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哲學是文學嗎?

“分析哲學以其枯燥、專業性而聞名,但是20世紀的許多分析哲學作品都是有感情的,迷人的,讀起來很愉悅的。”


  哲學是文學嗎?人們閱讀哲學是為了愉悅?哲學當然是文學,人們也正是為了愉悅而去讀哲學。


  人們盡情享受著尼采的格言警句,叔本華的隨筆,薩特的哲學小說。人們閱讀著柏拉圖的對話集(當然若非西方文明如此的粗心大意以至於遺忘了亞里士多德的對話集,人們也會毫無疑問地去閱讀那些對話的。)有些人甚至表示他們享受那些哲學原典中更加艱澀的文字。“當我有空閒的時候,你總會發現我沉浸在斯賓諾莎最新的文章中。”,P.G沃德豪斯的小說《jeeves》中,伯蒂伍斯特炫耀式地這樣宣稱。


  現在讓我來縮小範圍:有人閱讀分析哲學是為了愉悅嗎?這種哲學是文學嗎?到這你也許會說,“當然不是!”或者你會說,“分析哲學是什麼玩意?”


  請允許我先回應第二種回答。在英語世界,“分析”哲學正在被哲學系中絕大多數的教授使用。它被認為是非常枯燥以及專業化——富於邏輯的嚴密性而欠缺語言上的深刻性。分析哲學起源於20世紀頭十年的劍橋,那時勃蘭特·羅素和G.E.摩爾非常反感在當時英國哲學家中流行甚廣的總是雲裡霧裡的大陸唯心主義。在二人以及1912年來到劍橋跟隨羅素學習的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下,哲學家們開始發現他們的工作不是堅持於宏大形而上學體系的建設而是艱澀的語言分析。他們認為這樣能夠讓他們揭示出“實在”的堅實邏輯架構,並且把所有老舊的哲學疑惑擱置一旁。


今天,分析哲學的範疇比之以往要更加寬闊。(它的許多特性都已在本系列上一篇由蓋瑞·加庭所寫的《消除分析哲學與大陸哲學的鴻溝》一文中得到檢驗)它減少了對語言結構的痴迷,而多了與科學的聯繫。(這一定程度上歸功於美國哲學家威拉德·奎恩,他認為語言已經沒有一成不變的意義系統來給哲學家們分析了。)他們要麼關注意識的性質、空間與時間的性質或者是良善生活的性質,分析哲學家們繼續在他們的作品中堅持強調邏輯的嚴謹性。


根據瑪薩·諾斯鮑姆(她本人某段時間也是其中的一員)的觀點,這樣的結果就是這種很流行的哲學——正確的、科學的、抽象的、簡潔到蒼白的哲學要成為一把萬能鑰匙。蒂摩西·威廉姆森,現任 Wykeham Chair of Logic(譯者注:牛津大學哲學系裡以Wykeham的williams主教命名的教授席位)教授把這種艱苦的技術性的解構工作(也就是今天的分析哲學)當成苦中作樂。這東西讓你感到無聊嗎?嗯,他說,那太遺憾了。“嚴肅的哲學總是讓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感到無聊。”


  這種哲學,無論它有多少知識層面的益處,聽起來一點也不好玩。它聽起來也不像文學。


  但什麼是文學?這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問題。對我這種人,最有說服力的回答仍然是小說家伊夫林·沃(當然不僅是小說家,也是過去一百年來最多才多藝的英語散文大師。)說的那句話。“文學,”沃這樣說,“是對語言的正確運用,無論表達的主題或原因。”有些東西沒必要押韻或者你講個故事讓別人認為它是文學。甚至一個錄像機的操作手冊都是文學,亦或一篇分析哲學的文章。(沃,碰巧並不喜歡分析哲學,認為是“邏輯謬誤的室內遊戲”)


  那麼什麼是“語言的正確運用”?是什麼區分開文學與單純的溝通或是純粹的垃圾?沃對此也有答案。令人印象深刻且不被誤解的才是文學,而“清晰,優雅,個性”:這三個詞是確使一篇散文達到這一標準的必需要素。


  按照這三條標準,過去大約百年間的專業哲學家們的寫作水平如何?當然,他們在清晰方面會得高分——這裡,清晰可不是簡明易懂。(想想亨利·詹姆斯)一些傑出的分析哲學家在寫作方面也會糊塗,甚至糊塗到荒謬——想起最近去世的邁克爾·達米特,一位在許多方面都令人欽佩的思想家。即使這樣,精確表達在同時代的哲學家中仍很受推崇。確實這有點像某種職業性迷戀(這也不失為接近實的好方法)。


