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史上最幸運的人!卻為何沒有幸福?

  • 幸運招手,商鞅入秦

秦孝公凝視著掛在牆上的“六國版圖”,面沉似水,一語皆無,他心中只有一個目標,讓秦國強大。


商鞅,史上最幸運的人!卻為何沒有幸福?

歷史,總是反覆無常,卻又重走“老路”。自大周解散以來,各諸侯國紛紛登臺,從春秋五霸到戰國七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場不如一場。總覺得天下鬧哄哄得不像個樣子,得有人出來主持局面,大家表面上打哈哈,心裡特明白,都想一統天下。

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市場。諸子百家,蜂擁而上,推銷各自的“治國之道”,希望被國君採納。

“道家”第一個被淘汰出局。他們“無為”而治的理念與現實“背道而馳”,冰炭不同爐,道家弟子即便是抬出他們的祖師老子,也無濟於事,在國君看來,他們是痴人說夢,南轅北轍。主張“仁愛”的儒家也上不了檯面,他們的祖師孔子曾遊說六國,卻碰得鼻青眼腫。墨家的“兼愛非攻”夾在儒家和法家之間,可有可無,他們“扶弱懲強”,“斃暴主仁”的主導思想,也難入統治者的視線。

<strong>道家、儒家、墨家皆被拋棄,現實選擇了法家,選擇了商鞅。


商鞅,史上最幸運的人!卻為何沒有幸福?

不論是早期的李悝,申不害,還是後來的韓非子,和他們比,商鞅無疑是最幸運的。李悝、吳起靈光一現。而韓非子壓根就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只能終身“紙上談兵”,終老韓國,將胸中韜略傾注於書簡,因為他是韓國國君的兒子。而商鞅不同,此地不養爺,自有養爺處。

跳槽,是這一時代的熱詞。吳起去了楚國,李悝去了魏國,但他們都沒有商鞅幸運,商鞅在對的時間遇到了對的人。

  • 我自獨開,等君歸來

秦孝公,商鞅此生難以割捨的“恩公”與“宿命”。

秦孝公發誓強秦,開出了歷史上最優厚的招聘待遇-與之分土。換言之,誰能讓秦國強大,國家將有他的股份。商鞅三見秦孝公,雙方反覆試探,摸清了對方的底,二人心如明鏡,要將秦國折騰得天翻地覆,沒有“一意孤行”的決心和“一條道走到黑”的意志是不可能完成使命的。商鞅誓作利劍,定將秦國的痼疾砍去、剜除。刮骨療傷,何其痛也,沒有秦孝公強有力的支持,變法必將夭折。

商鞅忠心秦孝公,秦孝公不負商鞅。商鞅一心為國,於公而言,要使秦國強大,於私而言,實現自己的治國理念,而至於個人爵祿,商鞅不在乎,客卿、左庶長,丞相,於商鞅而言,不過稱謂罷了,它只是附加於自己變法的一種手段而已,目的是為了更好推行變法。甘龍、杜摯,公子虔,乃至太子,整個貴族的利益被商鞅連根拔起,商鞅利劍所到之處,哀嚎遍野,怨恨如山,彈劾、暗殺不斷。


商鞅,史上最幸運的人!卻為何沒有幸福?

秦孝公力排眾議,決議和商鞅一道將變法進行到底我。從變法的那一刻起,他的眼裡只有國家,只有商鞅,所有對商鞅的非議和彈劾,都被他拒絕、駁斥。商鞅要什麼,他給什麼,商鞅要怎麼做,他就怎麼做。同李愧、吳起、申不害、韓非子比,商鞅是人間的幸運兒,他和秦孝公的當屬“非常君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商鞅相秦十年,《史記》記載是:“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 君子歸去,我欲何求

商鞅應該預料到他的未來,難道是他不願意說出來,是因為害怕,還是他原本就不相信?

趙良曾直言不諱地告訴商鞅,“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在一語中的之前,趙良還說“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子危若朝露,尚將餘壽延年益乎?”


商鞅,史上最幸運的人!卻為何沒有幸福?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商鞅何等聰明,難道他聽不出弦外之音?商鞅明白,但他卻不太相信。商鞅一生,光明磊落,一意孤行,體現了他的“專”和“忠”。專於國家,忠於秦公,以至於他“無己”。心中“無己”的人,沒有朋友,沒有情感,沒有圈子,沒有利益紐帶,沒有人情世故,只顧“個人理想”,而無人間煙火,以至於“天地不仁,視萬物為芻狗”。他痴迷於建立在權力基礎上的法度,走火入魔,鑽進死衚衕,全然忘記了這一切是依附於秦孝公和他共同打造的政治權力的框架上,權力給了他的,也一定能剝奪,秦孝公死後,商鞅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瞬間跌落神壇,土崩瓦解,灰飛煙滅,這就是他打造的政治權力怪圈。商鞅之死,與其說被敵人殺,不如說自殺。


商鞅,史上最幸運的人!卻為何沒有幸福?

結束語:商鞅入秦,自掘墳墓,不僅自死,亦為大秦挖好墳墓。商鞅是心無雜念而唯有“自我”的犟人,是一心為國而心中“無己”的硬人;是完全被體制化了的身無“旁物”“專人”,是一個極其簡單而又異常“複雜”的怪人。他創造了歷史,而歷史卻拋棄了他,他是一個成功者,更是失敗者。毋庸置疑,他既是幸運者,又是不幸者。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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