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是上世紀30年代“新感覺派”的作家，後來又是著名學者的施蟄存，在他的一篇名為《房內》的文章中說道：“有一位荷蘭學者高羅佩，在日本、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任外交使節十餘年，對中國人的性生活發生了興趣，寫了一部書：《中國古代的性生活》，出版於1961年，正當我國文化閉關的時候，中國知識界非但無法見到，甚至未聞其名，不知其事……現在，居然見到了一箇中文譯本，書名為作者所擬另一個書名：《中國古代房內考》。
大約是為了避免‘性生活’這三個刺眼的字，改用雅言‘房內’，儘管書是‘內部發行’的，也仍然可見譯者還有一點顧忌。書是朋友借給我的，不能久借不還，我花了整整3天把它看完了。看完之後不免長嘆。第一個反應是：這本書為什麼中國人不寫，而讓外國人來寫？……兩位譯者都是青年人，他們對中國文化史的知識大約僅限於1949年以後。他們似乎不知道中國性學的開創之功，應當歸之於江紹原、潘光旦、周作人、張競生。而刻印《雙梅景暗叢書》的葉德輝，尤其不能說他不是中國性學的開創人。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收集猥褻民歌，至今無法印出。張競生大張旗鼓地推動性學，卻被‘小江平’等人搞壞了，在‘千夫所指’之下，丟掉北京大學教授之職，回去隱居。他的《性史》終於沒有寫成。”
張競生1888年出生於廣東饒平，幼名江流，學名公室。留法前取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意，改名競生。
1909年在陸小讀書期間，他如飢似渴地偷看《民報》及其他革命報刊，萌發了反清思想，校方遂以帶頭剪辮子等罪名將他開除。後該校副監督、實為地下革命黨人的趙聲介紹他往新加坡謁見孫中山先生，盤留月餘，受其教導，決定回國北上參加革命活動。1910年，張競生接受其父“先結婚，後去上海讀書”的條件，與鄰村15歲陳姓女孩結婚。這個心靈打擊成了他後來矢志反封建、反對盲婚、堅持性教育、主張自由婚姻的一個重要原因。
婚禮之後，張競生即赴上海，先入震旦學校就讀，旋又考入北京法文高等學校及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以學生的身份從事京津同盟會反清活動。時汪精衛謀刺清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張競生受命參與營救汪精衛，遂與汪精衛、陳璧君夫婦成為莫逆。
當時的京師大學堂，就像一所官辦的大私塾，從教制、師資到課目的安排都乏善可陳。學生得閒，不是逛八大胡同，就是請客喝酒，忙於交際應酬。張競生目睹這種景況，極為煩悶，就跑到學校的藏書樓去看書，據說在藏書樓裡發現了德國人施特拉茨的《世界各民族女性人體》一書，這是一本通過收集整理世界各民族典型女性人體照片和資料，來確定不同人種、不同民族女性人體特徵的人類學著作。他反覆閱讀此書，這又伏下了他日後研究性學的因緣。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張競生參加南北議和，曾是孫中山指派的民國代表團的秘書。不過張競生對於政治沒有什麼興趣，議和後他表示要出洋求學，得到孫中山嘉許。1912年10月，張競生與宋子文、楊杏佛、任鴻雋等人以官費生出洋。張競生到法國，先入巴黎大學，1916年獲學士學位；又入里昂大學哲學系，191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留法期間，他熱心於社會活動，曾與汪精衛、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人發起組織“法華教育會”，對其後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以及中法文化交流都曾起過積極作用。
張競生在法國接受了大量新思想，腦子裡放滿了社會學、性學、優生優育之類的學問，心中則是改造中國、建設中國的宏願。1920年他自法歸來，先是受聘為廣東省立金山中學校長，在任上他推行了如招收女生、提倡游泳之類的改革。如果說這些改革是那時新潮人物行事中應有的風格，那麼他上任伊始就向軍閥陳炯明上書建議推行“節制生育”，就未免顯得太不合時宜，太書生氣十足了。張競生任金山中學校長不到一年，就出了風波：一個學生在他所提倡的游泳中不慎溺死，再說他的那套西化的教育方式也被認為“不合國情”，於是去職。
