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衣冠改制，很多人第一反應是滿清入關後殺氣騰騰的“薙髮令”，此後三百年間，長袍馬褂加上一根拖在腦袋後面的長辮子，成了中國人的標準樣式。
那麼，元朝的時候，蒙古人入主中原期間，有沒有推行衣冠改制呢？
蒙古人在統治時，奉行“因俗而治”的原則，除了官吏的公服以外，並沒有對服飾進行強制性的規定。但在民間，蒙古人的衣冠髮式等影響力極其強大，以至於明代初年反覆下詔對“胡服”予以清理整頓，從而“復中國之衣冠”。
一、官場上胡服一統天下
在蒙古人統治時期，有不少漢人為了攀附權勢，主動改用蒙古習俗。
比如1275年，南宋德祐元年，江西制置使黃萬石投降，主動“削去頂發，三搭辮髮，領韃賊深入”；元軍進攻嚴州的時候，守官方回也主動“韃帽氈裘”，迎降於30裡之外。
元代初年，遺民詩人鄭思肖就親眼見到江南漢人官吏“騌笠氈靴搭護衣，金牌駿馬走如飛”，其中騌笠、氈靴都是蒙古人常用之物，搭護，則是一種便於馬上馳騁的半袖蒙古袍。
二、民間自發更改
除了官場上的衣冠改制，還有民間的自發更改，而這才是推動衣冠改變的強大暗潮。
元代統治中原期間，廢除科舉制，傳統儒生科舉入仕的道路基本被堵死。要想當官，最重要的是兩點：“根腳（家世背景）”、族群出身。
而這兩點，恰恰為南方文人所缺乏，所以，為了和蒙古官長套近乎，很多人主動在衣冠髮式方面向蒙古人看齊。
鄭思肖曾經感慨江南民眾熱衷於蒙古習俗，“今南人衣服、飲食、性情、舉止、氣象、言語、節奏，與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
明代初年著名文士王禕回憶時，感慨地說道，“元既有江南，未數十年，宋之遺俗，消滅盡矣。為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很難有人堅持自己，“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
千方百計討好蒙古官長，無疑會有收穫，比如無錫人錢世良“言、貌悉似蒙古，故太師帖木真兒見愛，遂以女妻之”，而錢世良也因此加官進爵，成為廣東宣慰司副元帥。
靖難忠臣之一的方孝孺，在一位儒生的墓誌中也提到，元代統治期間，江南文人普遍都“世俗淪為胡夷，辮髮椎髻”。
所以，有元一朝，儘管沒有來自上層的強制法令，但上至官員、下至庶民“其發或辮、或打沙練椎，庶民則椎髻”，模仿蒙古風俗，削髮垂髫已經成為極為普遍的社會風俗。
三、明代初年的改革
1、髮式
朱元璋即位後，為了申嚴“華夷之別”，對於頭髮樣式的要求極為嚴格，“士民皆束髮於頂”。
甚至連某些與蒙古髮式相近的也要受到牽連，據《南京刑部志》錄有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的榜文：
內使剃一搭頭。如有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閹割，全家遷發邊遠充軍。剃頭之人，不分老幼，罪同。
其實，頭頂剃光，直流額前一朵頭髮被稱為“一搭頭”，是漢族兒童古已有之的髮式。
不過，在明代初年的大背景下，只不過因為和蒙古人髡髮樣式相類似，因此被嚴格禁止。
法令中，所提到的允許“內使”剃一搭頭，即允許內廷宦官剃一搭頭，並非給予其特權。
而是因為明代初年，宦官大部分來自前元舊官，其中有相當多的是被俘蒙古官員後代。此外，還有很多色目、女真、高麗等族群充任宦官。
朱元璋鑑於前代太監干政的惡果，一再強調只允許宦官承擔宮廷力役，命令他們留這種髮式，是為了顯示其“賤虜”身份而已。
2、巾帽
正因為元代統治期間，胡人衣冠變得非常普遍，以至於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二年和洪武二十四年，連續兩次“申嚴巾帽之禁”，
“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外出許戴帽子，入城不許；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其中，就連對何人、何時、何地可以戴雨帽、帽子、斗笠這種小事都不厭其煩的加以規定，可見蒙古習俗的強大慣性。
3、衣裳
蒙古人為了便於騎馬而採用的“辮線腰褶”、“袴褶窄袖”被一律禁止，此外，兩截胡服也被“禁止官民步卒人等用”。
朱元璋要求官員穿著圓領袍、士庶禮服穿盤領衣。
此外，婦女也被禁止穿著受胡風影響的“窄袖短衣”，要求穿“大袖交領，衣長至足”的團衫為禮服。
當然，明代初年統一全國的時候，黃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區都已經先後經歷了遼、金、元三代大約300多年的統治，因此在衣冠制度上早就不不知不覺中受到了邊境民族的影響。
也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即位第二個月，就發佈詔令，革除“胡服”，衣冠復古。此後，才一遍又一遍地發佈命令，全方位消除外來影響。而經過朱元璋的不懈努力後，終於“一洗胡俗，民皆復古”。
經過洪武年間持之以恆的“清理胡服”運動，影響中國上百年的女真、蒙古服飾影響逐漸消退，胡漢之間的界限變得清晰起來：
束髮於頂、戴四方平頂、穿著盤領衣，此為“華制”；
辮髮椎髻、深簷胡帽、窄袖短衣，則為“胡風”。
最後，“大明衣冠”更是成為明亡以後，無數遺民心中念念不忘的故國精神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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