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最早自由奔放，充滿活力的黃金時期，那時候諸侯混戰，瓦釜雷鳴，禮崩樂壞，百家爭鳴，各個有識之士對當時毀滅與生存、興盛與沉淪、創造和滅亡的紛爭局勢，紛紛著書立說，開創各種流派，如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陰陽家等，他們就像天空閃閃的明星，照亮了當時那片漆黑的夜空，為中國古代文明的長足發展打下了堅實而又牢靠的基礎。
這其中有一位法家學說的踐行者，用他的堅韌不屈、大無畏精神、超凡學識和血肉之軀促進了那個烽火連天的亂世早點結束、也為後世的歷代宗廟禮法、皇權帝制謀劃好了框架，此人就是法學改革家商鞅。
戰國初期，秦國經歷了自秦厲共公之後幾代君位動盪，國力大為削弱。魏國趁秦國政局不穩之機奪取了河西地區（今山西、陝西兩省間黃河南段以西地區）。秦孝公之父秦獻公繼位後，割地，與魏國講和，安定邊境，遷都櫟陽（今陝西省西安市閻良區）修養生息，並且數次東征無果。至秦孝公繼位，秦朝已是國力衰弱，窮鄉凋敝，戰力不足。面對著亡國滅種的殘酷現實局面，秦孝公向天下廣發招賢令，以求能夠得到壯大秦國之人，以國士待之。商鞅可以說是應時局而生，懷抱真學識才，只為尋得大展拳腳之舞臺，終於雖是萬般辛苦而輾轉入秦。
老秦國自周朝始已有四百餘年的歷史，世變法代鎮守西戎，民風彪悍、安於西陲，被中原諸侯所疏遠，常被當做西夷蠻族對待，要想在這樣一片教化不堪的土地上開始一場轟轟烈烈的變革，無疑可以說是天方夜譚，但是商鞅不這樣想，他認為老秦人樸質憨厚、忠勇純粹，比起關東六國那些道貌岸然、庸碌之輩，這裡更適合他，最重要的是這裡有信任他的君王。秦孝公嬴渠梁不但有老秦人的特質，而且有知人善任的英明和雄才偉略的胸襟。對於當時治理國家之道，"王道"治國就是德政化民、德服四邦、德息兵禍，以無形大德服人心，但是秦孝公深知自戰國開始，自身所處的時勢已是大爭之勢，弱肉強食，如果再興復古潮流，大興"王道"，將會上對不起傳承數百年的大秦列祖列宗，下對不起衣不蔽體、飯不保夕老秦人。
唯有像關東魏國李哩變法，楚國吳起變法，方能從根本上改變秦國落後的局面，奈何秦國這方面人才凋零，所以才不得不向天下發布招賢令。當遇到商鞅入秦與秦孝公約談之後，果斷確定商鞅乃上天賜給大秦的一把利刃，它能夠斬斷老秦病入膏肓的病根，能夠給大秦指向富強，甚至是帶領大秦東出爭雄、一統中原。
商鞅先以王道、道家無為、儒家仁政試探秦孝公，探究秦孝公是否為自己尋覓的雄才大略的君王，秦孝公聽到商鞅論及上述三法，盡皆搖頭，沒有太多反映，甚至有鄙夷之氣，適時商鞅終於確定來到秦國施展拳腳的決定是正確的。馬上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治秦九倫》呈與秦孝公，指出秦國實施變法將從田地、賦稅、爵位、軍功、行政、刑法、度量衡、官制和風俗九個方面著手，徹底變法，這樣才能保證秦國在變法之後增強國力、趕超關東六國，並且經得起時間當考驗而不被爛尾或者復辟。所謂明君擇臣，賢臣擇君，秦孝公看過《治秦九倫》後，就如打了雞血一般，深表讚歎和折服。君臣從此勠力同心，改革也要開始拉開了帷幕，不過在這之前，先得解決掉秦朝老舊貴族和保守勢力的反對和掣肘。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國國內進行變法，與商鞅商定之後，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意思是說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變更法令;沒有十倍的功效,不改換工具，古代的禮法是沒有錯的，遵循它沒有問題。而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意思是治理國家不要只拘泥於一種方式,也不要一味效法古人，商湯、周武稱王的時候,沒有遵循古法卻興盛起來了,殷紂和夏桀並沒有改變禮法卻招致滅亡。這就說明反對古法的未必就要非議它,遵循禮法的也不一定就有多少好處。所以"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只有從實際情況出發，迎合時代潮流，制定正確的法度和執行正確的命令，才能做到國家強盛，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就無須糾結於是用古法還是新法，所謂聖人治國說的就是聖人改革禮制，庸人為禮制所束縛。通過辯論，無疑也讓朝中大多數官員認清了變法的實質和迫在眉睫的緊迫，於是大戲終於開場了。