1921年10月，他接到蔡元培的聘書，邀請他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他講授的課程有“行為論”、“論理學”、“風俗學”、“相對論”、“孔德學說”、“社會主義學說”和“唯物論”等。他將嚴復譯為“名學”、林紓譯為“因明學”的西方“論理學”，更名為“邏輯學”，並編寫了一本《普遍的邏輯》講義，另外他還率先講授“性心理學”，對青年灌輸科學的性知識。
1922年4月，美國生育節制運動及性教育運動的領袖人物山格夫人訪華，張競生和胡適一同接待她。山格夫人在北京大學作了關於“為什麼要節育”的報告，後來全文刊於北京《晨報副刊》。她可說是張競生性學研究的有力支持者。會後張競生曾感慨說，山格夫人主張節制生育，被待為上賓，只因她是美國女人；而他的主張相同，卻被目為發神經，只因他是中國男人。張競生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大力倡導節制生育，堪稱先知先覺，但因“不合國情”而大受抨擊。
1923年4月29日，張競生於北京《晨報副刊》發表《愛情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提出：一，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愛情是可比較的；三，愛情是可以變遷的；四，夫妻為朋友之一種。張競生之所以寫出這篇文章，乃是因同為北大教授、校長室秘書譚熙鴻的喪妻與繼娶小姨子而起。譚熙鴻的元配陳緯君是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同父異母的姊妹，陳緯君不幸於1922年3月因猩紅熱去世。半年後其妹陳淑君從廣州到北大來唸書，住在譚家，不久兩人相戀，進而同居。據譚熙鴻的兒子譚伯魯在《譚熙鴻與北京大學》一文中說，陳緯君的過世，讓陳璧君認為譚、陳兩家可以自此斷絕，沒想到陳淑君又讓譚熙鴻成為陳家的雙料女婿，於是“她怒不可遏，遂煽動過去與陳淑君接近的一位男友，到北京晨報館找記者投訴，由編輯孫伏園（此前孫是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接見。他稱與陳已有婚約，譚奪其所愛，有礙風化云云。此事見報後，陳淑君次日即在《晨報》公開辯白，聲稱與某君相識只數月，‘無婚約之預定’，並聲明‘淑與仲逵（譚熙鴻）結婚，純屬個人自由，雙方誌願，第三者無置喙之餘地。此後如有此類之函件……淑認為侵犯淑個人自由，自有法律為之維持，淑則一概不屑為之置辯’（1923年1月16日《晨報》）。”
張競生在文中極力為陳女士辯護，他說：“所以鄭重寫出此篇，使人知道愛情的變遷，自有變遷的理由。使人知道夫妻是朋友的一種，可離可合，可親可疏，不是一人的專利永久可佔有的。希望此後用愛或者是被愛的人，時時把造成愛情的條件力求改善，力求進化。那麼，用愛的不怕被愛的有變遷，被愛的也不怕用愛的有改志了。……現在我們應當明白的，陳、沈定交，全是新式。主婚憑自己，解約安待他人？憑一己的自由，要訂婚即訂婚，要改約即改約。若人以她的解婚為駭異，應該駭異她從前的定約了。若人以她就譚為迫協，怎麼不說她先前愛沈也有同樣的嫌疑呢？無論陳與沈的定約，僅是口頭文字上的表示，即使為夫婦，也可離婚從別人，於情於理原無違背。因為夫妻原是朋友一種，有條件，可比較，可變遷的。夫妻相守能永久，或已訂婚必要守約，這個或許是一件好事。倘若夫妻不能長久，或訂婚至於解約，乃為個人主觀環境及愛情條件的變化，斷不能說他一定不好了，明白此理，我個人對於陳女士不獨要大大原諒她，並且讚許她。”由於張競生在辯護外，更提出他個人對婚姻的看法，其中不乏新奇駭俗之處，遂引起人們的爭議，包括梁啟超、魯迅、許廣平、孫伏園在內的六十幾位，都參加了這場沸沸揚揚長達數月的辯論會。80年過去了，雖然關於此事有不少以訛傳訛的失實之處，但有些學者認為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關婚姻與愛情問題的大討論。
