的慣用伎倆,無端拘捕了伍連德。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日本人是想從伍連德身上獲取防疫成果,為其發展細菌戰武器服務……

臨危受命 擔當大任

尹傳紅 | 伍連德:獲諾貝爾獎提名的“抗疫鬥士”

▲滿洲里,在鼠疫人員帶領下,伍連德到居民集居區查訪鼠疫患者(1921年)

時光倒流,1910年底,時值清王朝的最後一個冬天。東北突然爆發瘟疫。

瘟疫的最先感染者,是那些捕捉旱獺(土撥鼠)的關內移民。病人先是發高燒、打寒戰、頭痛、骨痛,然後胸悶、乾咳、咳痰帶血……不久即窒息死亡,死後皮膚呈青紫色。

10月25日,滿洲里首次出現客棧暴死患者。11月7日,北滿剛剛繁榮起來的中心城市哈爾濱收到了第一個疫情報告。兩名捕獵旱獺的華工從滿洲里來到哈爾濱,不久這兩人都染病而死,且還傳染了同住的4人,瘟疫隨即在哈爾濱蔓延開來。

那時的哈爾濱以鐵路為界,劃分成“道里”和“道外”兩個區域。道里居住著許多俄羅斯和日本僑民,道外則是以傅家甸為中心的中國人聚居區。瘟疫爆發後,傅家甸成為重災區。

12月24日傍晚,來到中國僅有兩年多、連中文還說不太利索的華僑伍連德,以瘟疫調查員的身份抵達哈爾濱。他當時的職務只是設在天津的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即副校長),直隸總督袁世凱邀請他回國擔此職務主要是想削弱學堂教學中日本軍醫的影響,不料此番卻讓他有機會臨危受命,很快就以“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的身份行使職權。

當時,正籠罩在死亡陰影下的傅家甸人人自危,而且僅有兩名中國西醫,他們只能把病人遣送到特定地點,並將病死者收殮埋葬。陪伴伍連德過來的只有一名醫校學生。

到達哈爾濱的第三天,伍連德得知傅家甸有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於瘟疫,遂決定冒險解剖屍體——這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屍體病理解剖,但卻是在條件簡陋的民居里秘密進行的。在顯微鏡下,伍連德很快就從器官切片中辨認出鼠疫桿菌。

可這一次發生的鼠疫跟以往所知並不一致。當時醫學界認為,鼠疫是經跳蚤由鼠傳染人,人際之間並不傳播(此謂“腺鼠疫”)。聯想到此前日本派來的醫生解剖了幾百只老鼠,卻沒發現一例帶鼠疫桿菌的,於是伍連德大膽提出:在傅家甸流行、比以往兇險百倍的新型鼠疫無需通過動物媒介,而可以通過呼吸之間的飛沫傳染,他將其命名為“肺鼠疫”——這是在科學史上第一次提出鼠疫的分類。

這同時也為防疫工作確定了跟以往完全不同的做法:防治腺鼠疫是採用滅鼠來切斷傳染源,防治肺鼠疫則是通過隔離疑似患者。

制服鼠疫 功不可沒

為了防止飛沫傳染,伍連德專門設計了一種雙層紗布口罩,戴上它就可以隔離病患(後來被稱作“伍氏口罩”)。

然而,前來“助戰”的外國專家們根本不相信“肺鼠疫”新理論,對伍連德提議戴口罩一事也嗤之以鼻。很快,時任天津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以志願者身份參與治疫的法國醫生邁斯尼(他曾傲慢地要求由他代替伍連德來擔任東北防疫的統管)嚐到了惡果:他不聽伍連德勸阻,在沒戴口罩的情況下就去一所俄國醫院診斷傳染者,當即被感染,6天后不治而死。

防疫專家之死產生了巨大的連鎖效應,伍連德也由此樹立了自己的“權威”,開始了對整座危城疫情的掌控。在當時無藥可醫的情況下,切斷人與人之間傳染的鏈條是惟一可控的途徑。伍連德提出了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鐵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離疫區傅家甸;向關內徵聘醫生。他還組織了龐大的運輸隊,培訓、調動包括郵遞員在內的各行業服務人員一起投入防疫活動。

在伍連德的悉心安排和精心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為4個區,每個區的居民佩戴不同的證章,只可以在本區內活動。每天各區派人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就立即送防疫醫院,並對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診病院分為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對出現咳嗽等症狀的疑似者,醫生每日診察,如果連續7天體溫正常,即解除隔離(這些防疫方式直到今天仍舊是人們面對突發傳染病流行的最佳手段)。

“防疫不亞於一場戰爭。”伍連德在自傳中寫道,“我扮演了一個龐大組織總司令的角色,給醫生、警察、軍隊,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當時正值年關,為阻止疫情隨返鄉過年的人流沿鐵路傳播,伍連德一方面調動軍隊沿途設卡檢疫,同時通過外交途徑,安排日本和俄國的南滿鐵路和中長鐵路兩條鐵路停運,並緊急徵用車廂作為隔離病房。

當防疫進入最後階段時,考慮到腐屍極有可能成為新的傳染源,伍連德又說服大家,施行一個大膽的舉措:將染病屍體集中火葬!由於“有違”傳統人倫,此等大事上報清廷並獲准後才予辦理——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火葬。

不到4個月的時間,一場數百年不遇的鼠疫災難終於被制服。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成功控制傳染病的行動,伍連德功不可沒。

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在滿清帝國的最後一個春天裡,清政府撥款10萬兩平庫銀,在奉天(瀋陽)召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型國際科學會議,總結剛剛撲滅的、導致6萬人死亡的中國東北大鼠疫,11個國家的33名鼠疫權威和傳染病專家出席。在這次世界矚目的“萬國鼠疫研究會”上,年僅32歲的“鼠疫鬥士”伍連德眾望所歸,擔任了會議主席。

