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本文選編自《國士無雙伍連德》
轉自：友朋會
1911年，哈爾濱停業的客棧、學校等被用來當作防疫的辦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一
1911年7月15日，哈爾濱火車站。伍連德剛走下火車，新任道臺李家鰲和俄國科學家薩伯羅特尼就迎了上來。李家鰲見到伍連德，也顧不得寒喧：伍大人您可回來了，如今哈爾濱滿城風雨，鼠疫卷頭土重來的流言四起。
薩伯羅特尼打斷了李家鰲的話，用英文道：伍博士，從西伯利亞到滿洲里一線傳聞有鼠疫出現，今天我們能不能面談此事？
伍連德和薩伯羅特尼約好下午在俄國醫院會面，安慰了李家鰲幾句，便趕到防疫總處，召集所屬防疫人員開會，安排在北滿進行鼠疫監測。之後趕去會見薩伯羅特尼，兩人商定中俄雙方組成聯合調查組共赴滿洲里、然後深入俄國境內進行調查。
伍連德一到，整個北滿平靜了許多。經過對北滿進行全面監測，證實沒有鼠疫出現。防疫總處發佈安民告示，使哈爾濱一帶的民心穩定下來。
隨後，伍連德和薩伯羅特尼率中俄聯合調查組自滿洲里進入俄國境內，在一隊哥薩克騎兵的護衛下，中俄調查組在大草原上風餐露宿一個多月，白天在露天做實驗，夜晚宿營在帳篷中，詳細地對草原原生齧齒類動物進行調查，同時對中俄旱獺貿易有了詳細的瞭解。
在初步查明旱獺是鼠疫的源頭後，伍連德本以為，只要禁止捕捉旱獺，就能夠阻擋鼠疫的傳播。可是當他到中俄邊境實地考察，才發現事情不是那麼簡單。其實中俄雙方政府早就下令禁止捕捉旱獺，可是由於利潤豐厚，偷獵現在十分嚴重，甚至受到中俄的一些官員的暗中支持。而且為了逃避關稅，走私猖獗，旱獺的交易幾乎無法控制，也就是說無法阻擋人與野生動物接觸，因此鼠疫的威脅依然存在。
這次調查，他終於發現了東北大鼠疫的疫源。早在1910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國西伯利亞的斯列堅克斯即已出現鼠疫，接著俄屬黑龍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發生鼠疫。但由於俄遠東地區人煙稀少，居住分散，加上俄國方面嚴密控制，使疫情沒有擴大。當時俄國方面出於自身的利益，規定中國人一旦有鼠疫的嫌疑的立即驅逐出境。1910年10月初，在俄國大烏拉站一間華人工棚裡，突然有七個人暴死。俄國人知道是鼠疫，將這個棚屋子和裡面華人的衣服全部燒燬，倖存的華人立即驅除。其中兩人於10月19日來到滿洲里，10月25日發病後死亡，同院居住的房東、客人等也相繼感染鼠疫死亡，從此開始了東北大鼠疫。由於東北的窩棚密不透風，溫度較高，細菌容易繁殖，使得鼠疫很快流行起來。
此外，伍連德發現在俄國境內自1905年起就有散發的鼠疫病例。證實了他的一個假設，鼠疫是從俄方傳過來的。他認為鼠疫可能自古就存在於中亞大草原上，因為環境變化而引起在動物和人群內的流行。這次鼠疫雖然來源於捕捉旱獺，可是俄方這種不負責任的防疫措施才是造成如此大規模流行的真正原因。這次調查的結果後來由他在倫敦的國際醫學大會上宣讀，並發表在著名的LANCET雜誌上，是當年一項非常重要的流行病學研究成果。
完成這次調查，證明近期沒有鼠疫復發的危險，伍連德繼續留在哈爾濱抓緊防疫總處的建設。各地醫院相繼破土動工，人員也陸續招聘到，其他各項工作都開始著手進行，此時已經是1911年秋天。
伍連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中國醫學家、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字星聯，祖籍廣東臺山。於20世紀初為中國的現代醫學建設與醫學教育、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1899年從檳榔嶼赴英國學醫，專業研究傳染病和細菌學。1903年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並回馬來西亞開診所。1907年，清朝政府聘請他為北洋陸軍醫學堂副監督。