1925年張競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兩書，提倡“性格剛毅、志願宏大、智慧靈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觀”；主張學習美國的經濟組織法和日本的軍國民組織法，認為這樣可以使中國“臻於富裕之境”，“進為強盛之邦”。《美的人生觀》出版後，周作人在文章中稱讚：“張競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膽，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娛樂的旗幟，大聲叱吒，這是何等痛快的事……總之，張先生這部書很值得一讀，裡邊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時時看出著者詩人的天分……”當年蔡元培倡議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質，張競生的思想與此暗合，理論與此呼應，甚得青年學子的歡心。該書先是作為北大教材印行，1925年發行全國，多次再版，成為暢銷書。《美的社會組織法》實際上是一部社會學著作，它集張競生社會思想之大成，許多內容超出了傳統美學的範圍，但張競生刻意將它寫成一部美學書，這反映了他對美學的獨特理解。他主張建設一個情愛與美趣的社會，其極端處，便是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論”。另外張競生還組建了“審美學社”，提倡美育。接著又組建了“性育社”，這被認為是中國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組織。
張競生曾擔任“北京大學風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受到北大自由研究氛圍之影響，他認為性以及與性有關的風俗等，當然也在應該研究之列。於是1925年冬，他在《京報副刊》發表《一個寒假的最好消息——代“優種社”同人啟事》的性史徵文。張競生認為，性要成為一門科學，要先有性史做材料。性史，就是性的材料，愈多愈好，不管它是正常的，或是變態的，都應一併蒐集，就其材料整理，推論它的結果，使之成為一種科學的論據。然而就其在徵文啟事所列舉的問題觀之，有些是頗富於煽動性的，不像是學術研究的調查。尤其是他“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寫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詩家的滋味，有小說一樣的興趣與傳奇一般的動人。”這簡直是要求應徵者將“性史”寫成煽動性的傳奇小說，絕不是研究者所應有的態度，也就是說張競生徵求“性史”的本意在於先發表，不在於先研究。而將這種富於煽動性的性愛描寫的原件，大剌剌地發表，是很容易被視為“淫書”的。
1926年5月，張競生以“性育社”的名義出版了《性史》（性育叢書第一集）。只印了2000本，在北京一面世即被一掃而空，少數流入上海，投機書商趁機大量翻印，遂氾濫全國。沒料到小小一冊書，竟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他本人由此成為中國20世紀文化史上的有名人物，也為此付出了身敗名裂的慘重代價。這冊《性史》的內容，包括：《我的性經歷》（一舸女士）、《初次的性交》（江平）、《我的性史前幾段》（白蘋）、《我的性史》（喜蓮）、《我的性史》（蘋子）、《我的性史》（乃誠）、《幼時性知識之獲得的回顧》（敬仔）七篇，都有富於煽動性的描寫。雖然張競生在《序》中說：“我開頭來學金聖嘆批《西廂》口氣，說這部《性史》不是淫書。若有人說它是淫書，此人日後定墮拔舌地獄。……譬如交媾一事誰人不會，但我們所提倡的乃是藝術的交媾法，它比普通的不會涉入於淫而反能得到肉體最大的快樂。……用藝術的方法做去，男女相與間，自然能於肉慾中得到心靈的愉快，於心靈中又得到了肉體的滿足。男女彼此互相裨助，既不損男，又不害女，男女一體，靈肉一致，由此一方面，可以得到性慾的昇華，一方面又得到了優種的結果。藝術方法的重要誠有如此者，故我於每段之後加上一些‘按語’，希望供給讀者些少藝術的方法，以便得到了男女間最協洽的效果。”但這些“按語”常常是分析交媾方法的是否妥善，並沒有什麼科學的根據。因此欲令人不說是淫書，又怎麼可能？
