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20年代末，靠煙賭發家的上海“大亨”杜月笙開始涉足金融界。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之間從互不干涉到相互結交，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互惠互利是雙方結交的本質。憑藉幫會勢力基礎、政治關係背景和高明的手段，杜月笙成功進入上海銀行家的陣營，並與錢新之、徐寄廎等人頗有私交。在國民黨和上海銀行家之間，杜月笙主要承擔了“政府代言人”的角色，他與上海銀行家曾在很長一段時期成為國民政府的同盟者，他們的離心加速了國民黨的垮臺。
杜月笙
1920年代起，上海幫會出現了新特徵：在繼續從事煙、賭、娼的同時，開始投資和經營各種正當行業，尤其是娛樂業。在幫會尋求行當轉型的過程中，野心勃勃又善於審時度勢的杜月笙卻獨樹一幟，他把觸角伸向了金融、工商、文化出版業，這為他日後飛黃騰達奠定了紮實的根基，從而使他超越黃金榮、張嘯林，成為在上海灘呼風喚雨的“通天教主”。杜月笙首先涉足的是銀行界，目前學界對此關注不夠、研究較少。關於杜月笙插足銀行界，在相關幫會、民國金融研究的書籍中有一些或詳或略的介紹，像杜月笙與中匯銀行、通商銀行以及銀行家的關係，杜月笙和上海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也有一定闡述。但是，關於杜月笙如何結交上海銀行家、雙方關係的變化以及杜月笙在上海銀行家和國民黨之間扮演的角色等問題，尚有研究的空間和必要。
一
1920年代起，上海幫會開始向合法行業發展。這是幫會應對外部生存環境和時勢變化的“識時務者”的舉動。由於不能像以前那樣肆無忌憚地從事煙、賭、娼等行業，他們力圖通過經營、投資正當行業謀取經濟利益、拓展勢力空間，儘管有時不免存在“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在其他人涉足酒樓、浴室等傳統行業的時候，杜月笙首先選擇了銀行業並闖出了一番天地。這既是時勢的逼迫，也反映了杜月笙的機智與敏銳。1920年代末期，杜月笙在法租界已擁有強大勢力，但1931年法國撤換了駐滬總領事和警務處總監，並開始整頓租界煙賭糜爛現象。杜月笙被免去華董一職，並被要求撤走在法租界的賭場與鴉片館。此事給杜月笙較大打擊，儘管他以後仍然有能耐在華界獲取煙賭的暴利，但他強烈認識到“舊行業”的不穩，租界當局的縱容和庇護並不是“保險箱”，“轉行”的意願更加堅定。1931至1932年國民黨出現統治危機。蔣介石在內外交迫中被迫宣佈下野，隨後的孫科政府也僅維持了一個月即倒臺，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機使杜月笙感到有必要加強同相對穩固的地方政治勢力的聯絡。此時，上海銀行業處於迅速發展階段，銀行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因此，躋身銀行界，與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銀行家建立密切聯繫尤顯重要。
杜月笙比其他幫會頭面人物站得高、看得遠，正如有學者說“幫會成員進入合法行業，不自杜月笙始，但在杜月笙手中逐漸發達起來，並走向頂峰期。”涉足銀行業、與銀行家建立密切聯繫是杜月笙走向頂峰的極為關鍵的一步。從杜月笙個人角度來看，他與上海銀行家之間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的變化：
1.互不干涉
早年的杜月笙，從十六鋪的小混混努力向上爬，走的是黑道路線。銀行家幾乎個個吸了洋墨水回國，以發展國內銀行為己任，走的是正當的商業路線。兩者涇渭分明。
身份、地位的不同使銀行家一方面對杜月笙等幫會人物多敬鬼神而遠之，另一方面在骨子裡還鄙視他們。銀行界巨頭錢新之早年對“大亨”不屑一顧，曾說“我們做銀行業務的人，跟外間的接觸甚多，但是對於這些勢力圈中的人，老實說，既不能臭味相投，也不願引以為友，更何況折節下交！”銀行界另一巨頭陳光甫對幫會勢力，原來也是抱適當敷衍的態度。因此，除了通過幫會勢力與個別銀行家有少數接觸外，在杜月笙涉足銀行界之前，他與銀行家（群體）之間處於互不干涉的狀態。
