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红
图①：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
图②：伍连德（前排左三）多年后与其他抗疫人员合影。
图③：鼠疫严重时的哈尔滨。
1911年的冬天，一个叫伍连德的医学博士，主导了中国现代第一次防疫战。在日俄势力下的东北，他带队克服千难万险成功阻止了疫情，挽救了无数生灵，为中国在世界赢得了尊敬。他在中国医学、中国防疫史上创下了多个世界第一：第一个担任国际医学学术会议主席的中国人，第一个在《柳叶刀》发表论文的中国人，第一位获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
伍连德精神是我们不断的民族之魂。当年在那样的背景下，我们都战胜了困难，今天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我们就更有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决心。
一
1910年（清宣统二年）冬天，东北暴发了鼠疫，尤以哈尔滨的傅家甸一带为甚。
从10月26日满洲里报告第一例鼠疫病人以来，东北方面接二连三发来紧急报告。到11月15日，哈尔滨傅家甸地区已是尸体狼藉，不及掩埋，清廷除了派兵封锁山海关一线，阻止关外人进关之外，再无实际行动。
此时，一个职务不高，且职责与卫生工作不搭界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主动请缨，请求担当防疫大臣。他是外务部左丞施肇基，时年33岁，一个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施肇基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非常活跃，对国家有所贡献，这些且不去说，只说他当上防疫大臣之后，遍请名医去哈尔滨战鼠疫，可各路名医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这也难怪他们，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实事求是地说，中医对付鼠疫的办法、作用非常有限。
在这紧急关头，施肇基这个年轻的“海归”想起了另一个比他还年轻两岁的“海归”，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的博士伍连德。他们是5年前在国外相识的。
二
伍连德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这所军医大学原名北洋军医学堂，是袁世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立的。伍连德从剑桥毕业后，受袁世凯之聘担任此职。
1910年12月18日，伍连德正在实验室里准备上课做实验的材料，突然接到施肇基要他去哈尔滨防疫的召唤，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施肇基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全面负责医务工作。
伍连德带着学生兼助手林家瑞，携带少量医疗器械（包括一台显微镜）和药物匆匆奔哈尔滨而去。一路上，他们碰到为躲避鼠疫而络绎不绝地逃往关内的老百姓，更让他们感到此行的使命之紧迫艰巨，不由得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仅仅用了6天，伍连德于12月24日到达哈尔滨。
按照当时西医学界的主流观点，鼠疫是由老鼠传染的，老鼠是唯一的传染源。赶到哈尔滨疫区的一名日本专家解剖了近300只老鼠，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他因此断定：此疫非鼠疫，而是其他疾病。
“不！”伍连德说，“你的研究只能证明老鼠不是传染源，但不能作出不是鼠疫的结论。因为还有可能人传人。”
伍连德首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得知傅家甸最早的一个病例来自满洲里，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皮货商人，他贩卖的皮货其实是土拨鼠（即旱獭）皮。因为俄国人喜欢貂皮大衣，而貂皮有限，供不应求，于是便有了用土拨鼠皮冒充貂皮的行当。又因皮毛消毒不严格甚至完全没有消毒，所以土拨鼠皮就可能成为传染源。如果一只土拨鼠有鼠疫，接触其皮毛的人就可能被感染。
但是，这还只是一种推测，要确诊，必须拿到真凭实据。一家旅舍的老板刚死于瘟疫，伍连德赶去调查，问伙计：“是否有皮毛商来住过店？”伙计回忆了一下，回答说：“有过，是七八天前离开的。”伍连德心想，极有可能是这个皮毛商传染给了旅店老板。于是，他决定解剖老板的尸体。
中国自古有“死者为大”之说，尸体不要说被解剖，就是轻易动一下也是犯天条的。伍连德想办法与林家瑞一起对老板的尸体进行秘密解剖。“哇！”在显微镜下，伍连德从死者的组织中，特别是肺部、心脏组织和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用培养基培养，繁殖出茂盛的鼠疫杆菌团。这就足以证明此次大疫就是鼠疫。随后他又从土拨鼠身上发现了鼠疫杆菌，证实了先是土拨鼠传染人，然后再人传人的推断。凡在土拨鼠皮毛这条生意链上的人，都属高危人群。