《性史》一出，即掀起軒然大波。有人描述道：“正人君子搖頭嘆息，而又在暗中讀得津津有味；封建衛道之士更氣急敗壞，活像掘了其祖墳。”《性史》出版後4個月，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致函警察廳，稱南開附近的書店出售《性史》、《情書一束》、《女性美》、《夫婦之性的生活》、《渾如篇》等書，“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之，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於是警察廳下令將《性史》等書全部沒收，並且“嚴密查察，如有售賣，送案究懲，勿稍姑息，以維風化”。此舉當然遭到南開一些開明師生的強烈不滿，有人投書報刊，指責“入了張伯苓的南開，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國：教你怎樣你就得怎樣。……隨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渾如篇》、《性史》等書。”周作人在《語絲》的《南開與淫書》一文中表示了他本人對於此事的態度：“覺得並沒有什麼，……不覺得這些書的害甚於洪水猛獸。”又說：“我並不因為認識張競生、章衣萍諸君而想替他們辯解，我也不說這些書於科學上或文學上有怎樣大的價值，我也不想拿去給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讀，然而我也不覺得怎麼可怕，自然更沒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這些書，我恐怕也要干涉，不過我只想替他們指出這些書中的缺點與謬誤，引導他們去讀更精確的關於性知識的書籍。”
《性史》第一集出版時，張競生已經徵集到200餘篇文章，原準備繼續出版若干續集。但他一看社會輿論譁然，立刻取消了出版計劃，並且通知書店第一集也不可重印。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他已經落入一個百口莫辯的陷阱之中——上海等地的一些不法書商發現《性史》第一集非常暢銷，先是大量翻印，接著又盜用他的名義，連續出版所謂的《性史》續集。據張競生的兒子張超說，在1980年代，他在海外的華文書店中見到過《性史》第十八集。有位朋友說他曾看過第二十三集哩。張競生當時雖曾訴諸法庭，但更多的情況下是無法查出出版者，只能徒喚奈何。他於是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希望澄清事實，結果也收效甚微。世人大多以為《性史》連同所有的續集都是張競生所編印的。“賣春博士”的惡名由此而起。
而對於編印《性史》一事，他事後不久就一再反省思考，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十年情場》一書中，更是對此深自懺悔！他說：“總之，我在當時已知《性史》所犯的錯誤了，但因社會上的責罵與禁止，使我無法去糾正我的錯誤。在後我到上海開美的書店時盡是介紹藹理士的學說，至於該書所附的性史與我國人的性史一件不敢介紹。但可恨太晚了，性學淫書被人們混視為一途了，我雖努力改正我的錯誤，但已來不及了。‘性學博士’的花名與‘大淫蟲’的咒罵，是無法避免了。時至今日，尚有許多人不諒解。我的自責，我的懺悔，也極少得到人的寬恕了。朋友們，聽它吧！聽它命運的安排吧！我是習哲學的。哲學家應有他的態度：就是對不應得的名譽與毀謗，都不必去關心。但自痛改過與竭力向上，這些是應該的。”
《性史》出版不久，軍閥張作霖攻入北京，蔡元培去職，北大局勢驟變，張競生只得於1926年下半年離京去滬。據他自述，他為此決定脫離北大，就在上海與友人合資開辦了“美的書店”。也有人認為他是因為《性史》風波鬧得聲名狼藉，蔣夢麟恨他不聽勸告，一意孤行，故不惜破例解聘，因此才去上海的。“美的書店”由友人謝蘊如任總經理，張競生自任總編輯，另外請了幾位臨時編輯。開張之後，生意興隆，所編的各種書籍經常很快銷售一空。“美的書店”編印的書籍主要有三類：一、《性育小叢書》，這是從藹理士著作中所論各種性問題編譯而成，通常每個專題約一兩萬字。叢書採用平裝本，封面上都印有從巴黎公開出版物上取來的藝術裸體女像——這在當時是非常新鮮大膽的。又因叢書定價低廉，因而購者踴躍，非常暢銷。二、普通文藝類書籍，包括美學、宗教、藝術等。三、浪漫派文藝和文藝叢書，如《懺悔錄》、《茶花女》之類。