2.主動結交
1929年，杜月笙創辦了中匯銀行，這是杜月笙“生平第一次規規矩矩辦的事業”，是他邁向銀行界的起點。此時的杜月笙已經是堂而皇之的中匯銀行董事長，為他深入銀行家陣營提供了一個很有利的平臺。為了經營事業和人際關係，杜月笙改變了原有的生活作息習慣，當時給杜裝煙的鬱詠馥回憶說：“杜在開中匯銀行以前，每天起身很遲，煙癮也很大。中匯銀行開設後，他在社會的活動越來越頻繁，每天總在上午九時前起身，鴉片也不多抽了。”在杜月笙的主動結交下，他與銀行家建立了廣泛的聯繫。1934年中匯大廈落成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陳光甫將50萬兩白銀存入中匯銀行，讓杜月笙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1936年與江浙銀行合併是中匯銀行發展中的大事，銀行內部承認“本行自合併後實力較厚，規模粗具，又得各大銀行之聯絡，彼此聲氣相通互有存款往來，信譽既上，發展可期”，當時銀行界的知名人物如錢新之、唐壽民、陳光甫、吳啟鼎、周文瑞、吳蘊齋等都成為中匯的董事，經理之職由徐懋堂擔任。由此可見杜月笙已與一批銀行家打得火熱。在此過程中，中匯銀行的橋樑作用不可小看，杜月笙高明的交際手段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儘管銀行家不願意與幫會扯上關係，但殘酷的社會現實“教育”了他們。隨著聲譽日隆和錢袋鼓起，銀行家成為上海灘綁架勒索的重要對象。1928年中南銀行總經理胡筆江突遭綁架，後由親友集資贖回。1929年，上海的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朱成章同張嘯林因租用靜安寺土地發生矛盾，張嘯林派人持槍綁架朱成章，開槍將朱擊成重傷，並勒索了鉅額贖金，朱被放回後終因傷重不治身死。陳光甫對幫會勢力原來抱適當敷衍的態度。但有一次，有個幫會集團從濟南上海銀行倉庫裡偷了2000餘擔棉花運滬，集團的頭子向他的幫會師父張仁奎報告。由於張的協助，上海銀行收回了這批被竊的棉花。因為這件事，陳光甫和張仁奎換了帖子，成為異姓兄弟。出於生命財產安全及自身利益的考慮，銀行家紛紛投拜幫會頭目。如交通銀行總經理錢新之、上海銀行分行經理徐爾康，投入張仁奎門下。中南銀行的胡筆江、金城銀行吳蘊齋、大陸銀行張慰如等一干人，投拜樊寶瑜。杜月笙的輩分雖不及張仁奎、樊寶瑜（兩人皆為清幫“大”字輩），但至1930年代杜月笙的實力已相當強大，所以論實力以他為首，銀行家更樂意與他“稱兄道弟”。
1930年代中期是杜月笙生涯中的輝煌時期，這時他儼然成為“金融家”，躋身於資產階級行列，併成為其中的“領袖”人物。當時有五大團體作為上海資產階級對政府建議或對外陳說的代表機構，重要性、權威性以市商會為首，地方協會次之，銀行工會、錢業公會、航業公會次之。試看杜月笙在這五大團體中的職銜：1934年榮任地方協會會長，1935年成為上海銀行公會理事，1936年由上海市商會常務監察升至常務理事。儘管在商會中任常務監察或常務理事，但其權勢顯然超過了他的職位。因為市商會的領導成員中，許多人是唯杜馬首是瞻的，會長王曉籟拿杜的“津貼”，總幹事、執行委員、商務主任駱清華及王先青等人更是杜月笙的弟子。
上海銀行公會在銀行界的地位不言而喻，1935年10月杜月笙擔任上海銀行公會理事，標誌著杜月笙成為與陳光甫、錢新之等一樣舉足輕重的銀行界領袖。至1930年代末，杜月笙擔任了中國銀行董事、交通銀行董事、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中匯銀行董事長、浦東銀行董事長、國信銀行董事長、亞東銀行董事長。杜月笙在銀行界已牢牢紮根，再憑藉他當時的權勢背景，可以說在銀行界他比其他的領袖更有話語權。
