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书稿《董元奔史论集》共800余篇，每篇1000-2000字，篇幅虽短但是容量很大，而且逻辑性强。本刊按历史时序选发书稿中从战国时期到民国时期的史论，战国时期之前的篇章将在民国时期之后选发。本篇为汉元帝时期（前48-前33）第一篇。
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8）冬，宣帝驾崩，汉元帝刘奭继位，次年春改元初元。汉元帝刘奭继位伊始，就确立了儒学治国，怀柔理政的理念。汉元帝有这个理念，是与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
首先，刘奭做太子期间，成长于忧患之中。汉宣帝即位时，刘奭还不满周岁，没多久，权臣霍光就设计毒死了汉宣帝的皇后——刘奭的生母许平君，霍光把自己的女儿霍成君嫁给汉宣帝，并被立为新皇后，本来可以成为太子的刘奭就只能被汉宣帝给晾起来了。汉宣帝不满霍光专权，自然也就不喜欢霍后，而霍后为人歹毒，为了防止刘奭被害，汉宣帝安排信得过的宫人好生抚育刘奭，而且始终不敢懈怠。直到霍光重病缠身且病危时，刘奭才被立为太子。在霍光专权的年月里，渐渐长大了的刘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自然就会多加小心，长此以往，刘奭就形成了阴盛阳衰，甚至优柔寡断的心理状态，因此，他不喜欢武枪弄刀，只爱读书习字。
其次，刘奭深受老师萧望之的影响。汉宣帝虽然不满刘奭的阴盛阳衰，但是考虑到其母亲许平君的冤枉，加之刘奭是长子，立他为储君的念头从未改变。考虑到刘奭爱文恶武，汉宣帝便派大儒萧望之精心教育刘奭。萧望之善治《齐诗》，又是《鲁论语》的知名传人，是一个典型的儒者。萧望之崇尚皇权的高度集中，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萧望之也反对强化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能缺少的法治，主张用儒士充任各级官员，推行社会教化，减轻各类刑罚。
汉宣帝亲政之后，特别是诛灭霍光满门之后，他一改过去在霍光面前唯唯诺诺的伪装，大刀阔斧的改革吏治，强化法制建设力度，他曾祖父汉武帝的风度在他身上开始显露出来。已经长大了，并且接受了一定的儒学教育的太子刘奭不满父皇的“苛政”，曾经规劝宣帝，惹宣帝生气和对将来刘奭执政的担忧。
刘奭继位后，迅速推行重儒轻法的政策，并要求各州郡定期向朝廷推荐儒士。据《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载：初元元年（前47）秋，琅琊郡向朝廷推荐儒士王吉和贡禹，汉元帝派使者前往征召。王吉死于进京途中，贡禹则顺利抵京，被汉元帝拜为谏大夫。汉元帝虚心向贡禹询问治国理政之策，贡禹便向汉元帝上奏了折子，折子的主要内容是劝谏汉元帝改变汉武帝、汉宣帝时期宫廷多蓄宫女以至于“内多怨女，外多旷夫”的荒淫做法，劝谏汉元帝改变汉武帝、汉宣帝时期宫内多养马匹，多藏金钱、财物、鸟兽的奢侈做法。贡禹希望汉元帝保留宫女二十人即可，马驹数十匹即可，做到施恩于民，藏富于民。
汉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但是落实得不够完美。其实作为皇帝，对臣子的建议有所落实，就已经难能可贵了；作为谏臣，贡禹的建议被皇帝采纳了一部分，他也是知足的，算是尽到了谏臣的责任。但是，司马光（字君实）却批评贡禹迂腐。司马光说，“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司马光认为贡禹劝汉元帝节俭，等于没劝，因为汉元帝本来就是个节俭的人，他认为贡禹应该劝汉元帝改变优柔寡断的性格，改变重儒轻武的国策。司马光最后责备贡禹“知而不言，为罪愈大也”。
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已经知道，汉元帝的阴柔性格和重儒国策是他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形成的，连他的父皇汉宣帝生前都难以改变他，何况一个谏臣呢？更重要的是，汉元帝即位时，父皇给他安排的第一顾命大臣是外戚史高，此人是一个典型的政客。而那时宦官的势力也在史高纵容下显得非常嚣张。正是因为“天生”的优柔寡断的性格，汉元帝才没有魄力对外戚和宦官痛下杀手，但是好歹他也是个熟读史书的天子，于是，重用儒士成为汉元帝遏制或平衡外戚和宦官势力的唯一手段，而贡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汉元帝征召的。司马光责备贡禹不善于进谏，难道司马光希望贡禹上书汉元帝把自己的谏大夫给撤了吗？所谓迂腐的，其实不是贡禹，而是责备贡禹的司马君实啊！
【作者简介】董元奔，字奔辕，号时雨斋人，1971年生于江苏苏北，高等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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