據當年在上海暨南大學唸書的溫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的回憶，在1928年的秋季，他們為了邀請名人演講，曾去拜訪張競生。“我們和他見面，正是他在上海四馬路青蓮閣附近創辦美的書店、出版《新文化》月刊、出版《美的人生觀》和《第三種水》等書，還介紹了英國藹理士那部性心理學書的時候。那時美的書店在不大講究佈置的新書店陣容中，的確算得是一間名符其實的‘美的書店’。它不但佈置得新穎、美化，就是所出的書籍，也另有一種風格，封面尤喜採用英國薄命畫家皮亞斯萊的插畫，使人愛不釋手。而且還打破了中國商店的傳統，在上海破天荒聘用年輕女店員，後來這種風氣才跟著慢慢傳開去。繼而創造社開辦的‘上海咖啡’，才聘用了女招待，但卻不像美的書店的女店員那麼一本正經，那麼有規有矩。雖然當年魯迅就曾嘲笑過，說是有顧客到美的書店去，對女店員調侃，語氣意義雖涉雙關，但女店員卻規規矩矩若無其事地照實回答。”這裡提到的嘲笑，是魯迅在《書籍和財色》一文中的說法：“……但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呆站著兩個青年臉白的女店員，給買主可以問她‘《第三種水》出了沒有’等類，一舉兩得，有玉有書。”
溫梓川說：“張競生開辦的美的書店，生意雖旺，但是官司卻打了十多次。每次開庭，報紙上總是連篇累牘地大事渲染，張競生的名氣能夠那麼響亮，那麼家喻戶曉，這未嘗不是一個原因。”又說：“我們在那裡等了不久工夫，張競生果然從外面進來了，他的個子並不昂長，只是很壯碩，跑路也是雄赳赳的，有點像歐洲人那種高視闊步的神氣。大概四十多歲的樣子，紅光滿面，神采斐然。……我們告訴他，我們很喜歡讀他主編的《新文化》月刊，他點點頭。我還問他，他編的《性史二集》、《性藝》等書，為什麼不在美的書店出版。他告訴我們，那些多是一些下流胚子冒用他的名字亂搞的東西，並不是他編的。他說著還慨嘆他的著述想不到會得到這樣相反的影響。”
“美的書店”雖然一度非常興旺，卻是好景不長，只兩年光景就關門歇業了。據張競生自述，是因為書店業同行嫉妒、惡意傾軋的結果。其實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他漸漸感到各方對他所施的壓力強大，連續不斷的官司也很厭煩，更不能忍受租界警方的勒索，因此忍痛把書店結束了。“美的書店”歇業後，張競生於1928年偕夫人褚松雪（褚問鵑）到杭州西湖遊覽，結果被浙江警方以所謂“性宣傳罪”逮捕，聽說是當時擔任浙江教育廳廳長的蔣夢麟向省府提議的，蔣夢麟表示：“我們以前在北大請他當教授，是請他教哲學的，他竟這樣搗亂，所以非懲治他不可。”當他被解往法院受審時，湊巧碰到國民黨元老張繼到杭州遊玩，問他何以狼狽至此，張以實情相告，經張繼的保釋，才釋放了事。當時張競生在國內一時幾無立足之地，幸得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原是他在黃埔陸軍小學時的同學的資助，再度赴法國，研究社會學和美學，並擬定了一個頗為宏大的譯著計劃。張競生抵法後，在巴黎郊外租了一處房屋作為工作室。卻不料陳銘樞去職，資助不再能夠獲得，譯著計劃無法實施，只譯出盧梭的《懺悔錄》、《歌德自傳》等數種。陳銘樞愧對老友，乃以私款15000元贈張競生，使他得以在國外過了幾年安定生活。