杜月笙從最初與上海銀行家互不干涉到後來成功躋身銀行界，這也是上海銀行家對杜月笙從不願結交到最終承認並接納的過程。雙方關係的變化反映了他們在面對上海灘紛繁複雜的形勢下所作出的姿態，但不能否認互惠互利是雙方關係發生轉變的本質。杜月笙的舉動使幫會在上海的活動公開化、合法化甚至紳士化，而杜月笙在其中也獲利頗豐，“後來進入工商企業，並做商會會董、工業總會理事長，平步青雲，都由交納這輩自命為金融領袖所致”，(13) 杜月笙在謀取利益、擴張勢力的同時獲得了自己一直想改變的身份、地位。他在1936年曾說：“我原來是強盜扮的書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現在是曲蟮修成了龍，在社會上有些地位了。”銀行家結交了杜月笙這個海上“霸主”，就等於有了一頂保護傘，有了一座靠山。抗戰前夕，徐寄廎因為通易公司投機失敗而倒閉（徐和研究系黃群交往密切，擔任了黃所辦的通易信託公司董事長，黃群避匿無蹤）遭到存戶們的追債。徐積蓄不多，無法償還債務，因而十分窘困。後來經杜月笙調解才得到解決。周作民在抗戰勝利後曾遭戴笠手下關押，親友、行員即電告張群和杜月笙，兩人隨即給戴笠打電話，戴說不知此事，令手下釋放了周。銀行家生命財產安全和利益的追逐，都離不開杜月笙的保護和支持。
二
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不得不承認，杜月笙之所以成為“通天教主”，與他八面玲瓏的交際手腕和處事風格有著很大的關係。運用各種手段，杜月笙成功打入了銀行家這個有著強烈地域和等級觀念、壁壘森嚴的群體。
杜月笙結交銀行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曲線迂迴
大約在1930年，杜月笙交給他的兩位智囊人物——楊志雄、楊管北一個任務：每天中午時到上海銀行公會附設餐廳。為什麼要到銀行公會附設餐廳呢？原來這裡是銀行鉅子、金融業者碰頭聯絡、商量事情、交換情報和結交朋友的場所。瞭解銀行界信息尤其是結交銀行家成為兩楊的核心任務。這樣連續兩年多，二楊幾乎和所有的銀行鉅子、金融領袖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2.一箭雙鵰
綽號“多子王”的王曉籟與杜月笙有老交情，但真正共事是從開發魚市場起。1933年，政府籌辦魚市場，王曉籟任籌辦主任後為總經理。但麻煩、糾紛增多，漁民不肯合作，王無可奈何，請杜出馬。其實杜月笙對魚市場覬覦已久。杜投資入股，任董事長，仍請王任總經理。後來經杜大力支持，王登上市商會會長的寶座，對杜感激涕零。杜王二亨從此成了搭檔。別人問為什麼鼎立幫助王曉籟，杜月笙說：“他做，等於我做。”杜對王的幫助使王對杜言聽計從。另外，杜還有另一層心思。商界聞人王曉籟交遊的都是資本家、銀行家、工商界高階層人士，杜月笙深知自己先天的缺憾，便利用王曉籟，作為獲登彼岸的橋樑
3.投桃報李
1930年，杜月笙心腹蘇嘉善臨死前託杜把他的兒子送到上海銀行去工作，杜聽罷，當時就感到為難，若是其他銀行，立即就能拍胸脯打包票。上海銀行任用人員，一律招考，從不賣面子、講交情，這在上海灘是出了名的。這時的杜月笙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陳光甫素無聯繫。面對將死的老友，杜躊躇半晌方才勉強答應。杜託人找陳，誰知陳光甫爽快答應。對於陳光甫的爽快，杜月笙心裡有數。1931年9月上海銀行發生擠兌風潮中，杜月笙施展自己的能量，給予陳光甫一定幫助。一次生，兩次熟，杜月笙與陳光甫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
4.順水推舟
1934年底，胡筆江任董事長的中南銀行因民生紗廠欠兩百萬元債務不還準備接收該紗廠。杜月笙、張嘯林在民生紗廠各有股本五萬元，紗廠創辦人徐採丞在這上面動腦筋，噱動張嘯林找人投資從而達到讓民生紗廠繼續維持下去的目的。後來杜月笙從中稍做“活動”，中南銀行退還杜、張兩人的股本外順利接收民生紗廠。自然，胡筆江與杜月笙之間有了一筆交情。
5.化解糾紛
