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進入春秋戰國分野的關鍵階段，晉國公室地位的衰落已經不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了。正因為所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少，史料的記載也難免會錯漏百出，以至於當我們回看這段歷史的時候，竟然發現就連晉出公的生卒年歲都成了不解之謎。
晉出公出奔年歲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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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對於晉出公在位時間有很多種不同的記載，其中人們最常提到的說法是出自於《史記·晉世家》：
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範、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
出公十七年是公元前458年，這一年智瑤夥同三卿瓜分了範氏、中行氏的土地，引發出公不滿，因而欲聯結齊、魯討伐四卿。未成想四卿先下手為強，將出公趕出了國境，以至於堂堂晉君身死異鄉，使得晉出公成了有晉建國以來死相最難看的一任國君。出公死後，四卿擁立昭公的曾孫驕為君，是為哀公。
《晉世家》並沒有明確說明出公去世的時間，只是在下文中指出：
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並其地。
三晉瓜分智氏邑的時間是在公元前453年，以此倒推哀公元年是在前456年，也即出公是在出奔的次年，也即前457年去世，在位時間一共十八年，這個時間與《六國年表》的記載是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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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同樣是在《史記》裡，《趙世家》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為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
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範、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
據以上的敘述，趙無恤於出公十七年即位，按照逾年改元的習慣，趙襄子元年便是出公十八年，也即前457年。襄子四年，四卿瓜分範氏、中行氏故地，致使出公奔齊而亡，以此推算，晉出公在位的時間至少有二十一年。
若是以這種方式計算，整段歷史的時間線都會出現很大的擾動，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晉陽之戰的整個進程都要推後四年，也就是說戰爭爆發的時間要推到前451年，這與我們通常的認知顯然是不符的。
當然了，趙家人素來善於篡改歷史，有關趙無恤即位時間的推斷後文會提及，這裡我們只需要記住出公在位的時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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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述記載不同的還有《竹書紀年》（古本），其中提到：
二十二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並其地。
二十三年，出公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
《竹書紀年》的記載與《史記》有兩個重大差異：
其一是出公出奔是在晉陽之戰結束、三晉瓜分智氏邑之後，其目的地是楚國而非齊國，在位時間一共二十三年；
其二是繼出公之後即位的是昭公之孫（而非曾孫）敬公（原為懿公，因晉朝避司馬懿之名諱而改為敬公），其中並無哀公一說。
智瑤主持瓜分範、中行氏邑，其事確實否？
在不同的史料中，關於出公在位時間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這裡我就採用最為常見的三種來分析。這其中，有兩種說認為出公之死是在晉陽之戰之前，只有《竹書紀年》採用了戰後出奔的說法。
而歷史上有關晉陽之戰的敘述，大都是建立在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出奔、十八年去世的基礎之上的，若是這個時間被顛覆了，那麼整個晉陽之戰的過程都必須要改寫。因此釐清出公出奔的真實時間，對於理解晉陽之戰的前因後果至關重要。
好在前人已經為我們做了不少的工作，如錢穆、楊寬等學者均認可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而對《史記》中的記載存有懷疑態度，在這裡我們無需再重複驗證。