  個性?還來說說分析哲學家,最偉大的分析哲學家們,不管怎麼說,在這方面做得挺牛。從文體上說,我們不會把威拉德·奎恩的作品(簡練,優美,精緻,清晰)誤認為是伊麗莎白安·斯康姆(用心的、傲氣的)或是把大衛·K·劉易斯(通俗自然,字裡行間流露出智慧)誤認為是約翰·塞爾(令人敬畏的,耐心的,嘲諷的)亦或把托馬斯·內格爾複雜微妙的,富於表達負面信息)誤認為是費麗帕·福德(枯燥,諷刺,平常,幽默的)。


最後,我們來談優雅。這個詞的濫用已經到了毫無意義的程度,但是沃對優雅有一些明確的界定:“優雅是一件藝術品裡傳遞直接快樂的品質。”而快樂,儘管不是讓你百分百感受文學價值的嚮導,但它卻是最不易出錯的嚮導(如WH奧登所觀察到的)。那麼在一篇作品中獲取快樂是什麼意思呢?當你閱讀時心裡會癢癢嗎?那應該不是閱讀的快樂,你享受的應該是那種癢癢的感覺而非作品本身。(並且這種刺癢不會讓你從閱讀中分心?)


奇怪的是,我讀過的最令人愉悅的分析哲學作品就叫《愉悅》,僅僅九頁,所有對愉悅有說服力的理解都呈現在紙上。其作者,牛津大學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1900-76)是上世紀中葉分析哲學巨擘之一,他還是一名極其優秀的散文寫手,詞語“機械中的靈魂”的創造者,而並非巧合,他也是簡·奧斯汀的忠實粉絲。(有人問他是否讀過她的小說,賴爾的回答很有名,“哦,當然,六部小說每年都看。”)


賴爾也許在那些享受文字快樂的分析哲學家中大名鼎鼎,但是像他這樣的還有很多。我之前提到過的分析哲學家都是此類人——尤其是奎恩,他的那篇經典之作《On What There Is》像首詩一般能讓你反覆咀嚼。哈佛大學哲學家希拉里·普特南也是如此,其邏輯著作中隨處可見對語言運用的駕輕就熟以及天才的具有想象力的思想實驗。


這群人中還有一些年輕的哲學家(好吧,小於65歲就是年輕了)像凱姆·安瑟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和科林·麥克金(Colin McGinn)——除了他們那些專業性或者不那麼專業性的哲學著作之外,他們都寫過小說。(其中阿皮亞有一本題為“Another Death in Venice”充滿哲思的懸疑小說)當然,還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勃蘭特羅素,雖然得獎並不是因為他《數學原理》中的作品。


文學的愉悅甚至能夠出現在分析哲學中看起來最深奧的地方。以索爾·克里普克(Saul Kripke)這位被廣泛認為(儘管不是全部人)是當今該領域的天才為例,克里普克的作品專業到令人生畏。最近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其第一卷論文集《Philosophical Troubles》對其語言哲學和邏輯哲學的同行們來說是無價之寶,而顯然它不是給普通讀者準備的。


但是他先前的一篇作品,具有革命性的《命名與必然性》是如此清晰,有創造力,帶有充滿趣味性的討論以至於一個分析哲學的入門者都會難以釋卷。這本書實際上是其1970年在普林斯頓大學三場毫無準備,沒有筆記的演講刊印而成的——因此書中都是可愛的交談的語氣。


當涉及艱深的話題比如形而上學之必然性,先驗以及身心問題時,克里普克是通過一連串讓人眼前一亮的例子來進行說明的,像薩爾瓦多·達利和沃爾特·斯科特爵士,巴黎的那根標準米原器(譯者注:由國際計量局組織製作的最接近1米長的度量衡白金棒,現放於巴黎國際計量局),理查德·尼克松(要加上David Frye對自己的模仿)(譯者注:David Frye 美國已故著名喜劇演員,善於模仿),以及一個被他稱作“schmidentity”的邏輯關係詞,這就像他的招牌用詞一樣。


其講座沒有一句教條或浮誇的話——當然也沒有無聊的。克里普克這位分析哲學家展示了自己成為一流文學家的能力(順便說一句,理查德·費曼這位物理學家也是如此)當他在某處談論到他不願意給出一勞永逸的理論參考時,讀者都十分願意原諒他,他的原話是“我現在就是懶得做。”


  我希望我已經成功說明“分析哲學是純文學”。但是也許我應該把最後一句話留給一位真正的文學家,約翰·彌爾頓(譯者注John Milton,《Paradise Lost》的作者),他就像能預測到克里普克、羅素以及類似他們的人那樣寫道:(譯者注John Milton,《Paradise Lost》的作者)。


  How charming is divine philosophy!


  Not harsh and crabbèd as dull fools suppose,


  But musical as is Apollo’s lute


  And a perpetual feast of nectared sweets…


  (譯者注,本段摘自約翰彌爾頓作品《A Mask Presented At Ludlow Castle》)

西方哲學|哲學是文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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