1910年到哈爾濱對抗鼠疫，在三個月內控制住了病情。1912年受中華民國聘請為大總統侍從醫官。1913年和1919年他又兩次在東北抵抗鼠疫和霍亂的爆發。先後獲得上海聖約翰大學、香港大學和日本東京醫科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從1926年9月9日開始，任濱江醫學專科學校校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辭職赴北京任全國海港檢疫總監。1937年日本攻佔上海後赴香港，1946年回到馬來西亞，在那裡創辦了吉隆坡醫學研究中心。1960年1月21日逝世於馬來西亞。
二
1911年果然是多事之秋，十月，武昌的槍聲響起，天下震動。遠在哈爾濱的伍連德一邊專注在鼠疫防疫系統的建設上，一邊密切注意時局的變化。特別是他的家眷已經搬到北京，使他為此有些擔心。
戰局越演越烈，伍連德坐不住了。儘管東北防疫總處的建設到了關鍵時刻，他的心已經飛往漢口，他要到前線救護雙方的傷員。
天下大亂之際，伍連德心裡想著人民，裝著百姓，即刻啟程，星夜入關。
山海關已經在望了，他突然接到外務府的電報。朝廷下令他和駐德公使梁鎮東，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組成三人代表團，赴海牙參加國際鴉片會議，代表政府簽署了國際鴉片公約。
身為外務府總醫官，他只好服從命令，轉頭北上。10月30日，火車接近奉天了，南方的戰事一下子又湧上心頭。自從在檳城主持禁毒遭到挫折後，他心中總有一個願望，有朝一日繼續禁毒事業。當年，他是南洋一個初露鋒芒、滿腔熱血的年輕私人醫生，有才華有抱負，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是在殖民地，作為二等公民的他，受人暗算、被政府打擊，最後慘淡地背井離鄉。現在，他將代表世界吸毒人口最多的國家和其他大國一起簽署全球禁毒公約，這不僅是官方對他在東北防疫成績的肯定，也滿足了他這個心願。到了這個時候，他切實地感到毅然歸國是走了一條光明大道，不僅為祖國效了力，救黎民於水火，而且也一洗前恥，以勝利者的姿態走上世界舞臺。
伍連德（前排左三）與他的抗擊瘟疫組成員
可是，南方前線在流血，一個醫務工作者的責任令他片刻不得安寧，個人的榮辱固然重要，救死扶傷則更為重要。他想到莫里循，如果莫里循能籌建基金裝備一支紅十字會醫療隊，自己負責招募在北方的醫學人才，然後再南下的話，就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於是，在火車上他提筆寫到：我親愛的莫理循：原諒我在疾駛的火車上寫這封潦草的信，但一種感到鼓舞的想法油然而生：我的時間和精力如果用在前線治病扶傷上，要比花費在充當鴉片會議代表上強多了。這是緊要關頭，國家需要領導人。我別無它求，只希望能成為中國新一代醫務工作者的領導人，這些人熱愛並獻身於自己的職業和工作。這個機會似乎來到了，我現在寫信請求你並通過你促使《泰晤士報》和英國公眾幫我籌集基金來裝備起一個紅十字會，由我率領開赴前線，一視同仁救護雙方傷員。如果得到從英國發來的答應給我支持的電報，我將立刻要求解除我眼下去海牙的使命，同一個合適的醫療隊一道去戰場（如可能從漢口開始）敬請你認真考慮此事，並打電報到奉天將你的意見告訴我。這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之一，我隨時準備報效國家並甘受任何艱難，以期向我的人民表示我為他們而生活、工作。我心如潮湧，寫不下去了。南方的工作似乎每時每刻都在招喚著，吸引著我。你能鼎力相助嗎？你能打電報給《泰晤士報》從而使英國公眾得知此事嗎？英國公眾對世界這一部分的呼籲會給予響應嗎？我時刻佇候迴音，如認為重要，望用電報答覆我。我的地址是：奉天亞斯特大樓。你非常誠摯的伍連德
1911年，抗擊鼠疫時，在傅家甸內成立的濱江防疫疑似病院。
三
伍連德在奉天得不到莫理循的確切回覆，只好回哈爾濱，一邊繼續防疫總處的建設，一邊等唐國安前來會合。此時清廷重新啟用袁世凱。作為袁親自從海外聘請回來的專家，以及這三年在軍中和北洋系將領的交往，還有和在華外國人的友誼，他對在京妻兒的安全終於放下心來。
