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極簡歐洲史》，其中談到歐洲的王為何權力日增，卻從來沒有能夠東方的君主那樣予取予求，是因為他們得到權力的初期，面對的局面就是“
並非所有東西都歸國王所有。”
作者約翰·赫斯特這樣寫道：“東方的專制君主把領土上的一切都據為己有，如果需要什麼物資，只要沒收某人物產或派兵到市集拿一堆東西回來就是。歐洲的政府，卻從未這樣做過。”
這話讓人不忿，尤其是在私有財產權利得到保障的今天，赫斯特筆下的東方君主形象宛如強盜，讓人不得不頓起反駁之心。但翻翻史料，他說的這兩種情況，還真都發生過，並非信筆。
就拿唐朝來說。唐太宗李世民很瞧不上商賈，他曾囑咐房玄齡：“朝廷的各種職位，都是為賢德之人預備的，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眾，只許他們發財，不許他們出仕，和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因此，唐初還特別規定商賈之流只能衣皂，一身黑衣，白天出街，誰見誰側目。
但就是這麼不喜歡商人的李世民，給手底下鍾愛的賢人君子找錢時，還是把眼睛盯在了商人們身上。唐高祖有言傳下：“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唐太宗又有言傳下：“五品以上，不得入市。”食祿之人的祿，只能靠自己的“職分田”。但唐初輕徭薄賦，田賦既然不多，當然不足以養活龐大的官吏階層。
怎麼辦。唐太宗想出了“公廨錢制度”，對天下人進行資產清查，按資產數定為九等，而且要“每歲一造冊，三年一造籍”。貞觀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唐太宗下達敕令，准許當時長安城內的七十多所衙門，選取“身能估販，家足資材”的商人九人，號稱“捉錢令史”。表面上是給了商人們分享權力的機會，實則是官家的空手套白狼。
公廨錢，就是這些“捉錢令史”向這七十多所衙門每年貸款五萬錢，自行經營增值，每月繳納利錢四千錢，年利率接近百分之百。這就是一筆名不正言不順的稅外之稅，和直接帶著兵卒上門抄家沒有任何區別。而且更可能的情況是，這些本來就賬面虧空的公家，並不會真的貸款給商人們，但連本帶利收回時，是一分錢都不能少的。
“公廨錢制度”在長安城試行之後，“效果”很好，很快就推行了。長安城有富戶七百，全天下富戶不知凡幾，不是富戶，卻被誤認為富戶，而每年被無端掠奪走大筆錢財的又不知凡幾。
還是說唐代。《賣炭翁》膾炙人口，“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一車千餘斤的木炭，用半匹紅綃加一丈綾就買走了。粗略算算，這位賣炭的老人辛辛苦苦忙活得一車炭，全指著他換明年一年的安泰，結果換來的口糧連半年都支撐不到。這兩位宮中來的黃衣使者，豈非和明搶沒有任何區別。
這裡不說白居易的社會批判意識和作品的文學價值，只說造成明搶的原因——宮市制度。唐朝城市營建實行坊市制，“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星羅棋佈之間，東西各有兩大商業集散地，曰東市和西市。其實，東市和西市之間，還有一塊區域，是專供皇城的，叫作宮市。
唐德宗到唐順宗年間，皇宮如果要購置物資，會讓 “內中市買使”（後改稱“宮市使”）去採購，錢貨當場交清。因為無人監督，久而久之就成弊病，專有所謂“白望”從中周旋，看見中意的商品，就低價收購，以致於“白取其物，不還其價。”
對於這種制度，韓愈在《順宗實錄》中點中了其實質：“名為宮市，而實奪之。”他還講了一個與《賣炭翁》類似的例子。有農夫進城販柴，被“白望”看見了，說這柴宮市要了，只付給他幾尺絹，還向他索要“門戶錢”，最過分的是，要農夫用自己的驢把柴送進宮。農夫自然不幹，痛哭流涕，說這買賣沒法做，要把絹還給宦官。宦官偏要強買，農夫氣極之下，打了他一頓，被巡查的官吏抓住了，德宗知道後，賜了農夫十匹絹。韓愈接著寫道：“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這項“民不堪命”的惡政，到唐順宗登基後才逐步廢除，還是諫官御史數奏之下，才開始著手。
也是萬幸，但商戶們不能指望所有的強買強賣都通過打人來解決，也不能指望所有的惡政都可以靠換個賢明的天子來廢除，因為活著是自己的，活著的每分每秒都是自己的，可想而知如《賣炭翁》所述的悲慘故事當不是個例。
所以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寫到：“宮市者，乃貞元末年最為病民之政。”雖然公廨錢制度和宮市最終都在改革進程中被廢除了，但歷史總是反覆的，同樣的事情，漢唐宋明哪一朝沒有發生過。每一次清查，都是一發危險的信號，讓人不得不縮起脖子來，謹防著不知何時就會落下的刀子。
一時竟無言以對。
閱讀更多 鍛彰趣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