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1069年，而靖康之耻是1127年。
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之后仅仅58年，北宋就被灭亡了。
很多人认为：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北宋失去了富强的机会，导致了靖康之耻。
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
细读历史就会发现：王安石的变法，根本没有失败。相反，他的变法，可以说最终取得了彻底的圆满的成功。
不错，王安石后来确实被罢相了，继任的司马光也曾一度废除新法，但是，新法的敛财效果实在太诱人，以至于虽然几经反复，新法还是在进行了一些修改后被坚持了下来。后来的章惇蔡京等人为相所奉行的，都是熙宁新法。
不仅如此，新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也完全达到了，到蔡京为相的徽宗时期，朝廷不仅没有财政赤字，而且富的流油，不断的大兴土木。
事实上，在靖康之难的时候，北宋政府可以说要钱有钱，要兵有兵，要人有人，武器物资均不匮乏。综合国力可以说碾压金朝几个量级。
然而这样的国家，愣是让十几万金兵给灭了。
历史上，曾经有另外一个王朝也遭遇过敌人兵临首都城下的局面，那就是土木堡之变后的大明朝。
可以说，当时大明所面临的局面，比靖康时的北宋政府要险恶的多：国家最精锐的一线部队已经在土木堡全军覆没，皇帝被俘虏。北京城人心惶惶，守备空虚。
然而，大明朝愣是君臣一心，军民一心，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在如此恶劣的态势下，击退了敌军，保住了京城，也保住了大明朝的气运。
这里面功劳最大的，当然是一代名臣于谦。但是，仅仅把功劳归于于谦也是不合适的。毕竟，如果没有整个政府文臣武将的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于谦也是独木难支。
大明朝北京保卫战时候这种朝堂内外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局面，在靖康之役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
靖康之役，虽然有李纲等人竭力主张抗战，但是整个朝廷，可以说是一盘散沙，从上到下，人人心怀鬼胎，个个为自己打算，君有苟且之心，臣存偷生之念，官无节操，士无风骨，将无血性，文不以求和为耻，将不以战死为荣。
北宋之亡，是亡于人心。
靖康时，负责治理国家的整个精英阶层，已经彻底堕落了。那些他们本应该具备的美德比如忠诚和使命感，已经荡然无存了。
可是，仅仅在靖康之前的50年，北宋曾经拥有过一群（注意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品行高洁闪耀千古的名臣，比如司马光，比如苏东坡，比如郑侠，比如，王安石。
为什么，仅仅不到五十年时间，这个国家的读书人群体，就堕落成了这个样子？
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王安石。
王安石对国家最大的危害，不在于他的新法。而在于他开启了北宋的党争。而北宋的党争，败坏了读书人的人心。
政治观点的不同乃至对立，其实很正常。执政方针是否正确，任何时代也难免一个试错的过程。某些执政措施出现失误对国家造成一些伤害，只要及时纠正也不至于危及国运。
但是，如果人心坏了，尤其是治理整个国家的精英阶层的人心坏了，那这个国家就无可救药了。
王安石的变法，轻率冒进，一意孤行，排斥异己，不听取任何反对意见。为了推行新法，他将朝堂反对者清洗一空，同时不顾人品大肆提拔声称支持新法的新人，将大量人品卑劣的投机分子安排到领导岗位。
于是，整个国家的官僚系统，被强行撕裂成了水火不容的新党和旧党，开启了北宋的党争。这种党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的灭亡。
党争一旦开启，作为国家治理者的北宋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底线，就被不断的突破，直到最后彻底堕落。
司马光和王安石作虽然是政治对手，但两人的节操品行都属于一流。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没有难为被罢相的司马光，而起复后的司马光虽然将新法全部废除，却也没有难为王安石。
这两个人，还是有道德底线的。然而，王安石的继任者并没有这种底线。
我觉得：北宋精英阶层整体性的的道德堕落，是以一件事情为标志的，那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一起文字狱。自古以来，搞文字狱的人无非是两个目的：一个是打击对手，一个是邀宠佞进。今天也不例外。
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元丰二年），此时，距离靖康之耻还有48年。案件当事人是苏轼，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苏轼其实并不反对变法，但是他受不了王安石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变法，也难以接受王安石的一些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变法措施比如青苗法等。因此被朝廷排挤外放。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这种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但他偏偏嘴欠，在里面说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确实是牛人，这两句话，骂人不带脏字。里面的“新进”，是嘲讽王安石火箭式提拔的新党。而里面的“生事”，则是嘲笑王安石变法。
这句话，一下惹怒了朝廷里的某些“新进”们。
这些人话费了数月时间，去搜集苏轼的黑材料，把他多年来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挨个翻出来拿着放大镜找茬。
不得不说，苏轼同学确实有些嘴欠，他确实写过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而且写的很有才。
他讽刺青苗法扰民，使农民不得不频繁往城里跑，以至于小孩子都学会了城里口音：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他讽刺王安石以新法考核官员：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他讽刺农田水利法：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他讽刺食盐专卖让老百姓吃不起盐：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自命为朝廷正能量的新党把这些黑材料打包上奏给皇帝，称：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然后，群情汹汹，御史台连番上奏，要求皇帝将苏轼处以极刑。理由是：苏轼身为大v，天天为了涨粉丝蹭热点骂政府，流毒极广，必须斩首示众。
幸亏苏轼没去过外国大使馆，否则估计还会给他加个罪名：被外国势力收买诋毁政府。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被押往御史台的监狱审问。押运期间，苏轼一度试图自杀，因为怕连累家人才作罢。
御史台院子里有很多乌鸦，所以此案又称“乌台诗案”。
新党继续收集材料，将苏轼多年的作品收集起来，仔细研究。然后牵强附会，刻意曲解，栽赃嫁祸，必欲置其于死地。
审讯期间，苏轼被长期羁押，受尽了折磨，被主审官员反复羞辱谩骂，被迫写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承认自己确实因为对新法不满发过一些牢骚，但也仅此而已。
仅凭这些，很难置苏轼与死地。于是，新党一帮人做出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他们强行构陷苏轼，说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证据是苏轼的一首咏桧树的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新党一帮人撺掇朝廷副相王珪向皇帝举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这事办的连神宗皇帝都看不下去了：“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皇帝看不下去，很多人也看不下了。
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病重卧床的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皇帝最终没有理会新党强烈要求杀掉苏轼的呼声，将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乌台诗案，苏轼被关押4个月时间，终见天日。
到了黄州的苏轼，因为生活窘困，在一个东向的坡地上种田养家，给自己起了个外号：苏东坡。
如果说，乌台诗案前，新党旧党的党争还有底线和节操的话。乌台诗案后，双方的底线和节操就再也没有了。此后的双方的争斗，造谣构陷，栽赃嫁祸，无所不用其极，且手段越来越凶残，对对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自此，整个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风气彻底崩坏，读书人诚实善良忠诚和使命感等种种美德，彻底消失了。北宋从此不再拥有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这样人品节操勘为千古表率的读书人。
人心已经崩坏，当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这个群体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带领大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国捐躯，力挽狂澜。
乌台诗案48年后，靖康之役。
北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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