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私人斥資所開的國華銀行存有1932年十九路軍“一·二八”抗戰期間收到的各界鉅額捐款。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參加了反蔣“福建事變”，國華因此遭到上海銀行界一些人的攻擊。為此甚至專門在某次“群眾集會”上，通過了沒收國華資本，勒令停業整頓的所謂“民眾決議”。唐壽民慌了手腳，急挽錢新之向杜月笙通融。經過杜月笙的疏通，將對國華不利的“民眾決議”中的關鍵條款在見報前的最後一刻從版面上抽掉，圍繞國華銀行的風波很快平息了下來。
憑藉雄厚實力、利用各種手段，杜月笙成功結交了一批銀行家。杜月笙高超的交際和處事手段也顯露無遺。曾是杜月笙合作伙伴、後來留在大陸的範紹增回憶道：“別人有事要找他幫忙，只要以後能從這人身上找回本錢，他總是很痛快地答應下來，暫時賠點錢，他也肯幹。他常常向我談什麼要從遠處著眼，不要只看眼前，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別人時，也往往能夠順手。他善於揣摩別人心意，能根據不同類型性格的人，運用不同的手法去對待，使一些人和他見面後，總愛與他交往。” 應該說高超的交際手段是杜月笙“朋友遍天下”的重要原因。另外，從下面這個例子中還可以發現杜月笙為人所不知的交友方式：川鹽銀行上海分行開張，杜月笙、顧嘉棠等人一同去道賀，在汽車上杜月笙喘病大發，幾乎連氣都回不過來，他稍許好轉一點後，仍堅持前往。到達目的地，川鹽銀行董事長劉航琛知道後沒有讓他下車便請他回去了。
在杜月笙的主動結交下，張嘉璈、陳光甫、唐壽民、錢新之、徐寄廎、徐新六、李銘、胡筆江等銀行界的上層人物都和他有了或多或少的交情。關係總有深淺，值得注意的是，杜月笙結交到了兩位好友——錢新之和徐寄廎。錢新之早年對幫會人物有看法，但後來他與杜月笙成為朋友，兩人私交相當好，“杜推錢為老大哥，錢稱杜為有肝膽、有俠氣、夠得上的知友”。上海淪陷後，錢、杜赴港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和賑濟委員會第九區賑濟事務所，以救濟名義中飽不少。後來，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兩人先後移居重慶。錢新之在很多方面都比較照顧杜月笙，除在市區給他準備住處外，還用交通銀行的錢在郊區建了一座小洋房。他們兩人合夥先後開辦了“中華實業信託公司”、“通濟公司”。這兩家公司得到戴笠在交通、檢查等方面提供的方便，專發“國難財”。在杜月笙生命進入垂危之際，錢新之伴其左右，併成為其遺囑見證人。杜月笙與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譽為“金融界之蓮花”的徐寄廎的關係也非同一般。徐寄廎和杜月笙都是當時上海市商會的常務理事，“兩人交情頗深”，這是時人對他們兩人關係的看法。錢新之、徐寄廎甚至成為杜月笙智囊群的核心，當1948年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被蔣經國拘捕（蔣經國用投機倒把、擾亂市場的罪名把他扣押），杜月笙立即打電話給錢新之、徐寄廎、章士釗、陸京士等，邀請他們來杜宅商量。 關於杜月笙與錢新之、徐寄廎之間的關係，從雙方來往函電中也可反映一斑。1942年秋冬，避居重慶的杜月笙在開設了中國通商銀行重慶分行後，又以響應國民政府開發大西北為名，赴川陝遊歷考察。在一個半月的考察期間，杜、錢來往函電共有8件。 1946年1月至11月，兩人來往函電多達19件，內容廣泛，如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情況，戰後吳蘊齋等人因漢奸罪被捕後的營救，以及參與募捐、賀壽等社會活動的情況，1946年10月中旬至1947年3月杜月笙和徐寄廎來往函電共11件。內容涉及：杜邀請徐參加商報出版社第二次董監聯席會議、加入為黃金榮賀壽發起人名單，以及徐寄廎在給遠在香港的杜月笙的函稿中詳細描述了國內金融市場、上海經濟情形，還為中國通商銀行五十週年題詞等。 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的寓所病死，錢新之、徐寄廎作了輓聯，錢新之的輓聯是：“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其歿也可祭於社；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微斯人我誰與歸？”徐寄廎的輓聯則為：“遠近交遊同聲一哭；平生事業自有千秋！”有人說他們之間純粹是利益關係，但事實表明不是這麼簡單，杜月笙與錢新之、徐寄廎之間產生的公情私誼不能被一概抹掉。
