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个非常奇特和发展失衡的时代。一方面，北宋经济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两千万，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经济文化繁荣。另一方面，北宋军队数量庞大，却在面对外族侵略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繁荣，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北宋军事上“积弱”，经济上“积贫”，被后世人们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贫弱的一个朝代”。
北宋是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
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国都东京被金军攻破，金军俘虏宋徽宗和宋钦帝父子俩，以及宋室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回国。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被掳掠一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上演，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立国167年的北宋由此灭亡。
北宋的灭亡令人扼腕叹息，宋室的悲惨遭遇让人热泪满襟。
北宋灭亡的原因，后世有很多的解读，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但司马光实施的“元祐更化”加快了北宋的灭亡是毋庸置疑的。
司马光实施的“元祐更化”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安石变法，北宋最后的余晖
北宋发展到宋神宗时期，北宋立朝后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产生了居大 的弊端，吏治上的“冗员”）、军事上的“冗兵”、财政上的“冗费”，使得宋室朝廷危机四伏。
宋神宗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北宋最后的余晖
王安石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内容庞大纷杂，变法过程曲折繁复，虽然有诸多弊端，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经济方面：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军事方面：军队士兵素质提高，马匹数量大幅提高，武器数量质量明显改善。宋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收复羌族三十万帐，是北宋军事上最大的胜利。
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继去世后，宋哲宗即位，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全被废掉，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年）底，六十七岁的司马光任宰相，到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去世，司马光只担任了八个月的宰相。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法，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任宰相期间就做了一件事：废除新法，恢复旧法。
全面废除新法，不论好坏，全部废除，态度激烈迅猛。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吕公著、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增加保守派的力量。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变法派主要人物章惇被迫赋闲，蔡确贬死于新州，吕惠卿在谪籍。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
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
为何司马光如此痛恨新法
司马光十九岁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历任判官、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宋神宗时任御史中丞。可以看出，司马光进入官场后，主要从事的文字工作，没有主政地方的经历，这使他对政务民事、地方经济在主观和客观上缺乏深刻的了解，对朝廷政策的弊端没有足够的认识。
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在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因反对变法，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拒绝出任枢密副使的职务，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时间长达15年。
这样的结果让司马光产生一起恼怒情绪，司马光出身士族，千辛万苦科举高中，出仕做官是唯一选择，出将入相是终极目标，政见不同无奈离开只是权宜之计，编纂《资治通鉴》只是文人情怀的表现 ，署理政务才是主业，悠长岁月的忍耐是无奈的，同时也在蓄积质变，在有了发泄的时机时，往往是变本加厉激烈迅猛的表现出来。
司马光要求自己的言谈举止都要符合礼制法度
司马光严格的以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的做事规则，甚至言谈举止都要符合礼制法度，为人以孝为先，刚正不阿，生活简朴，堪称道德楷模。他坚持以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在他的心目中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尽管人们认为他心中的目标是过时，腐朽的，但他认为是神圣的，是心中的圭臬。
司马光以宗法的角度来看待新法，便无视新法巨大的成果，新法的弊端和缺陷无限放大。在他看来，新法表现为一无是处，祸国殃民。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司马光除尽罢新法外却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针，造成对外军事失利，经济混乱，国势颓危。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尽管司马光已“龄发愈衰，精力愈耗”，他认为废除新法，就要扫除支持新法的变法官员，必须不加甄别全部打击，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
新旧党争，北宋朝廷走向衰亡
司马光废除新法，严厉打击变法派的斗争，使变法之初的政见不同，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
司马光去世后，高太后继续废除新法，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变法派人士几乎全部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此时党争沦落为意气之争，朝中政务无人料理，政治风气日趋崩坏。
元祐九年（1094年），高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章惇进京出任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章惇当政期间，对保守派官员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为哲宗所止。
到了宋徽宗时期，章惇获罪被贬逐，宋徽宗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化解新旧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宋徽宗启用蔡京。蔡京当政，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定为奸党。北宋朝廷就在新旧党争产生的权力更迭中，快速衰微，直到靖康之变的发生。
“元祐更化”时，司马光无视新法取得的成绩，以个人好恶凌驾于国计民生之上，全面废除新法，却又无法提出有效的政策方针。以意气之争对待朝中持不同政见的官员，使政见的异同演变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北宋灭亡的责任不能全由司马光来承担，但至少是主要责任者之一。
閱讀更多 愛冬的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