各種消息相繼傳來，南方各省紛紛響應起義。這天他讀到報上的消息，11月9日，同盟會在福州發動起義。他岳父黃乃裳在家裡召集30多名學生組成炸彈隊，配合民軍作戰。福州體育會、南臺商團等成員三百多人齊集倉山的福建同盟會會址，準備進城援助。隊伍集齊了，需要選一名旗手在前面擎旗。黃乃裳說：旗手不用選了，我今年63歲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就讓我給大家當一回旗手吧！於是，黃乃裳擎著十八星紅方大旗，帶領大隊人馬衝向花巷民軍總司令部。在市民的積極配合下，清軍投降了，福州光復。福州辛亥光復後，成立了福建軍政府，黃乃裳出任省交通部部長。
這時，伍連德才明白妻子勸自己留在東北的深意。原來岳父早就加入同盟會，是福建同盟會舉事的重要人物。如果他留在北京就職，難免會受到牽連，起碼也會被捲進政治旋渦。
就在國內一片槍聲中，1911年12月，伍連德放棄了南下救護的計劃，和唐國安在哈爾濱會合，乘坐東方快車出滿洲里、經西伯利亞到莫斯科，然後經華沙到柏林與梁鎮東會合。一路上，伍連德心情愉快地領略沿途的景色，全然沒有想到，他竟然是清政府最後一批公派出國人員。
在海牙，伍連德等莊嚴地代表中國政府在全球禁毒公約上簽字，正式開始了中國官方禁毒的近百年曆史。
海牙會議結束後，伍連德應邀重返英國，進行巡迴演講。他現在已是國際知名學者，到處受到熱烈歡迎。凱旋般的氣氛，舊友重逢，使他暫時忘記了中國的局勢。利用這個機會，他積極向英國民眾介紹中國東三省的實際情況，改變了英國民眾為沙俄所欺騙而形成的看法，樹立了東三省是中國固有領土的觀念，也介紹了中國近年來的變化和發展。
就在他在英國春風得意期間，他的兩位朋友唐紹儀和伍廷芳分別出任南北雙方的代表進行和談，達成了共和的協議。他在新加坡結識的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就任臨時大總統，他的好友加連襟林文慶追隨孫中山左右，任臨時政府內務部衛生司司長，同時兼任孫中山的保健醫生。2月12日，清帝遜位，中華民國成立，禮聘他回國的袁士凱出任大總統。
頃刻之間，天翻地覆。伍連德此時已經結束了在英國的講演，回到德國柏林，正準備乘東方快車返回哈爾濱。
人在柏林的伍連德不知道國內詳細情況，恨不得插翅飛回北京。可是他是清朝的公派人員，現在那個朝廷不在了，他的各項費用包括回國的旅費全無著落。伍連德一下子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
看著伍連德急得團團轉，作為歐洲招待一方的前駐德公使梁鎮東只好自掏腰包，給伍連德買了一張從柏林到哈爾濱的二等車票，讓他得以立即歸國。和來的時候作為政府代表的條件相比，二等車廂的條件就差多了。伍連德歸家心切，只要能走，條件可以將就，二話不說，登車就走。
二等車廂一個艙四個人，伍連德被分到車廂尾部的那間，因為緊挨著轟轟作響的機房，這間比較小，只有兩個乘客，另外一位長得比較黑，看不出是哪兒的人。
兩人寒喧著。那人的英文口音非常重，儘管伍連德走過不少地方，也聽不出是哪裡人。那人一聽伍連德是中國人，特別高興，介紹說自己也是中國人。他鄉遇同胞，伍連德也十分高興，用中文問：請問尊姓大名？
對方一點反應都沒有，伍連德再換英文問，對方回答叫EugeneAcham。伍連德也有用閩南話和廣東話混合拼寫的名字，於是再問：你能夠用中文寫出自己的名字嗎？
對方搖搖頭說：這樣吧，我告訴你我們家的故事吧。不過按我們的習俗，一旦這樣我們就是好朋友了。
四
列車啟動了，Eugene開始講家史。他父親叫Acham，從廣東來到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多巴哥，所以他就出生在那裡。長大以後在倫敦學法律，回到特立尼達以後當了律師，和當地的混血兒結婚，生了兩個兒子。現在聽說中國革命了，打算回祖國效力。
伍連德和Eugene一樣，也是生在英屬殖民地的第二代華人，因此倍感親切。根據他的情況，他坦率地告訴Eugene，他回國服務有兩個不利之處，一是沒有中文名字，二是不會漢語。漢語只能慢慢學習，象自己這樣回國三年了，漢語還很不流利，現在先要有個中文名字。
