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讀歷史時，總是在想著如果這樣或者那樣歷史會怎麼樣。比如我們就喜歡站在北宋的立場去看，如果王安石改革成功了，北宋會怎麼樣？會國富民強成為真正的帝國嗎？能夠滅遼滅夏在版圖上實現大一統嗎？能夠推動士農工商的變革發展進入到資本主義的萌芽嗎？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如果改革成功，至少不會有靖康之難和南遷臨安！
每逢亂世弱世必有能人，當宋朝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候，王安石出現了。公元1069年熙寧二年，49歲的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為參知政事正式進入執政核心，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題詩《商鞅》，希望遇到明君全力支持改革，也以“商鞅”為鑑為改革不惜粉身碎骨。
執拗的王安石在等待一位知己明君
1042年，22歲的王安石在科舉考試中因為“孺子其朋”從狀元變成了第四名，這位官二代的仕途生涯也算是正式開啟了。在接下來的16年時間，他從淮南節度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到常州知州，再加上10歲他就跟隨父親到臨川、韶州、江寧等地方遊歷學習，在地方上的的經歷已經超過28年時間了。
在各個地方的任職上，政績顯赫聲譽日隆，文彥博歐陽修等人舉薦他到中央任職，都被他給拒絕了，他有他的理想所在，他的理想就是要改變現實。1058年，38歲的王安石在進京述職的時候呈上了自己的改革理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宋仁宗拒絕了他的理想。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改革的抱負施展不了，王安石決定遠離朝廷，之後朝廷屢次邀請出任直集賢院、知制誥兩年時間，就又因母親病故為由拒絕入朝。執拗的王安石在等待，等待一個人，等待一個機會，“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也不悔。命運還是眷顧王安石的，48歲的時候他等待的人來了，一位對他仰慕已久的太子上位了。
1067年宋神宗即位就立即起用王安石，一年不到的時間就從江寧知府直接任命為參知政事，躋身執政之列。王安石隨後就獻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述宋朝近百年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情況，指出在表面太平而實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改革在所難免，“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為了堅定宋神宗改革的決心，王安石在面對非議的時候作出了這首《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自比商鞅，期待宋神宗能夠效法堯舜，比秦孝公還堅定支持改革
《商鞅》這首詩裡面說明了五重意思，一是說出了政治的基礎，二是說民心的嚮往，三是說明商鞅變法成功的因素，四是說出了希望神宗能夠效法秦孝公支持變法，五是說明了自己願意和商鞅一樣，為改革不惜粉身碎骨。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這句詩其實就是把商鞅變法的徙木立信，十金搬木頭的典故分化開解，其核心在於“驅民”。何為驅民，為何驅民，這就是政治的基礎和民心的嚮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王安石在地方前後28年的經歷，讓他深知民的重要性，而現在人們已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因自比商鞅而遭到非議詆譭，這是非常不應該的，商鞅能夠做到令到必行，改革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句詩裡面包含了三層意思，商鞅變法為什麼成功？政令必行的最大前提是秦孝公的支持和商鞅變法的決心所在。而這次要發動的變革，王安石也是抱著和商鞅一樣五馬分屍都不怕的想法，也希望送神宗能夠像秦孝公那樣支持改革。
一諾千金、令政必行是商鞅變法成功的前提，完善的變法措施是改革的基礎。然而要真正開展變法，面臨的困難是民眾是否會相信並支持，保守勢力是否會反對甚至反撲，君王是否有足夠的意志來支持和堅持。站在王安石當時的立場和狀況，我們從這首詩裡面，是可以讀懂表面的意思和更多隱含的意思的。
而在《商鞅》這首詩裡面，我們也看到了王安石的性格缺陷：以民為驅，自負於民眾，以一當百，自用於文人，以君為用，自絕於天下。
文人王安石，在文人的朝廷裡面憑一己之力終究是無力迴天
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之後，加強對了武將的控制和對文人集團的支持，並在其遺訓裡面明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因而，宋朝被號稱為中國古代文人的天堂，在這個朝代，但凡當官的都有那麼一點文人的氣質，朝廷核心人員基本上都是文人為主，而且經常由文官來擔任武職。王安石也是文人，也是通過科舉考試來入仕的。
文人王安石，著書立說經學哲學樣樣精通，創立““荊公新學”，創新辯證法“新故相除”，書法自創“疾書”，詩壇自創“王荊公體”，還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宋朝著名的詩人詞人，著作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這樣一位文壇巨匠，在當時的文人朝廷是十分受尊敬和崇拜的，卻偏偏走上了改革這一條路，還以秦朝的商鞅作為榜樣。
在文人的社會，不管是文學創作哲學思考還是詩詞文章，亦或是胸懷天下心懷蒼生為官為民，王安石都是一位非常合格的文人官員。自負、剛愎、執拗、獨斷是王安石的性格所在，這個如果是作為一個文人來說，甚至還會得到讚揚，“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你的高傲因為你有這個能力。而如果作為權力中樞核心人物改革靈魂來說，這些就都是缺點了。
做學問上，王安石是受人推崇的；做地方官，王安石也是受人愛戴的；做宰相，王安石就讓人痛恨了。《商鞅》的這首詩裡面，只討好了皇上，卻得罪了天下所有的人。
結語：機會抓住了，時代不讓行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問題是改革面鋪的太廣了，相當於對宋朝的整個體系都進行了革命，其改革影響之大範圍之廣前所未有。除了宋神宗剛開始的支持，遭到了官僚集團、文人集團和地主階級等幾乎所有人的強烈抵制和反撲，而當背後的支持者去世之後，改革就註定了悲慘的結局，所有的新法幾乎被全面廢除。
為了國，為了民，為了君，王安石開啟了新法變革，而上天也給了他機會，宋神宗前期的全面支持改革才有了實踐的機會。然而，和秦朝的時代不一樣，面對的體制不一樣，以及和商鞅的法治思想不一樣，文人，心太大而不夠狠，終究變成了走過場。而王安石，是一個大文人，“興忘只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本文只作為王安石《商鞅》這首詩的場景構建和解讀，沒有深入的去分析和挖掘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和結果，也沒有深入的去和商鞅變法做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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