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悲劇經常是重複上演，今年湖北大地遭遇罕見新冠肺炎病毒，1800多年前東漢時期，同是在這片高度重疊的土地上，發生過一場令人恐怖的疫情。史書講述赤壁之戰時對此都有記載，《三國志.蜀書》寫道：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三國志.吳主傳》記載：公燒其餘船，士卒飢疫，死者大半。
正是東漢建安時期的這次大疫，催生了我國醫聖張仲景的出現。
東漢時期這次疫情歷時約一百年，大致從東漢帝安年間的119年就開始了，直到東漢末年的建安時期，魏蜀吳三國爭雄的時候，這次疫情到達頂峰時期，這次疫情使得東漢末年人口遽減了三千萬。《三國志》中有著相關建安疫情的記載一點都不奇怪，但這部三國朝代史並沒有寫明當年這一病疫到底是哪種病，這也足見封建帝王時代人文關懷的嚴重缺失。近日有人撰文稱建安時期這次病疫是血吸蟲，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因為正好誕生於這個時代偉大醫家張仲景，對這次疫情有過傑出的研究，或者說這次疫情本身成就了張仲景的名聲。
建安時代偉大的醫家其實還包括華佗，但他主要是一名外科大夫，而且是與三國故事直接相關的人 ：赤壁之戰發生的208年，曹操患有腦疾，邀請神醫華佗看病，華佗拿出的治療方案是打開頭顱，性本多疑的曹操認為華佗是假借行醫害死自己，於是先下手為強毒死了華佗。因為曹操是《三國演義》中的白臉人物，這事難免有人栽贓於他。讓華佗更加廣為人知的是，毛澤東主席1958年寫作的《七律.送瘟神》中有“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的詩句，這次湖北疫情爆發時，這首《送瘟神》反覆被人轉發和吟誦。但實事求是來說，無論是從疫情體徵還是傳播規律來看，建安疫情與血吸蟲沒有什麼關係，雖然血吸蟲在著名的馬王堆女屍和湖北江陵西漢古屍體內都有檢獲，表明血吸蟲病在我國的存在至少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但在我國古代並未成為大範圍的流行性疾病，有關它的記錄直到建安之後四百年的隋朝醫家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才出現。
與華佗同時代的張仲景才是建安大疫的剋星。張仲景在建安年間擔任長沙郡太守，那時的長沙郡共轄14縣，其範圍包括今湖南的長沙、岳陽、益陽、株洲、湘潭、婁底、衡陽、邵陽等8市和江西的蓮花、湖北的通城，因此這個職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湖南省長。雖然官宦生涯長達20多年，職位也很高，但後人所知道的張仲景是以其醫名而不以官聲，因為他對於醫學的貢獻實在太大，他在任上寫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流行病學專著《傷寒論》，這本書所確立的六經辨證論治原則，一直被視為中醫臨床的圭皋和中醫的靈魂。正是從這本書記載的病症、疾病傳變規律，以及傷寒方劑的功效特點，我們可以斷定，東漢建安大疫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有記錄的流行性感冒（流感）。
東漢末年建安時期的古荊州，爆發了歷史記錄的大流感，與今年湖北疫情存在地域上的高度耦合。
張仲景對於醫學的關注，直接與建安疫情相關。因為從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內有三分之二的人死於傳染病，其中傷寒病佔百分之七十，疫情爆發主要在中原一帶，尤其是洛陽、南陽、江夏、會稽等地最為嚴重，到了“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的程度，疫情爆發地與今年湖北及其周邊省份疫情存在較大程度的地域重合，張仲景自己家裡就因為傷寒死了不少人。張仲景就是在建安元年，從老家南陽郡派往長沙郡擔任太守的，中間跨過的正好是南郡和江夏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作為長沙太守的張仲景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向了醫學，雖然看似有些不務正業，但他在《傷寒論》自序中將專注醫學的原因寫得很清楚：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
這段話，翻譯成現代白話文就是：回憶過去歲月，為自己面對人群大量死亡而愛莫能救深感悲傷；我多麼地希望，通過醫學救治，對上可以幫助君王解除對黎民百姓的擔憂，對下可以救蒼生於水火，於自己可保健康平安。於是，張仲景發憤研究醫學，立志做個能解脫人民疾苦的醫生，終於在公元205年寫成橫空出世的《傷寒論》，他在書中記錄的112個方劑，應該都是當時直接百姓傷寒藥方，時隔1800年，我們依然可以感受這些藥方的溫度。
張仲景這種醫者仁心很好地被他的後代醫家傳承下來，今年湖北疫情爆發以來，全國白衣天使，從耋耄之年的鐘南山、李蘭娟等院士出征，到90後的小護士踴躍而至，莫不繼承了“醫聖”張仲景的這種傳統美德。但於筆者而言，這次湖北疫情爆發地呈現出與東漢建安疫情在地域上的高度耦合，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說這是歷史輪迴，但我們的醫學專家們，是否可以從這種歷史的巧合中，以新的視覺審視這場疫情、探索它的起源、尋找它的救治途徑，乃至避免下一次疫情？畢竟《傷寒論》本身就是醫者豐碑，而且本次湖北一半以上確診的湖北疫情確診病例，採取了中醫治療。
國務院新聞發佈會透露：湖北地區一半以上確診病例，都採取了中醫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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