Eugene當即請伍連德起名，因為Eugene也不知道他父親姓什麼，伍連德根據Acham的發音，認為是廣東話阿陳，所以建議姓陳，Eugene沒有異議。名字就根據Eugene的發音了，叫友仁，於是EugeneAcham的中文名字就叫陳友仁，EugeneAcham這個原名幾乎無人知曉。
在漫長的旅途中，兩個人天南海北地聊著，伍連德在中國的經歷讓陳友仁大開眼界。等到了哈爾濱，兩個人已經是無話不談的好友了。
回到哈爾濱，伍連德終於鬆了一口氣。看看哈爾濱的局勢比較穩定，沒有太大的動亂，看來國內的局勢等到了控制，簡單地處理了一下防疫總處的工作後，他和陳友仁坐上中東鐵路的火車，在長春換車，往北京趕去。
兩人一路走一路打聽時局，這時內閣名單出爐了，是伍連德的朋友唐紹儀組閣，施肇基出任交通總長，伍連德心裡有了主意。列車終於到了終點，伍連德再度踏上前門火車站，感覺到祖國天翻地覆，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伍連德回到北京，和家人重逢，彼此心裡懸著的石頭都落地了。次日他帶著陳友仁去見施肇基，施肇基看到伍連德平安回來十分高興，告訴他正在託外交部儘管解決他回國的經費。對他推薦的陳友仁，施肇基當即任命為自己的私人秘書。
辦完這件事後，伍連德趕緊返回哈爾濱，處理因為改朝換代的混亂而幾乎停滯的防疫總處的組建工作。
唐紹儀內閣很快倒臺了，陳友仁隨即去職，成了英文報紙京報的主筆，專門跟總統府對著幹，反對帝制捍衛共和。每次回京時，伍連德都會探望陳友仁。次次都看見他在憤筆疾書，很令伍連德為他擔心，因為這樣隨時可能送命。
陳友仁這個伍連德在旅途中結識的好友沒有讓他看錯，後來南下成了孫中山的外事秘書，27年和31年兩次出任汪精衛另立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918以後還擔任了一陣寧粵合作後的外交部長，是國民黨黨內的極左派，聯俄聯共的中堅。1933年19路軍搞福建事變，他又出任外交部長。19路軍失敗後他流亡法國，娶了比他小31歲的張靜江四女兒張荔英。1938年回到香港，想回國參加抗戰，為蔣介石所不允。香港淪陷以後被日本人押回上海軟禁，1944年5月24日在上海病逝，新中國成立後享受烈士待遇，安葬在八寶山。一生的傳奇，其實起源於西伯利亞快車的那個擁擠而轟轟作響的兩人車廂裡。
告別了新結交的朋友陳友仁，伍連德又回到哈爾濱，馬不停蹄地走訪各口岸，安定人心，防疫總處的檢疫站和醫院的建設得以繼續進行，對鼠疫的監測也重新進入軌道。可是就在這時，因為改朝換代，駐華外交使團突然停止從關稅中撥給防疫總處每年六萬元經費。
1921年，伍連德（左）和同事在戶外開展瘟疫實驗。
五
剛剛回到哈爾濱的伍連德只好再返北京，找到外交部次長顏惠慶詢問此事。顏惠慶也不知道為什麼駐華外交使團突然變卦，建議他自己去問。伍連德只得挨個走訪英法美德領事。現在的伍連德，已經不是剛到哈爾濱時受盡洋人白眼的無名之輩了，他用自己的成績贏得全世界的尊重，駐華外交使團對他極為禮遇。可是涉及防疫總處的經費，還得仰人鼻息，費勁口舌。
經過一番交涉，他終於弄清了內情，原來是因為俄國的強烈反對，看來是他在歐洲人民面前揭穿俄國的謊言，使俄國人惱羞成怒，把他剛剛拯救十萬俄國公民的功勞忘得一乾二淨。伍連德在北京多方活動，還是不能成功，使他心急如焚。看到這種情況，莫理循勸他不要著急，這種外交上的事要有耐心，建議伍連德和家人去度個假，放鬆一下。
伍連德接受了莫理循的建議，和家人一起去北戴河度假。寧靜的北戴河讓他的情緒好多了，放鬆了幾天以後，重新考慮東北防疫總處的前途，他下定決心，絕對不能因為俄國人作梗，使防疫總處流產。在北戴河，他給莫理循發了一封長信，希望通過他獲得英國公眾的同情和支持，促使英國政府大力支持防疫總處的建設。
經過他和莫理循等人的努力，駐華外交使團終於批准了東北防疫總處的年度預算，但是還有兩個附加條件，一是用盧布結算，二是每年審核一次，表現令人滿意才能繼續批准。
之後幾年，伍連德年年入京接受詢問，直到1917年，防疫總處的預算才固定下來。其後又發生俄國十月革命，盧布貶值，經過爭取才改用現銀支付。這幾年，經費審批的手續極為複雜，以致很多時候工資拖欠，要靠東挪西借。這些的經歷使伍連德深深地感到苦痛和屈辱，也是促使他力主收回海關衛生檢疫權的一個主要原因。