秦孝公於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 ，推行《墾草令》，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戶籍制度 實行什伍連坐法、明令軍法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 、嚴懲私鬥、獎勵耕織重農抑商、改法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通過這些措施，提高了廣大的低下層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專心從事生產；整頓官場制度，保證禮官吏廉潔奉公；重樹社會價值，讓國人紛紛爭相獲取軍功，為國出力。這樣使秦國擴大了國家賦稅和兵徭役來源，從而為秦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壯大打下了基礎。但是變法也存在很多不足之處，如採取愚民政策、嚴酷的連坐之法、剝奪遷徙自由、抑制商業發展，使社會底層毫無生氣、萬馬齊喑，可是如果設身處地在當時歷史時期來看，這些也不見得有多不好或者反動，對於當時生產力低下的大環境來說，人民只要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吃得飽、穿得暖，就是天大的事情了，哪裡還顧得上什麼是人身自由、什麼是商業發展。
商鞅想的是秦朝的壯大和崛起，他認為"民弱國強，國強民弱"，能夠戰勝強敵、稱霸天下的國家，必須能夠控制本國當人民，使之成為"弱民"，只有使人民順從法律、樸實中厚，人民才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王，這樣國家才容易治理，君王地位才會牢固。所以他主張重刑輕賞，執法嚴酷，哪怕是當時的秦國太子犯了事，也是發出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喊聲，重重的責罰了太子與太子師傅，雖然維護了新法的權威和聲譽，但是得罪了太多的皇親國戚、宗室貴族，這也為商鞅日後悲慘的結局埋下了隱患。難道商鞅會不知道這樣子的做法會得罪他們嗎，如果因為怕得罪權貴而選擇退讓躲避，這將無疑是失信於天下，這將置變法於何地、置秦孝公的信任於何地，所以，商鞅對於這些私人仇恨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要的是秦國的強大，與這個比起來其他的都不會那麼重要。
在第一次變法後的六年時間裡，秦國國力得到了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社會風氣也日漸文明，軍事實力快速提高，於公元前349年，秦孝公遷都咸陽，同時有條不紊的開始了早已經經過反覆討論的第二輪變法。這次變法內容，主要為開阡陌，廢井田；推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
井田制度始於商而興於周，它是一種奴隸制的土地所有制制度，分為公田和私田，奴隸主擁有廣袤且肥沃的公田，奴隸只能有貧瘠且荒遠的私田，隨著鐵製農具和牛耕的使用和推廣，農業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當提高，這樣就開墾了很多的無主田地，以一家一戶的封建經濟形式興起了，大家不再按照以往的需求再去耕種公田，開阡陌就是擴大國家田地的擁有量，廢除貴族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進一步調動農民農業生產積極性，從而為國家增加農業稅賦和糧食。
郡縣制的推行是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讓秦國建立國府統一治理國家每一寸土地。以前秦國是無統一的治理全國當官署體制，封地自治、部族自治和國府直轄同時並存，導致民治混亂，國力分散。而郡縣制，將國家權力分為國、郡、縣、鄉、亭、村六級，這樣能使全國政令通達，上統下屬，既增加行政辦事效率，又做到權責分清、便於賞功罰過。
統一度量衡，能有效當杜絕商人欺詐和官吏傷農，從一定程度上保護農業當發展，並且商人重利並重信，無欺詐坑騙，更能很好的吸引關東商賈來秦發展商業，互通有無，於民能夠接觸關東更多新鮮的事物，提高自己的見識，賣出自家的農產品增加收入過上好日子；於國能夠增強戰略物資儲備，如生鐵、戰馬、食鹽，並且能增加商業稅收，增強國家財力。
