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工资？照样贪
北宋王朝一大惹人羡慕之处，就是官员空前高的工资。以几百年后清朝学者赵翼的羡慕说，那真是“宋制禄之厚”。北宋宰相级别的高官，每月正俸（基本工资）就有三百贯，另外还有“加俸”“职田”各类补贴。就算“包青天”包拯当年开封府知府这一级别的官职，每年就有2000多石米粮的“职田”收入，加上粮棉等各种补贴，“工资基本不动”就能过上豪奢生活。
如此优厚待遇，自然是为了叫高官们忠心报国，清清白白为大宋做事。但最叫后人大跌眼镜的，却也正是这事儿：到了北宋立国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宋徽宗年间，高工资的北宋朝堂上，却也“腐”的吓人，以《宋会要》的原画，就是“贿赂公行，莫之能禁”。以至于金兵气势汹汹杀来时，宋军好些部队，竟连军粮装备都被贪掉，兵马竟都是“吃空饷”吃出来的虚数，只能眼睁睁被人砍……
如此雷景象，也正如羡慕过北宋高工资的赵翼，另一声愤怒斥责：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怨痛结于民心，故至此也——北宋亡国，说是亡于金国，不如说，就是活活贪死的。
那么，有如此高薪水的北宋，为何还拦不住一代代贪官们，撒开手脚玩命贪。最关键原因，却是北宋在一件事上出了毛病：执法！
二、曾经执法必严
北宋从开国起，就定下了优礼士大夫的国家制度。但在宋太祖赵匡胤建国时，“优礼士大夫”却也有个没商量的条件：什么错都能原谅，贪污腐败不原谅。所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就是宋朝的开国原则。
对这个原则，宋朝前几任皇帝，都曾经奉行不辍。比如宋太祖年间，就有太子中舍王治和监察御史闾丘舜卿因挪用公款被“弃市”。还有太子洗马赵瑜等人因受贿被流放刺配。到了宋太宗在位的二十年里，对待贪污腐败，更是见一个杀一个。仅京中官员因腐败被杀的案件，就是数十起之多。另外还有多人流放坐牢。而且也正是在宋太宗时代，官员贪污腐败，甚至到了“遇赦不赦”的地步。想等大赦天下？贪官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当然，那个时候的大宋朝，官员工资还没有后来那么高。以北宋官员杨亿的叫苦说，宋初官员的工资，哪怕是朝中高官，却也只有唐朝官员工资的五分之一。大宋传说中的高工资，还是从宋真宗签过《澶渊之盟》，北方暂无战事后开始的，从此后就一涨再涨。那北宋的官员风气，是不是从宋真宗时期开始变坏？
事实是，宋真宗虽然给官员们涨了工资，而且也不像父亲伯父（宋太宗宋太祖）那样见了贪官就杀，但是惩贪的力度也绝不手软。从宋真宗年间起，京城开始设立提刑纠查司，专门监督官员司法腐败，而且专门编订《会计录》，甚至地方财政收支，等于是活活给官员们加了好几道笼子。一旦发现腐败现象，虽然不再动不动就处死，但刺配充军抄家也是免不了，敢伸手就后半辈子尽毁。
这个官员高工资且风气极好的时代，后世学者们也是好评不断：“君明臣良，家给自足”。可以说，北宋一直到这时，吏治的风气，还是相对清明。不止因为优厚的待遇，更因执法到位的原则。可接下来，大宋的情况就变了。
三、坑死大宋的“宽仁”
待到宋仁宗登基后，北宋正处于经济文明空前发达的盛世阶段，宋仁宗本人以性情宽厚著称，满朝的“名臣名相”，也多是“宽和”的人物。于是朝中的大小事务，一切都以“宽仁”为本。些许的“小错”，再也不会像太宗真宗朝那样一查到底。
比如宋仁宗年间，就曾有个出名的案子：北宋天圣八年（1030），监翰林司阁门副使郭承佑贪污事发，按照北宋法律，本该刺字流放。但毕竟是自己一直比较赏识的官员，重感情的宋仁宗竟然同情心大发，特意下令“免刺除名，配岳州衙前编管”。这个口子一开，一个新的处罚方式诞生了：“编管”。即虽然也是充军，但不用刺字，自然也不用承担繁重的苦役。自此以后，每当有贪官东窗事发，经常就以此案为由头大肆活动，想方设法给自己弄个“编管”。
贪污腐败的成本，自然一下就低了。
如此一来，北宋王朝的贪污腐败，自然是不知不觉就严重了。虽然宋仁宗一朝，出了包拯庞籍等清官。连宋仁宗都无奈哀叹大宋“臣庶之家，贵近之列，交通请托，巧诈营为”。但真实情况却更严重，以《宋史》记载，宋仁宗年间，各地的账目都是烂账一堆，大批公款被巧立名目拿走。甚至就连乡村闹灾，前来查勘的官员，都要收了钱才给你报灾，不然就是一堆苛捐杂税扔过来。宋仁宗时代的庞籍就愤怒斥责：为什么大宋的官员，不到二十年就贪到这地步。“盖由宽法所致”，就是执法太宽了。
可是，庞籍喊归喊，这以后的北宋王朝，执法却是越来越宽。这以后的北宋王朝，经历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新党旧党打的乌七八糟，但对贪污腐败的惩处，却是越来越松。甚至还有了贪污官员得到赦免后，没几年依然可以出来参加选官的离奇事。于是既然贪污腐败没了风险，当然也就越发突破尺度，终于有了宋徽宗年间，那腐败到毫无抵抗力的大宋，还有痛彻心扉的“靖康之耻”。
对腐败的宽仁，就是对民族的犯罪。看看北宋腐败的过程，就知大英雄岳飞那句“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绝非客气话，而是一个亲眼目睹北宋亡国的英雄，对江山社稷最简单的期盼。
閱讀更多 我們愛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