三
在杜月笙與銀行家結交的背後，不能忽視國民黨政權這股力量的介入。杜月笙、上海銀行家、蔣氏政權三者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
銀行家曾給予蔣介石政權的建立以經濟支撐，蔣氏政權視銀行家為同盟，但當二者的分歧日益顯著時，蔣氏政權控制銀行家為己所用的意圖日趨明顯。此時，杜月笙成為蔣介石心目中控制上海銀行家最合適的人選。布賴恩·馬丁在《上海青幫》研究中提到，1932年之後，“杜月笙被國民黨政府所吸收，成了新的階級合作主義體制在上海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在蔣氏政權與上海銀行家之間，杜月笙充當了“政府代言人”的角色。
1933年10月，宋子文辭去了財政部長的職務，繼任者是孔祥熙。財政部長人選的變動標誌著蔣氏對銀行家的控制開始真正實施。1935年，以孔祥熙為代表的蔣氏政權利用世界白銀危機對中國工商銀行界的強烈衝擊發動並很快完成了蓄謀已久的金融統制。在整個過程中，杜月笙與蔣氏政權通力合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35年2月13日，杜月笙召集上海市商會代表、銀行業公會、錢業公會代表進行會談，建議由銀行負責貸款救濟工商界，從而把救濟工商界的“燙手山芋”踢給上海銀行界。2月28日，在一次會議上，杜月笙再次主張成立三行小組，孔樣熙也通過電報繼續催逼銀行界接受。3月初，孔祥熙到上海，與地方當局、杜月笙及銀行家多次召開會議，催逼上海銀行家擔起救濟責任。之後，孔樣熙以銀行家不願提供所需的救濟為藉口，突然宣佈政府必須接管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很快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控制於政府。在6月份政府對中國通商銀行的接管中，杜月笙發揮了更為明顯的作用。杜月笙在1932年即已成為通商銀行的董事，那是幫助傅筱庵撤銷國民黨對他的通緝令，傅從大連返回上海後重掌通商銀行後對杜的報答。傅筱庵沒有料到的是，此舉無疑在銀行內部安了一顆定時炸彈。在1935年夏季的擠兌風潮中，通商銀行無力應對，決定把新近落成的通商銀行大廈出售得款維持。傅筱庵央求杜月笙，請求收購，杜與孔祥熙洽談後，孔讓宋子良出面收購，接著通知傅筱庵，購置大廈的款首先償還通商銀行對中央銀行的欠款。這一招讓傅筱庵措手不及，只好拱手將這所銀行大廈送給宋子良接管。之後，杜月笙大肆宣佈通商銀行即將倒斃的謠傳，在內外交困之下，傅筱庵表態願意下臺，並請杜月笙出面維持殘局。通商銀行被控於杜月笙之手，不久成為官商合辦的銀行。
隨後在國民政府法幣改革發行準備管理過程以及延期償還公債中，杜月笙在蔣氏政權與上海銀行家之間依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1935年9月，國民黨進行法幣改革，杜月笙成為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的委員之一。1936年2月，孔祥熙宣佈計劃要延期償還公債，銀行家和持券人對該計劃極為憤慨，但在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的一次會議上，“因為有杜月笙、張嘯林兩人在座，所以會議就只好乖乖地接受了孔祥熙的計劃”。