收關！伍連德把這個夢想牢牢地記在心上。
六
1913年6月，伍連德應召回到北京，受大總統袁世凱的召見。在大總統府，袁世凱和伍連德終於又見面了。剛剛平定國內各種反叛的袁世凱意氣風發，但是對伍連德比上一次客氣多了，開口就提及六年前寄向南洋的那份聘書：伍博士，我還清楚地記得，六年前是施肇基向我推薦你，我當時就把聘書寄往南洋。我們很快在天津見面了，你希望先去歐洲考察各國軍醫教育，沒想到等你終於迴天津開始工作時，我已經被逼下野了。
伍連德也很感慨，這六年，改朝換代，天翻地覆，是英雄借時勢的六年，也是時勢造英雄的六年。
袁世凱接著說：正如初次見面時談過，當時請你回來，原本是想把陸軍軍醫學堂從日本教員手裡奪回來，沒想到無意中得到一位國士。袁某平生快事，此為其一。伍博士，現在民國局勢穩定，我希望你能出任衛生署署長。
這是伍連德第二次受邀出任國家衛生系統最高領導，他想了一下，還是婉言謝絕了。這次和政治和局勢無關，完全是因為哈爾濱那邊防疫總處的工作剛剛開始，實在不能沒有伍連德。
袁世凱對此表示理解，改聘他為大總統侍從醫官之一，可以不必待在北京。大總統侍從醫官以中醫為主，包括伍連德這個掛名的在內，只有兩名西醫。伍連德也一直沒有機會為袁世凱看病，直到兩年以後。
1916年5月，北京大總統府急電，召伍連德火速進京。伍連德風塵僕僕趕到北京，被大總統府的專車直接從火車站接走。到了大總統府後，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馬上迎了出來。伍連德在天津時，和袁克定頗有交情。見面後，心急如焚的袁克定顧不得客套，拉著伍連德的手就往裡走，一邊走一邊簡單介紹袁世凱的病情。
袁世凱的床前圍了一堆人，七嘴八舌不知在說什麼。袁克定顧不上給大家介紹，扒開人群，把伍連德帶到床邊。伍連德一看，袁世凱早已神智不清，經過診斷，他認定袁世凱是尿毒症，情況已經很危急，建議按西醫的辦法進行保守治療。袁克定一個好字才出口，床邊一陣喧譁，十幾張嘴吵了起來，伍連德被擠到一邊。
伍連德這才發現袁家此時根本沒有能做主的人，除了袁克定以外，袁家其他人都不同意他的方案。大總統的侍從醫官是根據袁家人的喜好聘用的，袁世凱的每個太太都有自己信任的侍從醫官。這些中醫之間毫無會診的可能，只是一個接一個地診斷，然後互相反駁。這個說內火上升，那個說陰陽失調，第三個說腎衰。至於治療方案就更沒法統一，連袁的馬伕也要參與意見。
於是伍連德的治療方案根本不被採用，對袁世凱的治療全用中醫的辦法。各種中藥、涼的熱的甚至包括寒食散都相繼用上了。伍連德能做的就是冷眼旁觀，陪著袁世凱渡過人生的最後一刻。
在伍連德眼中，袁世凱無疑是個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對他有知遇之恩。如果不是袁世凱從南洋請自己回國，他也不能施展抱負、揚名環宇。可是，身為大總統侍從醫官，卻不能用平生所學救袁世凱之命，讓他在沮喪之外平添了些憤慨，對停滯不前的中醫有了更大的成見。促使他後來強烈主張改革舊醫，走中醫科學化的道路。
一個英雄無奈地看著另外一個英雄離去，作為一個名動公卿的名醫，伍連德平生經歷過很多次，看慣了中國近代史的春月秋風。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繼續任命伍連德為大總統侍從醫官。他先後擔任大總統侍從醫官十餘年，但依舊常駐哈爾濱。
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東北防疫總處從無到有，漸漸名聲在外，成為世界上知名的防疫和研究單位。吸引了許多人才，伍連德手下開始聚集起一批中外精英。
本文選編自《國士無雙伍連德》
作者 | 王哲，醫學博士
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和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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