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元朝、金朝、遼朝、清朝是少數民族政權，但屬於中國歷史。從上古迄於先秦，中國就完成了民族融合和統一的基業，以華夏為主幹，納入許多其他民族，後世如東夷、南蠻、西戌、北狄之類不斷融入中國，使中國廣土眾民，他們都是中國人，他們的歷史也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談到國家凝成和民族融合，秦始皇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國家凝成，體現為秦一統天下，結束了封建諸候割據狀態，實行郡縣制，建立大一統的封建中央集權專制，對中國封建社會影響深遠，千載猶行秦法政。民族融合，體現為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成為漢民族，並通過車同軌、書同文、度同制、行同倫，加深民族融合，從根本上避免了國家分裂，使統一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指出，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1個文明社會，中國是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中國社會是文明特徵保留得最為完整的樣本，而這一偉大成就正得自於“統一的文化”。統一中國是秦始皇的偉大歷史功績，此後法家政治權力思想和儒家意識形態的高度聯鎮整合維持了國家大一統的局面。
在很遠的古代，這些少數民族與華夏族同源。
六七千年以前，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諸氏族正處在繁榮的母系氏族社會，有許多氏族部落分別從東、西兩個方向，逐步向肥沃富饒的黃河中游黃土平原移動。後來，他們終於在中原地區匯合，並同當地的部落集團融合，而成為歷史上進入文明時代最早的華夏族。
匈奴出於夏。匈奴人的先祖是夏王朝的末代國王夏桀的遺民，向西遷移的過程中融合了月氏、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的白種人；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把匈奴名稱的演變作了系統的概括，認為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都是後世所謂的匈奴。東胡因居匈奴(胡)以東而得名。春秋戰國以來，南鄰燕國，後為燕將秦開所破，遷於西遼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倫河流域。燕築長城以防其侵襲。秦末，東胡強盛，其首領曾向匈奴要求名馬、閼氏和土地，後為匈奴冒頓單于擊敗。退居烏桓山的一支稱為烏桓；退居鮮卑山的一支稱鮮卑。
自漢武帝起，強悍的匈奴被趕出漠南，分裂成南匈奴與北匈奴，東漢末年，烏桓為曹操所滅，鮮卑勢力強大。從晉朝到五胡亂華時期，鮮卑分成東、北、西三大部落，吐谷渾是西鮮卑的後裔，鮮卑參與五胡亂華。公元45年鮮卑跟隨匈奴侵擾邊境，鮮卑才作為民族實體被中原王朝所知。匈奴分裂後，鮮卑族逐漸擺脫其控制。85年和87年，鮮卑兩次攻打匈奴，反抗壓迫。91年，受到東漢和南匈奴打擊的北匈奴被迫遷往中亞，鮮卑族趁機佔據蒙古草原。二世紀中葉，檀石槐率部統一鮮卑各部，檀石槐死後，鮮卑陷入分裂。三世紀前葉，軻比能重新統一東部和中部鮮卑，但軻比能死後，各部落又開始獨立發展。在此期間，鮮卑同中央王朝時和時戰。
十六國時期，鮮卑各部落趁中原混亂不堪，先後建立國家。385年，拓跋部建立北魏，並在439年統一北方。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大舉漢化。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557年，北周取代西魏。鮮卑族共建立十個國家。另外在青海、甘肅一帶，還有由鮮卑慕容部分化出來的吐谷渾政權，直到663年才被吐蕃吞併。鮮卑族建立政權後，部落大都解體，人民多轉向定居農業生產，隨著封建化進程的加深，同各民族的融合加快。到了隋唐時期，鮮卑作為民族實體和政權實體融入到其他民族中，逐漸消亡。
羌屬姜氏。羌族尊稱周武王為滅商復羌的大英雄，而周武王是黃帝姬姓的直系後代，所以羌族是黃帝的後代無誤。大禹也是黃帝的直系後代，可以說漢羌同源，羌族也是黃帝的後代。
氐出有扈氏。原在中國北部和西部的廣大地區遊牧，殷代和西周，氐族還未從羌族中分化出來。春秋戰國時，開始以氐作為族稱，但仍多以“氐羌”並提。可見氐族雖已出現，但與羌族的關係仍極密切。從東漢起陸續內遷，主要居住在今陝西、甘肅、四川等廣大地區。從事畜牧、農業。魏晉時大量接受漢族文化和生產技術。氐族最終形成單一民族，是由於有些羌人部落從高原遷徙河谷，由遊牧轉向農耕，並在與四周漢族日益頻繁的接觸中，受漢族先進經濟與文化的影響，以致其語言、經濟、文化都發生了一些變化所致。
靺鞨一直在中國東北生存，周代、秦朝、西漢時，被喚作肅慎，東漢到魏晉謂之挹婁，南北朝稱勿吉，隋唐時叫靺鞨。突厥汗國(552年~630年，682年~745年)是六世紀中葉崛起於漠北的由突厥人建立的以遊牧為主的部落聯盟國家。583年因隋分化離間突厥分裂為東突厥、西突厥，並分別於630年與657年亡於唐。682年後突厥復國，至745年為回紇汗國所滅，東西突厥前後共立國168年。
這些少數民族生長於華夏大地，為祖國的大江大河所養育，他們是中國版圖內的兄弟民族。