我們可以看到，在國民黨金融統制過程中，杜月笙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杜月笙的參與掃除了來自上海銀行家們的障礙，當然杜月笙也名利兼收。他被國民黨任命為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的董事，併成為通商銀行的董事長。杜月笙掌控通商銀行後，憑藉他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經營公債投機得到了鉅額利潤，1937年證券盈利達37.8萬元，佔全行整個盈利的四分之一。杜月笙自己的中匯銀行是1935年以後一直享有很肥厚的利潤的少數幾個私人銀行中的一個。
關於杜月笙在國民黨金融統制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以往研究強調杜月笙的幫會勢力背景及其對上海銀行家的震懾力。確實杜月笙的幫會勢力背景很突出，這是連國民黨也必須重視的因素。國民政府經濟顧問李滋·羅斯反對讓杜參與法幣改革事宜，孔祥熙告訴李滋·羅斯：“杜毫無疑義是一個大投機倒把分子，他也是個黑幫的大頭目”，“在上海，杜的手下有十多萬人，聽從其命令，他隨時可以給你製造出騷亂來的”。對於杜月笙的幫會勢力，上海銀行家當然清楚，與杜月笙作對，那就別想在上海灘混下去。但除了對銀行家們的震懾之外，也必須考慮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的私人關係。根據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的一份報告，孔祥熙請杜月笙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股東談判，因為“這些股東和杜關係融洽，對他十分信任……”也許，這份報告有些言過其實，但不能否認的是杜月笙此時已經與上海的很多銀行家建立了相互合作、利用的關係。
杜月笙、上海銀行家與蔣氏政權之間有過矛盾，但因為大方向的一致，雙方在很長一段時期都是蔣氏政權的同盟者。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一起參與了社會、經濟等事務，有時是作為蔣氏政權的爪牙。如“七君子”事件中，國民黨通過杜月笙、錢新之二人向沈鈞儒、史良等人進行勸降迫降活動，抗戰前夕杜、錢兩人奉命共同在上海主持戰前政府幹部訓練，抗戰全面爆發後，“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等意在控制地方群眾運動的社團，大多由杜、錢領銜等等。當然，他們有時也為民族出力，最值得稱道的是徐寄廎和杜月笙策動及成功安排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組織並在香港《大公報》揭露汪日密約，其中杜月笙的作用尤其明顯。
杜月笙、上海銀行家與蔣氏政權的蜜月期，到1948年國民黨在上海施行經濟統制措施時基本結束，利益衝突是主要原因。抗戰結束後，杜月笙已經明顯感到蔣介石對自己的有意排擠，意識到自己對國民黨的作用已經減到最低。金圓券發行前夕，蔣介石把杜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頭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談。範紹增回憶道：杜月笙回滬後便對他說，“這是蔣介石在打招呼，希望大家幫他忙進一步搜刮。杜對蔣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想幫忙也幫不上”。可見這時的杜月笙並未真正與國民黨離心，最重要的導火索是杜維屏被蔣經國拘捕，這使杜月笙與國民黨發生了正面衝突。而蔣經國的“打老虎”活動也引起了上海銀行家群體的反感，除了李銘、周作民與蔣氏政權有過正面衝突外，其他一些銀行家對國民政府的信心也已開始動搖，關係雖未至於破裂，但正如陳光甫所說，已經是“若即若離”了。 杜月笙、上海銀行家與國民黨關係的變化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國民黨垮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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