不過需要一提的是，無論是支持哪種觀點，學者們對於發生在晉出公十七年的事件——也即四卿瓜分範氏、中行氏土地的敘述——大都深信不疑，然而筆者對此卻持懷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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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最大的疑點在於，晉國曆史上發生過數次劇烈衝突，每次衝突過後，失敗者留下的封邑便很快會落入他人之手。比如據《左傳·成公八年》載：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下宮之役後不久，晉景公將趙氏封邑賞給了祁奚，後因韓厥的勸諫才收回成命。從轉封趙氏邑到重封趙氏孤兒，整個過程前後相距不足一年，可見晉人在處理趙氏封邑問題上是何等雷厲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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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欒氏滅族之後，關於欒氏土地的瓜分也很快就展開了，據《左傳·昭公三年》載：
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範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欒氏滅族發生在晉平公八年（前550年），而範宣子去世的時間則是在平公十年（前548年）前後，這也就意味著，欒氏敗亡還不到兩年，有關戰後土地分配的事宜便已經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與此同時，趙文子為了宣示自己領有州縣的合法性，以州縣曾隸屬於溫縣為由，提出“溫，吾縣也。”——而這裡的溫縣，早年又是郤至的封邑。郤氏滅族發生在晉厲公七年（前574年），兩者時間差不過二十餘年，溫縣便已經落入了趙氏之手，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六卿對郤氏土地的分割恐怕早已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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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都是在君主權威未完全衰落的時候，六卿便已經如此明目張膽，等到君主權威完全讓位於六卿，會發生什麼情形可想而知。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
晉頃公十二年（前514年），祁氏、羊舌氏受智躒陷害，被先後滅族。僅僅一兩個月後，其封邑便被劃分為十個縣，由六卿瓜分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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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到，這些掌握了實權的政客們對於土地的渴求素來是急不可耐的。一個家族一旦退出了歷史舞臺，其餘家族便會像餓狼撲食一般，在極短的時間內將他們龐大的資產撕裂分割、瓜分殆盡。
然而奇怪的是，範氏、中行氏之亂結束後，情形卻有些不同。這場戰爭結束的時間是在晉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而私分土地的時間卻是在晉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前後時間相差三十餘年。
在這三十多年間，四卿放著大片的土地不要，都唱起了溫良恭儉讓，演起了君明臣賢、父慈子孝，將兩家的資產全部上繳給了公室——這也太不符合他們的一貫風格了。
古代的很多學者實際上早就意識到了這個疑點，但他們並不打算改變傳統的敘事方式，因此在著書之時便有意忽略（亦或者縮短）這個時間差，以便讓整個故事變得更加合理。
比如在《 》豫讓的故事中，史料便全然不顧範、中行氏與智氏滅族前後相距四十年的事實，將豫讓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先侍奉範、中行氏，後侍奉智氏，智氏滅族後為舊主報仇的形象，這恐怕就是人們刻意縮短兩者時間差所造成的結果。
與此同時，他們還將伐滅範氏、中行氏的功勞，及瓜分其地的責任也都一股腦地退給了“知伯”，把趙、韓、魏三家全塑造成了打醬油的角色。即便如此，他們還尤感不足，特意加上了“知伯遂有範、中行地，最彊”這樣的字句，以顯示出公的逃亡全是他智瑤的責任，與三家無涉。
結語
然而事實上，當我們推翻了出公十七年而亡的結論，相應的所謂“知伯與趙、韓、魏共分範、中行地以為邑”的邏輯便已經站不住腳了，史料中與之相關的敘事，不過是“趙、韓、魏共分智氏邑”的變體。無論人們如何擺佈這些字句，範氏、中行氏土地瓜分的進程都不可能延遲到智瑤執政的時候才緩緩執行，致使晉出公逃亡的罪狀也不應該扣在一個無辜者的頭上——這恐怕是我們對智瑤最大的誤解了吧。
透過以上疑點，我們大體上可以做出這樣一個推論：智瑤挾哀公以令諸卿的事件，或許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是勝利者——也即分晉建國的趙、韓、魏三國——為了抹黑失敗者而編纂的謊言。
當原本負有原罪的三卿成了各據一方的諸侯，他們有動力、也有能力去篡改歷史，以使得自身的權力更具合法性。這種現象在春秋的史料中並不罕見，在此後的歷史中更是會不斷上演，這些都是需要細心斟酌的地方。
砸碎一箇舊世界，是為了創造一個新世界。
既然過去的史料不可全信，傳統的解釋不可照搬，那麼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究竟什麼樣的姿勢才是合理的呢？接下來，我們的任務便是通過有限的史料，對晉陽之戰的全過程進行一個覆盤，重新對導致戰爭勝敗的因素進行分析，以儘可能地恢復歷史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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