人传人的鼠疫是一个新的类型，比鼠传人的鼠疫更加凶险，因为它是继发性的，是鼠疫杆菌在人的身上进一步繁殖增生、毒性加重后再传染他人的。鼠传人的鼠疫是腺鼠疫或败血症鼠疫，死亡率为75％；人传人的鼠疫叫肺鼠疫，死亡率为100％。当然，这是学界后来才形成的共识。
不过，毫无疑问，在伍连德秘密解剖旅店老板的尸体时，他已经发现了这个不同于以往的鼠疫新类型，因为它对人的肺脏毁坏尤为明显，致使人痰中带血，最后咯血而死，可称之为肺鼠疫。
三
找到了病原体和传播途径，防疫就能有的放矢了。伍连德筹划的应对措施有：
1.封疫区，禁止人员流动，以防疫情扩散。
2.隔离人员，病人与非病人隔离，病人送鼠疫医院救治；与病人接触过的人与未接触过的人隔离，前者一律送专设隔离区观察。
3.戴口罩，防止呼吸传播。
4.全面消毒，对公共场所、病人居所以及病人活动过的地方重点消毒。
制定措施不容易，要落实更是难上难。比如戴口罩，如今口罩已是防病的必备之物，可在100多年前口罩却是稀罕的“怪物”。当时，伍连德亲自设计了一种被称为“伍氏口罩”的加厚口罩，以防人群通过呼吸交叉传染。可民众、警察都不接受，好好一个人，口上兜一块白布干吗？像个妖精。
你给他讲致病微生物，讲鼠疫杆菌，讲传染途径，苦口婆心，可这些文盲压根儿听不懂，照样我行我素。能够立竿见影教育他们的，是残酷的现实。几名警察一起去抬死尸，戴了口罩的没死，死的都是没戴口罩的。乖乖！看来这块白布还真有点用。
1911年1月2日，朝廷派来的“援军”到了哈尔滨，可惜其中只有一名医生。他是45岁的法国医生梅斯尼，时任天津军医学堂的监督、首席教授。伍连德实指望来一个帮忙的，未曾想盼来一个添乱的。在对疫情的认识上，两人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这位梅斯尼教授与前面那位日本专家一样，死抱着北里柴三郎的观点不放，非常武断地认为，鼠疫只有鼠传人，没有什么人传人之说。对伍连德通过解剖得出的科学结论，他懒得听，更懒得看，反而指责伍连德是以下犯上，蔑视他的权威。
梅斯尼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伍连德制定的大部分防疫措施，尤其反对戴口罩，认为是方枘圆凿，不对症，口罩能防住老鼠身上的跳蚤吗？他这么一打“横炮”，对伍连德的威信造成重大打击，让他没法工作了。
伍连德不得不如实向防疫大臣施肇基报告，尤其是对疫情的性质是人传人的肺鼠疫这一点，表示这是科学结论，绝不让步，否则，将会死更多的人。施肇基是个明白人，经请示朝廷，免去了梅斯尼的相关职务。
梅斯尼被免了职，但他不服气，为了证明他的判断正确，为了与伍连德争一个是非胜负，他主动到俄国人开的医院里工作。他浑身上下都防护得很严，以防跳蚤叮咬，却坚决不戴口罩。很不幸，他很快就为自己的傲慢和固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11年1月5日，他一切正常；8 日开始头痛、发烧；9日凌晨出现咳嗽，痰中带血，他感染了鼠疫；10日，俄国医生为之注射免疫血清，连续抢救24小时，无效；11日，他开始大量咯血，失去意识，死去。在他的血中检测出鼠疫杆菌。
四
1911年4月3日，来自英、美、俄、德、法、奥等11国和中国的34名鼠疫专家齐聚沈阳，召开“万国鼠疫大会”。年轻的伍连德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副主席是号称“鼠疫鼻祖”的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世界上首次由华人担任大会主席的学术会议。对此，梁启超作如是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博士一人而已！”
这一年，伍连德被国际医学联盟授予“鼠疫斗士”荣誉称号。清廷按照封建科举制度的变通办法，由宣统皇帝赐封他为“医学进士”。
1913年，《柳叶刀》（《Lancet》）杂志发表了伍连德关于肺鼠疫的文章，他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人。
1926年，伍连德出版了长达480页的英文版《肺鼠疫研究》，全面阐述了他的肺鼠疫学说。此书被国际学者誉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伍连德对中国的贡献远超出了鼠疫研究的范围。他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让他们出资建立了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他是中华医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曾担任会长；中国的海关检疫制度，最早也是根据他的建议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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