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敕出中书门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系衔。”
自北宋以来，从唐朝流传下来的“大敕系衔”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大敕系衔”存在开始，就和中书门下的宰相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项对于使相的优待政策，在经历了由所有敕牒均可列衔到仅限于“大敕”的演变之后，逐渐成为了北宋时期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之一，在我国古代的宰相制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大敕系衔”设立主要依托三大方向：中书门下体系、统治者重视度、朝堂局势
“大敕系衔”的设立其实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使相制度，从职衔上来看，这种制度和中书门下的宰相制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中书门下制度是在唐玄宗时期开始出现的，同一时期，使相制度也逐渐萌芽。
根据《唐会要》中记载的文字可以推断出，大约在公元723年，中书门下体制正式建立，这同时也为使相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大敕系衔”埋下了伏笔。
在北宋前期，“大敕系衔”可以说是对于使相的一种优待制度，所谓的“大敕系衔”就是说每当朝廷有重大的敕命要颁布之时，使相拥有和中书门下官员并排的权力，列衔于当时敕牒制度的末尾。
在中书门下体制渐渐完善的过程中，使相制度也渐趋发展完备。与此同时，使相敕尾列衔的制度，自建立以来，也经历了一个由所有敕牒都能列衔到仅限于“大敕”的发展演变过程，后来到了宋神宗元丰时期，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管理国家职衔制度，改革中书体制，“大敕系衔”制度最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唐末五代之际一直到北宋前期，由于政权的更迭，国家的政局一直十分动荡，功臣悍将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严重威胁到了朝堂中其他官员的地位和利益。根据可靠的数据显示，正常情况下，使相的数量应该在十几人左右。
但是在唐末到北宋前期这段时间里，使相人数都达到了三十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使相的人员突然增多，给朝廷造成了严重的压力。所以，使相的权限开始由最初的不限权限演变为仅限于“大敕系衔”。
使相不同于宰相，它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表，而宰相确实一种职位，如果继续维持使相列衔敕尾的待遇不加任何限制的话，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给统治者的管理带去很大的麻烦。为了避免这种麻烦的发生，也为了稳固自己在朝中大臣心目中的地位，经过再三的考虑，并且结合了当时许多大臣的意见以后，就有了“大敕系衔”这种比较折中的办法。
这种折中的方案被颁布以后，受到了不少大臣的支持，在《容斋三笔》中有一段文字详细记载了“大敕系衔”确定以后的情形：
八月，閤门详定合班杂座仪: 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事( 以上为宰相，或谓之宰臣) 、亲王、使相( 枢密使、留守、节度、京尹兼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尚书令、太师、太尉、太傅……
从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朝堂中官员的秩序一片井然有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与，而且有利于北宋王朝政治发展的。
“大敕系衔”拥有两大职能：“承认”与“彰显”使相的身份和地位
“大敕系衔”作为北宋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在《文献通考》卷五九中曾有过一段文字讲述了这项优待政策的由来：
学士窦仪曰: “谷之所陈，非承平时事，不足援据。今皇帝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
帝闻之曰: “仪之言是矣。”即命太宗书敕以赐之。”
到底何为“大敕系衔”，它又在朝政事物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简要来说，“大敕系衔”虽然属于宋王朝敕命颁行制度中的一环，但是在实际的朝政事物的文书运作中，并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用处的话，那么它的用处仅在于承认和彰显使相的身份和地位，主要表现为一种虚化的优待而已。
使相之所以拥有“大敕系衔”的资格，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所带的“宰相”身份。在北宋时期，并不是每一个官职都能够隶属于宰相的头衔之下，能够标志宰相身份。
在北宋时期，中书门下是北宋前期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之后又罗列了许多其他的职衔，比如“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这四种官职都是中书门下官员的头衔，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的正副宰相。其中，中书令、同平章事、侍中属于宰相，而参知政事则属于副相。
所以，北宋前期的正宰相职衔，也就是使相可以带有的宰相职衔，实际上就是指中书令、侍中和同平章事这三种。这些带有中书门下职衔的使相被视为等同于宰相的官职，他们的上事仪式在中书门下举行，虽然另有差遣，但是并不在朝堂之上供职，较为特殊的地方是，即使他们不在朝堂上供职，却依然拥有“宰相”之名。
人们在尊称这些人为“侍中，令公”之时，同样也将其尊称为“相国，相公”等。受到统治者的优待，这也是“大敕系衔”独特的地方之所在，在马端临的《长编》中曾有文字记载详细记载了带有“宰相”头衔受到的“大敕系衔”的优待：
“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
——《以阶易官寄禄新格》
可见，这种折中的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支持，不少朝中大臣愿意主动自觉的服从这种政治制度。
“大敕系衔”实为虚化的优待策略，与中书门下体制紧密挂钩，缓解官员之间比例过于悬殊的问题
上文已经说到，北宋时期的“大敕系衔”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虚化的优待政策，这种优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安抚朝中大臣内心的不满与不平。在北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统治者需要能够信得过的贤臣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稳定朝中秩序，巩固自己的刚刚建立的政权。
这个时候，如果由于官员之间的身份地位悬殊过大，或者是由于某些贤臣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统治者轻信于小人之恶语，而忽视真正的贤臣，必然会给国家的统治带去不小的麻烦。
这种优待政策的提出，一方面缓解了当时官员之间比例过于悬殊的问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笼络人心，让朝中大臣看到君主对于贤良之臣的重视，只有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与爱戴，这些贤臣才愿意主动为新建立的王朝发展献计。
久而久之，朝中大臣们耳濡目染，就逐渐少了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斗争，都愿意为北宋王朝的建立出谋划策。良好的政治气氛在朝堂中形成，各种治国方案纷至沓来，统治者自然而然便可治国有方。
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我国古代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低速发展的状态。北宋政权建立以来，统治者极力想恢复“盛唐”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在政治氛围如此和谐的情况下，北宋前期的经济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许多新的农业生产工具都在这个时期被发明出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也由此大大提升。
文化在这个时期也到了很大的发展，百姓的思想随着开放的政治气氛得到了相当大的解放，在劳有所息的时候，人们的娱乐活动也逐渐增多，这直接为后来“瓦舍”等娱乐性场所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得各种文化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总的来说，“大敕系衔”制度渊源于唐朝，至宋神宗元丰改制而终止，虽然它并不算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但是却是北宋前期一项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和中书门下的体制息息相关，同时又紧密关联着唐宋时期官职和使差之间从分离到整合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北宋的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这项优待政策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却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后来的统治者带去了一点积极的借鉴意义。适当的实行某种优待政策，其实也是安抚朝中大臣的一项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宋史》
《宋会要》
《东京梦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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