專家指出，距今17萬5千年前，阿爾濱阿城區交界鎮就有了人類先民。雄起於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在大定五年（公元1165年）修建朝元觀，對夏代諸帝王之陵進行奉祀，這是女真人融於夏、融於漢文化、融於炎黃的最好證明。考察松花江和黑龍江流域文化史發現，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滿洲（族）是活躍於中國歷史舞臺上的主要角色；在松花江中游，裨離、夫餘、豆莫羅、黃頭室韋等，是活躍於松遼、松嫩平原一帶的歷史角色；而在大興安嶺、松花江西南、嫩江流域，所謂的東胡人、鮮卑之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以及遼之耶律氏，金源之完顏氏，以及後來席捲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先祖為蒙兀室韋，曾生活在嫩江上游草原地帶，後西遷進入蒙古高原）之蒼狼、白鹿部落等，是喝松花江、嫩江水長大的。因此，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都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松花江養育的各族兒女與生活在中原大地以及江南各兄弟民族一起締造了偉大祖國的歷史和文化。
這些少數民族政權承襲中國傳統文化，自居於同宗之列。
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本沒有很深的民族界限，他們看重文化，遠過於看重血統。只有文化高低，沒有血統異同。中國史上所謂異民族，即無異於指著一種生活方式與文化意味不同的人民集團而言。在中國北部，因天然環境之不同，限於氣候土壤種種條件，中國內部農村文化，到此受到障礙，不能推進，於是環居著許多遊牧民族，與中國大部的農村生活隔成兩截。中國人對當時他們所謂的異民族，也並不想欺負他們，把他們吞滅或削除，只想同化他們，讓他們學得和自己同樣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習慣。這是中國人的對外政策，自名為“懷柔政策”的，這是一種使人心悅誠服，禁不住由衷記念我而自己軟化乃至同化的政策。中國人在此懷柔政策下，常常招致邊外的歸化人，讓他們遷移到邊疆以內，給以土地，教之稼穡，漸漸再施以中國傳統的教化，直到東漢末年，這一種邊內雜居的異民族，日漸地多了。尤其是三國以下，匈奴人居住在今山西太原以南的一帶，最稱繁盛。
其次，如鮮卑人居住在東北境的遼河兩岸，氐與羌人居住在西北的甘肅境。他們全都習得中國的農事生活，及相當的教育程度，他們在當時已無異於中國人之一部分了。乘著漢代末年的大饑荒，中央政府解體，各地土族憑藉固有的特殊勢力，群起割據，而那些由塞外內遷的胡人遂亦乘機興亂。這在當時，與其說是一種民族鬥爭，毋寧說是一種社會紛擾。因此不斷的紛擾，逼得西晉王室南渡，西元317年建都建康，即今南京，歷史上成為東晉。同時有大批北方士族隨政府南渡，遂形成了那時的中國正統。由東晉傳於宋、齊、梁、陳四朝，後代歷史上稱之為南朝。而北方則經歷了一百多年之長期混亂，歷史上稱之為五胡十六國之亂，北方終於合併為一個政府，這是一個擁戴鮮卑人為君主的政府，歷史上稱之為北魏，因以示別南朝，而又稱為北朝。北朝又分裂為東、西二政府，東魏、西魏以及北齊、北周，最後到隋朝起，又把中國南北統一。
在長期的紛擾中，當時中國雖分為南、北兩方，但實在全部應該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系統，絕不能說那時的北方，已經不是中國文化而另有一種異族胡人文化。那時雖有大批中國士族，隨著東晉王室南渡長江，但大部分的中國士族，依然保留在北方並未南遷。他們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北方的繼承人和保護人。當時北方政府，雖擁戴胡人為君主，但實際政治的主持與推行，則大部還在中國士族手裡。當時中國北方士族，他們曾盡了教育同化胡人之極大努力。從某一方面說，他們恰如西方的基督教會，曾在中世紀裡也盡了教導開化北方蠻族的功能。只是西方基督教會並不直接羅馬傳統，而為當時的一種新興勢力，而中國北朝時代的北方士族，則在歷史上並非一種特起的與中國人素不相干的異民族，他乃直接自東漢以來在社會上已經形成的一種組織與機能，不過在此紛亂狀態下更能見其特殊有意義的貢獻而已。因為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會，並非直接羅馬政治傳統，故而他們要另自組織，形成一種非政治的宗教勢力，將來不免與北方蠻族新興的政治勢力相沖突，而在此蠻族的新政權機能未達十分完成之前，便有一段所謂的西方“封建時期”。
在中國則北方士族直接兩漢傳統而來，因此北朝政府裡雖摻進許多胡人，但其政治上大傳統，依然沿襲兩漢文治政府之規範，雖在小節目上，不免有許多差異，但大條理法則，則並無變動。因此當時中國雖分南北兩政府，但此兩政府同樣是沿襲秦、漢以來郡縣國家文治政府之規範，在中國史上不致再有一個封建社會出現。魏晉南北朝時期，實在是繼續著春秋以前完成了中國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與國家凝成的大貢獻。這實在可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經過嚴重測驗之下的一種強有力的表現。
自秦漢迄於南北朝，中國民族又吸納了匈奴、鮮卑、氐、羌等少數民族，進一步融成一個更新更大的中國民族。從隋唐迄於元未，中國民族又匯入新成分，如女真、契丹、蒙古之類，形成明代之中國人。直自滿清入關至現代，中國民族又添新成員，如滿、藏、回、苗、瑤等，就是現代的中國人。中國文化有強大的堅韌性和同化力，文化根基不變，不斷吸收和融合外來民族及其文化，使之成為中國人，並豐富中國文化，這主要歸功於中國民族發達的德性與優質的文化內涵。（參考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辛德勇《史記新本校勘》、蔣秀松《關於東北民族源流的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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