1933年他再回國時，主持廣東省政府的陳濟棠也是他的同學。陳濟棠給他一個“實業督辦”的頭銜，委他主編《廣東經濟建設月刊》，併兼廣州《群聲報》編輯。不過張競生此時似乎已經壯志消歇，逐漸下降為家鄉一個地區性的人物了。不久他回到饒平，做了一些組織修築公路、開辦苗圃之類的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汪精衛雖屢次函電邀約他到南京出任偽職，但均遭張競生拒絕。此時張競生是饒平縣民眾抗日委員會副主任。1941年他在浮山創辦饒平縣農業職校任校長，推廣農業新技術。他很早就意識到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舉足輕重的作用，還特別注意因地制宜，倡議在溝、澗、溪、河附近種植竹子和龍眼；在山阜、山窩之間廣植五穀及柑橘、菠蘿蜜；在半山之上種植杉林。1944年10月，他用6枚銀元打成一把連柄小銀鋤，鋤面刻有“日執鋤頭二、三小時，提神醒腦滋生無窮”字樣，上款為“蔣公委座留念”，下款為“張競生敬贈”，意在敦請蔣介石注重農業生產。1946年、1947年間，張競生擬組建“中華農民黨”，他北遊滬寧、東渡臺灣，可惜建黨未成。他先送農校師生20餘人及長子黃嘉到臺灣糖廠工作，並從臺灣帶回甘蔗良種。他謝絕留臺工作，決心與家鄉人民共進退。不久，他又渡海訪越南、柬埔寨、泰國和印度等國，鼓勵華僑團結自助，興學育才。曼谷華僑仰慕張競生之名，多次欲一睹其風采。於是他在東舞臺作了一次公開演講，題為“種植改良”。他建議對潮州柑橘的種植加以改良，使其質地超過美國的“花旗桔子”。有記者以“性學”相詢，張競生淡淡地回答：“年紀老了，不願再談此事矣。”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競生曾任饒平縣生產備荒委員會主任、廣東省林業廳技正、廣東省文史館館員等職。這一段安靜的晚年歲月，頗給人以塵埃落定、鉛華洗盡的感覺。張競生回首往事，整理舊稿新著，為後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場》由新加坡《夜燈報》社出版（大陸有1988年崑崙出版社的印本，但書名改為《情場十年》），《浮生漫談》由香港三育圖書文藝公司出版，《愛的旋渦》由香港《知識》半月刊社出版。據說他在1960年還完成了哲學著作《系統與規律的異同》、《記憶與意識》。但是他終於未能躲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劫，他被扣上“反動權威”等帽子，遣往饒平縣鄉間勞改。1970年他在“牛棚”夜讀，突發腦溢血，翌日即去世，終年82歲。10年後，他的遺骨由其子移葬故鄉。
張競生的一生，是中國文化悲劇的縮影。他曾經是思想的先行者，但科學要戰勝矇昧，除了需要膽識，也需要時間。張競生在當時無疑是走得太快了，也因此遭到誤解和罵名。成也《性史》，敗也《性史》。但他似乎沒有為他的追求而後悔過。後來他在《兩度旅歐回想錄》中有一段自我辯白，頗堪玩味。他說：“有人要這樣問：‘既是學者，又有錢遊歷全世界，別項學問又那樣多，偏去考究那個穢褻的陰戶問題，實在太無謂吧！’現先當知的是對這個問題的觀察點，常人與學問家，根本上大不相同。常人不肯說，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學問家則一視同仁：他們之考究陰戶與別項性問題，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運行，日月出沒一樣。這個並無所謂穢褻，與別種學問並無所謂高尚，同是一種智識，便具了同樣的價值。且人生哲學孰有重大過於性學？而民族學、風俗學等，又在在與性學有關。學問家，一面要有一學的精深特長；一面，對於各種學問，又要廣博通曉。無論哪種學問，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問題。”
有人稱張競生是中國人口學和性學領域的拓荒者，這大抵不差。他倡導節制生育比馬寅初要早出許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驅中的先驅。學者彭小妍認為他提倡性美學，以生理衛生課本的語言，公然分析男女性器官的構造和功能、女性性反應等，用意是打破一般人對性的羞恥感，使人瞭解性交的目的不是生理發洩，而是感官色慾的享受，使男女雙方由“肉”的享受達到“靈”的昇華境界。但他卻宛如人間蒸發般地消失了半個多世紀，他的著作在圖書館中也難以尋覓，直到1998年才有《張競生文集》上、下兩冊的出版。
他曾說過：“譭譽原無一定的。凡大思想家類多受詆於當時而獲直於後世者。”人們遺忘他半個多世紀了，是該重新認識他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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