開幕式上,伍連德不無自豪地說:“朝廷空前恩准對瘟疫死者進行集體火化,並且正式許可為獲得知識而進行屍體解剖,在中國近代醫學發展史中是兩個標誌性事件。”

伍連德一時名聲大噪。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著名記者莫理循,1911年7月9日在致伍連德的一封信中提到:“由於您在控制最近的鼠疫流行中的功績,您的名字在歐洲特別是英國家喻戶曉。”著名學者梁啟超則在1924年這樣評價伍連德:“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伍連德字)博士一人而已。”

後來,伍連德又成功地抗擊了本文開篇所提到的幾次肺鼠疫和霍亂,並且他領導控制的霍亂的死亡率遠遠低於當時的英美法日等國。

1912年,伍連德獲中華民國聘請為大總統侍從醫官。同年,在哈爾濱籌建北滿防疫處及附屬醫院。1912年10月1日,北滿防疫處成立,總部(總醫院)設在哈爾濱,伍連德任總醫官。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常設防疫機構。1916年,防疫處名稱改為“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1930年,他出任中國海關檢疫管理處處長,兼任上海檢疫所所長。

傳奇人物 隱身島國

尹傳紅 | 伍連德:獲諾貝爾獎提名的“抗疫鬥士”

▲伍連德像(1934年,時任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

1937年夏,伍連德在上海的寓所和他苦心創建的一所檢疫醫院被日寇炸燬。同年他決定舉家南下,回到故鄉馬來亞檳榔嶼。在那裡,他開了一家診所,過著平靜的生活。對於曾經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他只是用淡淡的一句話總結:“我最願意做的事情,是從閻王爺那裡把人救回來。”

祖籍廣東臺山懂得伍連德,字星聯,英文名WULIEN-TEH,1879年3月10日出生於英屬南洋檳榔嶼一個華僑家庭。其父伍祺學早年離開故鄉廣東到南洋謀生,後成為檳榔嶼著名金飾商,母親系第二代馬來亞華僑。

1896年到1899年,伍連德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研究傳染病及細菌學。1899年至1902年,考入聖瑪麗醫院實習,成為該醫院第一位華人實習生。後來到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進行實習、研究。他曾這樣描述那時的生活:“我的主要研究為瘧疾與破傷風,同時我得以與科學界名人朝夕過從,受益不少。我的德法文也是那時無師自習的。因為我常喜與彼邦人士在一塊兒,所以進步得很快。”

1903年,伍連德以他《破傷風之研究》應劍橋醫學博士論文答辯,順利通過,獲醫學博士學銜。隨後他回到馬來西亞開辦診所,在吉隆坡醫學研究院研究熱帶病。同時在當地組織和參加華僑社會服務,致力於社會改革,如反對吸毒和賭博,主張男子剪髮辮,提倡女子教育,鼓勵青少年開展體育運動及創辦文學會等。“但是我始終覺得不滿足,因為我總想做一點兒較大的醫務事業,同時我也想得個機會為祖國服務。”

1907年,伍連德應邀到英國倫敦參加禁鴉片煙會議。同年,應清朝直隸總督袁世凱聘請,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即副校長職),不久被派赴倫敦、柏林考察軍事醫學。

伍連德出生在國外,接受的是外國的教育,但他有炎黃子孫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愛國思想。他曾回憶說:“倫敦的學生生活不像劍橋,非常安靜,但是對於各科實習機會甚多,我開始覺得醫術與人生關係的重要,那時便下了決心,將來學成後為祖國服務,以期在醫務上能有所改進……”

在1959年出版的英文版《抗疫鬥士——一個現代華人醫生的自傳》一書的序言中,伍連德寫道:“我曾將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往事在我腦海裡記憶猶新。新中國政府的成立,使這個偉大的國家永遠幸福繁榮……”

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在馬來亞的檳榔嶼逝世,享年81歲。1月27日的英國《泰晤士報》稱伍連德是“流行病的英勇鬥士”,“伍連德的逝世使醫學界失去了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畢生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無以回報,我們將永遠感激他。”

由於種種原因,當年中國內地的人們對伍連德知之甚少,他幾乎都被忘掉了。然而,1983年,由著名的流行病學家拉斯特主編的《流行病學詞典》中,惟一被提及的中國人就是伍連德。

2007年,諾貝爾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披露了1901—1951年度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的資料。伍連德被諾獎提名(1935年),其理由是:在肺鼠疫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發現了旱獺(土撥鼠)於其傳播中的作用。儘管伍連德當時有英國僑民身份,但在諾獎候選人表中,“Country”(國家)一欄為 “CHINA”(中國)。 這是已公開資料中首位被提名諾貝爾獎的中國人。而隨著王哲著《國士無雙伍連德》、禮露著《發現伍連德──諾貝爾獎候選人華人第一人》這兩本書的出版,伍連德漸漸地走進了中國人的視野,被人們所熟知並敬仰。

伍連德小傳

伍連德(1879—1960),祖籍為中國廣東新寧(今台山)。公共衛生學家、醫學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中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奠基人,醫學教育、醫院管理和醫學交流的先驅,劍橋大學首位華人醫學博士。他在肺鼠疫方面的實踐和研究,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流行病科學理論,為公共衛生學,檢疫學、防疫學、疾病社會學等諸多相關學科提供了理論基礎。

伍連德是中華醫學會、中國海港檢疫制度的主要創建者,並擔任中華醫學會的第一、二任會長。他主持創辦了北京中央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等20多所醫院或醫學院校,還是中國禁毒的主要人物。編撰有《中國醫史》《鼠疫概論》《霍亂概論》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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