如果說第一次變法還只是觸動了老秦貴族的部分利益，那麼可以說第二輪變法完全破除了他們已經既得數百年了的利益，自己的封地沒有了，祖宗的田地沒有了，連世襲的官爵沒有了。這讓他們無比的憤怒和瘋狂。但是商鞅對於這些，全然不顧。對於自身法家學說的認知和理解，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明白其中的關鍵厲害。變法改革必然要觸及既得利益，任何一次變法圖新，不僅僅是一種治國方針的改變和調整，同時還是一種利益關係的重新洗牌，所以變法必定會要遭受到方方面面的反對和阻礙。這是一種必然，但是有人會詢問，難道就不能選擇一種較為緩和平靜的過渡方式嗎？在和平年代或許可行，但是在這個諸侯混戰了數百年的戰國時代，肯定是行不通的，誰也不知道戰爭什麼時候到來，別人不可能會給你充足時間來發展和改革，對於這兩輪變法的十來年寶貴時間，可是說是上天對秦朝的恩賜，所以商鞅非常珍惜，力求變法能夠做到雷厲風行、立竿見影，哪怕是做得有些急功近利也在所不惜，這就是盡公無私、志存高遠的商鞅。
終究時間還是少了，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因病去世，病危時按《戰國策》記載，曾想傳位於商鞅，但商君推辭了，孝公太子嬴駟繼位，史稱秦惠文王。先不說史書是如何記載，但就當時情況推斷，商鞅論能力、論實力、論威望、論民意，他都能夠做到廢嬴駟而自己稱王，按照商鞅在這場變法當中所展現的本色，他也不是那種顧忌天下非議的庸腐之人，但他最終沒有踏出那一步，原因肯定是很多的，比如感謝秦孝公的知遇之恩，斷不可能廢棄恩人的子嗣，也有可能是斷定嬴駟能夠繼承父業、保全變法的成果，但是我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商鞅被他畢生追求的法家思想已經刻入骨髓，"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家思想核心在於法治，法治第一要素在於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君臣之別、沒有親疏之分，秦國國君的位置對於他來說可能與泗水亭長的分量差不多。
在秦惠文王繼位不久，商鞅就被貴族元老告發謀反，逃跑後被秦王下令逮捕，最後車裂而死。
史書上記載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無耐只能返回秦國封地。讀起來讓人唏噓不已，最終商鞅死在了自己的律法上。但是仔細推敲，覺得這是站不住腳的，商鞅是什麼樣的人，文能變法強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如此謀略高超一人會倒在稀鬆平常的一張留宿憑證下嗎？況且身居高位多年，何種陰謀危局沒有遇見過，不可能連一點自保手段都沒有。除非是他自己想留下來。那麼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個人認為秦國是他入世施展抱負、展現法學才華的重要舞臺，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涯都在這裡奮鬥，法治也在這裡生根發芽，朝聞道而夕可死；而秦惠文王剛繼位，朝局不穩，雖然商鞅與之心有罅隙，但知道嬴駟是心向新法的，必會維護新法，像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之流雖然束之高閣，但是"百年的君王，千年的世家"，嬴駟必須在世家與商鞅間做選擇，為了讓秦惠文王坐穩君位，也為了讓自己二十年來的努力不至於付諸東流，只能犧牲自己，好在變法已成，只要秦惠文王能繼承祖業，到朝局穩定之後，必定會繼承新法，更能給秦惠文王一個理由打擊守舊貴族，到那時起新法將再無阻難，必將更勝前朝。
商鞅變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軍事實力的增強，為日後橫掃關東六國、一統天下打下了基礎。而變法的主角商鞅，以一個徹頭徹尾的變法改革家的姿態自始而終，他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抱負的人，一個因法學生為法學死的人。偉大領袖毛主席是這樣評價商鞅的——"商鞅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他更是一個將變法改革到底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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